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晚读：农业的起源（二）

目标

建议今日读完第二章：农业的起源。晚读读完五至八节。

章节拆解

1

天赐圣米

哈兰给出了许多例子，他相信不论是在地中海，还是中国或南美洲，农业都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礼物。（Enans，1993，41） 
笔者相信，“上帝”只是哈兰的一种修辞。那是包含巨大多样性的大自然将一种特异的小环境呈现出来，踏遍世界去采集和狩猎的人类，发现了这福地，环境的力量微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收割、加工、储藏、制造新型工具，在人满为患后一部分勇敢者带着积累的知识和种子，去尝试种植。“圣米”与福地，是其中的第一要素。农业不是产生于压力和困苦，相反，产生于野生谷物最丰饶的地带。

人类最早驯化的作物是麦、稻、粟，其余作物的驯化要晚些。何炳棣搜集的13条历代文献记载的“圣米”，竟无一条涉及粟。稻的驯化历史很可能不晚于粟，但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中，粟发挥了更大的、无与伦比的作用。粟以何种禀赋牵引着先人，多数情节还扑朔迷离。

2

相互驯化

讨论农业起源的多数著作涉及作物的驯化。这颇可理解，种植作物与野生植物的巨大差异，吸引着人们思考它们是何以完成的。但驯化在农业起源中的地位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这里，鸡与蛋的关系是清晰的。农业不是始于驯化，虽然驯化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功地驯化动植物并从此靠种植养殖谋生的人类，不再是过去的人类。人类极大地改变了被驯化物，后者也同样极大地驯化和改变了人类。走入农业后，人类的大部分成员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再也离不开土地，他们的全部生活节奏要跟随被他们驯化的作物，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时令耕地、播种、除草、收割、储藏。游动的自由从此诀别。农业民族的文化深深地浸染于农业，夏历二十四节气即是明证。他们的语言每每要借用被他们驯化的作物，周族之祖取号“后稷”，国之象征物曰“社稷”，祖与国尚且联名作物，遑论其他。 

3

阶级、市场与宗教 

笔者以为，若说阶级、市场、宗教是农业起源的第一推手，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似乎很勉强。第一推手来自上苍馈赠的巨大的诱惑，以后是技能积累、人口激增，被迫移民。而阶级、市场、宗教，几乎一定在领受农业刺激的第一时间，以它们彼此不同的举措，反馈、推动和加固农业。 
     

4

粟与稻 

汉代粟（即谷子）亩产281斤何以跌至1931年的164斤？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水稻与小麦随播种面积增大，单产逐渐增加；粟则在漫长的年代中单产随播种面积的缩小而减少。播种面积的此消彼长，是稻麦口感上的优势所使然。

1931年的播种面积中，稻麦分别是粟的2.4倍、2.8倍,1936年稻麦分别是粟的2.6倍、2.9倍。（吴慧，1985，201；经笔者计算）倚重越大的作物，培育愈深，故单产愈高；反之，日益边缘化的作物，难免呈现包括种子退化在内的全面颓势。且其中亦有复种因素的存在。

但是仔细对比1931-1947年的单产数据，可以看到，已经衰退的粟的单产仍高于小麦。如果对比1931年的粟与水稻在每亩地上的投入和产出，则粟是半斤/164斤；水稻是9斤/336斤。收获比率上粟占优势。

这是今天的算数逻辑。而如果放到原始时代，将守成既有与规避风险的考量加入，则粟是罕见的少风险、无风险的选择。不要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就是“秋收千颗子”也是巨大的诱惑。粟没有“圣米”的天降礼品的性质，其超群的繁衍力却是绵延不绝的。或许正是这一品性，令其身价百倍，成为百谷之长，也诱导先人走入农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