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凤二年刻石》，廖廖十三字，无一字不浑成高古

杨守敬《评碑评帖记》：“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年）出土。高德裔考为鲁孝王时。王虚州称其书极古质，又断是隶书，极辩朱竹坨目为篆书之非。余谓此固是隶书，极辩朱竹坨目为篆书，亦未足讶也。昔人谓无波磔者谓之古隶，其此等之谓与？”这段话是从书体角度对此刻石的研究。由于古人没有今人见到的资料丰富，评论难免带有局限性，参看西汉简牍隶书墨迹研究此刻石，虽然其结构仍微妙的传达出篆意，但无疑已是成熟的隶书，其标志最基本变小篆圆转为方折，变小篆纵势为横势，变小篆“婉而通”的长线条为较短的隶书平直之笔。虽然是刻石，但明显带有简牍手写的意味，其“年”字的纵长之笔就是在简牍隶书中常见而在刻石隶书中鲜见的。杨守敬说此刻与东汉元初四年的“祀三公山碑”相类，原因似为二者都是无波磔的、带有篆书遗意的古隶。但二者相去一百七十余年。自然有着“古质而今妍”的时代悬隔，五凤二年石刻靠近当时手写体，自然的表现着由篆书向隶书的装饰意味去美化隶书，前者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自然表现，后者是对成熟隶书的艺术化加工，二者虽形象似，细察其中微妙消息，却有本质差别。

此刻石虽然字数不多，但能反映出醇古的西汉时代气息，并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从中我们既可体察到如简牍隶书中古人自然挥运的笔势映带的韵律，结字造型顺乎书写性的自然之美，又能在斑驳的石花中、平直排叠的字构中感受醇厚的金石意味。那方形的构图，三行间距的空阔足柬朗，字距之间的茂密之势，造成整幅作品外向张力与内在空灵的对立统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