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8日）有媒体报道了近期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这篇文章由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地表水中“药物和个人护理品”成分。通过研究，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且浓度较高，另外还有90种非抗生素类的医药成分被检出。
在中国，水污染问题的存在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近些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水污染的严重性已经突破了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线，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公众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并且，不仅仅是地表水，有的地方的地下水污染也早已超过了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线。前不久有媒体曾报道了河北省无极县深达地下500米井水已不可用，当地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的调查（见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无极县皮革厂的伤天害理自肥式发展》）。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不仅威胁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也威胁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
水污染、空气污染是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又是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在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只要有资源，并且有相应的利用技术，就可以把资源开掘出来，采光用尽，而全无代际公平、永续发展的较远期考虑。把应该在100年甚至更多年中逐渐消耗的资源放在20年、30年内使用，从当代技术条件看似无障碍，但这些资源消耗所产生废弃物的消纳，却早已超过了环境所能容纳的能力。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在短期内产出惊人的GDP数字，可以为各种各样的财富榜输送几十、百十个榜单人物。但是，问题在于，恰恰是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人们承受如此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与其所享受的增长成果之间并无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甚至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反比例关系，那就是越是较少享受增长成果的人，就越是要更多地承受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因为一个人的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在局部改善生存条件，甚或通过移居而逃避某种环境。而这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正义问题。
因此，解决水污染、空气污染乃至整个环境恶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治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改善环境的问题，而是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来考量和着手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在决定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人民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必须以不能降低和恶化公众的实际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为底线。
据上述文章称，在地表水检出的68种抗生素中，总体浓度水平与检出频率均较高，其中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而一般工业发达国家则小于20纳克。对此，以前的相关报道也可佐证该文章所述研究结果。据报道，水利部对中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水资源进行调查的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污染问题而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些问题直接演化成了社会群体性骚乱事件。由此倒逼，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即使以降低经济增速为代价，也必须即刻着手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