当可染先生朝斯夕斯、胸无旁骛地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不是如演说家那样带有着直接的目的性。它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更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的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但是他喜欢《麓山碑》、《张迁碑》、《张猛龙碑》、《爨宝子》、《爨龙颜》、《石门颂》、《石门铭》。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的、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他希望能做到“屋漏痕”,而且讲到怀素与颜真卿两人之间对书道峻极境界的论讨。颜真卿问怀素,汝师邬彤的书法如何?怀素说如折钗股。颜说,折钗股何如你的屋漏痕。两人相与大笑,是怀素青出于蓝矣。可染说用笔之际虽所向空无一物,然则胸中应觉艨艟之遇浪遏,冲波逆折而前,当此之时,笔锋必有生涩出焉,必有稚拙出焉。有生涩稚拙矣,然后再求大巧,则大巧即在其中,而不似水注玻璃,一顺而下,可惜无痕费精神,画了半天,没有留下足观的一笔。这颇似目下的画家某,不见其用笔,唯见春蚓之绕草,秋蛇之绾树,杂以五彩纷呈的乱点,谓为中西绘画之交融于斯集大成,不亦尘秽视听而轻当世之士乎?
可染先生是大画家,所以他的书法课正好安排在他的山水画课之前。我们深知此中所包含的深旨大义。可染先生在书法上所信守者无疑是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睿识。而据先生说,碑刻由于千百年的风雨袭蚀和兵燹磨砺,线条脱却了初刻时的锐利痕迹,书道所重的无起止之迹于此可问消息。这使我想起苦禅先生所不断提起的老子“善行无辙迹”的奥义。李可染和李苦禅先生用笔都不快,而其生涩高古可称同臻极境。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三十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五十岁后一扫而空,石破天惊,创旷古无双之结体用笔,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只觉铮铮其骨、磔磔其态,近之则畏,远之则敬。那是雕、是刻、是琢、是磨、是金、是铁,这种感受是灵魂的震撼。有一次可染先生笑谈:“邹佩珠(李可染夫人,编者注)批评我的结体不够美”,邹先生反唇相讥:“你写得好是不用说了,一点意见都不能提么?”我说:“求全之毁,邹先生是在欣赏你的‘不美’,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可染先生的字我行我素,决不苟合取容,是颇见他笔下之牛“时亦强犟”的性格的。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如“和”一定是“h赫——e哦”,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声音的上的“屋漏痕”吗?我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惋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那琴弦被先生控制得丝丝入扣,声声入耳,那真正是声音上的“屋漏痕”了。
李可染生平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徐州,13岁从师乡贤钱食芝学习传统山水画,16岁入上海私立美专师范科学习。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师从林风眠、法国名画家克罗多两位教授,研习西画。1943 年应聘为重庆国立艺专讲师,从事中国画教学、创作。1946 年应徐悲鸿之聘,为国立北平艺专中国画教授,同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可染先生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了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他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早已越出美术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寓所,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