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5月17日9时
地点：兰州市九州长江花园
采访：王秋林 段小平
我是1963年考上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学制五年。在兰州大学本科阶段学习了五年，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对之记忆非常深刻，那是一段美好的、富有诗情画意的时光。
我觉得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当时学校的环境好，不论是教学，还是其他生活，都是蒸蒸日上的。原因有“大气候”的问题，也有我们学校“小气候”的问题。大气候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高教部部长是蒋南翔，是大教育家。1961年高教部提出了六十条，全称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因共分十章、六十条，对教学工作有详细的规定，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我们学校的小环境是，兰州大学当时就是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都知道，江隆基校长既是革命家，又是一个大学者。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欧洲。他是经济学家，虽然终生没要教授头衔，但是学问很高。当时的副校长林迪生，是江校长的朋友，他们是日本留学时候的同学与革命同志，西北军政教育部的时候又是同事。林校长人非常和善，经常资助贫困学生。还有当时的副校长甄华，也是日本留学的，文学专业出身，转业前是少将。这些校长都德高望重。还有中层干部也非常强，比如后来当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支援大西北到了兰州大学，工作十分投入，38岁江校长就让他当教务长。崔乃夫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是我长期非常敬佩的。他几乎把当时兰州大学的一千多名老师都认识，哪个系的老师有什么特长他都了解，经常到各个系去听课。时隔几十年，我们系组织了系庆活动。他来参加基本上都能叫上名字（老教师），还一一问他们各自的学问搞得如何了。有这样的领导班子能够稳妥地执行政策，使得兰州大学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尽管那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觉得人们的精神面貌非常之好，欣欣向荣，大家一心想把学校建设得更好，老师想着教好学生，学生努力学习蔚然成风。
具体来说，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说一说：
一是当时学校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兰州大学解放前，全校才几百人，有的系就一两个老师。解放以后，学校大量引进人才，到江校长的时候，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突出。比如化学系，解放初时化学系人很少，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化学系成了全国有名的系，那个时候化学系的学生在全国很走俏，可以直接分到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我们中文系当时的教职工达到了90人。老师八十几个，有充分的时间备课、进修和搞学术研究。当时江校长规定，“一人两课，一课两人”，即一个老师要带两门课，不要多带，一门基础课，一门选修课，多了就庞杂不精。一课两人，每个主要的课程必须配备两个人，一个老师出外，另外一个就可以带，同时两个人还可以相互促进。当时的年轻老师是不能连轴转的，要全身心地备课。这学期上课，下学期备课，有的甚至上一学期的课，要备课一年，当然这一年也可以搞科研。老师们有很好的备课条件，讲课质量很高。那时候没有多媒体，但是老师们都有刻印好的讲义。师资建设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根据应该开哪个课程吸引老师，有目的地引进老师。当时的要求很严格，我们中文系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必须精通一门外语，不懂外文那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就从其他的地方调。
对老师，主要看特长。举个例子，当时我们的写作课，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主要训练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类的创作。写作课光讲理论效果是不好的，应当让作家去担任，但是作家少，能讲课的就更少了。当时生物系有一个助教叫郑重，他是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他有文学特长，当时写短篇小说很不错，他很希望到中文系培养学生。江校长知道后马上把他调到中文系，而且让他担任了写作教研室的主任。郑重的教学方法不是只给同学讲架构理论，而是用大量时间带学生到工厂农村去采访，深入群众，掌握素材，介绍他自己的作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所以为我们系上培养了一批很有出息的作家。郑重后来也成了全国的大作家，是《彭大将军》、《西安事变》的作者，后来兰大拍江隆基的片子，就是他和几个学生写成的本子。我觉得当时兰大的办学思路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
兰大很注意从著名高校引进师资，主要是从北大、南开、复旦、川大等高校引进，以北大的居多。当时还戏称兰大为“小北大”。光中文系在就1957年一年就从北大引进了10个本科生或研究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兰大引进的大批年轻教师为以后兰州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当时正好赶上毛主席强调教育要革命的时机，学校强调启发式的教育，强调学生的主动性。教学形式比较生动活泼，开始实行课堂讨论的方式，有老师和学生共同讲课的形式，讨论得很热烈。考试大部分采取开卷考试。开卷考试我觉得对大学生是很适用的，因为开卷考试能激发学生的思路，有利于培养他的创作性。当时不重视分数，也不从分数上排队，因为大学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不是学生哪门分数高就算是学得好，主要看他真正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样，学生就能够德智体全面发展。当时的文体活动相当地多，在大礼堂，几乎每周都有学生自动组织的文艺节目，有的是某个系组织的，有的是学校组织的，所以，学生的文艺特长能够得到发挥，有表露的机会。拉二胡，吹口琴，吹笛子甚至唱秦腔的都有。化学系的女同学多，跳舞是很有名的。我们中文系擅长话剧，水天明先生是话剧导演。他也会出演，主要担任正面角色。我们不单是在学校演，还在外面演。体育活动也是搞得很好，兰大的排球当时是省级水平，甘肃省的省队都打不过。当时湖南队很厉害，兰大和湖南队打得也很胶着。当时没有特招生，但是学生的特长充分得到发挥，不至于埋没人才。
另外，当时的学校每年有一个月的生产劳动。一学期有两周的生产劳动活动，有时候是校园劳动，建设校园。现在学校本部的主干马路，都是我们修的。水池子那边有个假山，也是我们堆起来的。他们设计得很好，土不浪费。假山上栽满了树，上面还有个龙头，龙头里边能喷水，在当时，那种景观是少有的。游泳池也是我们参加挖的，当时还挖出好多棺材。解放前，那个地方是埋人的。有时候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劳动。到工厂，住到厂里，与工人同吃同住。这是开阔眼界、锻炼人的能力的过程，接触了劳动人民。生产劳动活动对脑力劳动非常繁重的人来说是比较好的，调节了他的生活，还培养了人们的技能、灵活性，有利于身体健康，同时还可以了解社会，增强和工农群众的感情，知道农民的辛苦。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太封闭了。
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国家规定是重点大学五年，普通的是四年，医学是五年。五年制的到四年级开始选修课，开的课程正好是现在博士硕士开的课程，所以说本科生的水平已经不错了，出去已经可以直接工作。研究生当时很稀罕，选拔也很严格，待遇相对也比较好。这样等于本科阶段出来就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基本上就是博士，老师带研究生一般是一两个，当时研究生的教育是控制的，不会造成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当时的大气候很好，给我们的上学保证了生活条件。兰大是综合大学，实行助学金制度。对助学金制度，我比较看重，后来我在甘肃省人大担任十年的常务委员的时候，写了几份提案建议压缩奖学金的份额，提高助学金的比例。因为我就是助学金的受益者。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部分是工农子弟，干部子弟毕竟少嘛。住的不要钱，学费不要钱，但是其他还是要掏的，穿的要自己掏，对吧？助学金的面很大，一般工农群众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助学金，就是高低的问题了。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我就是一直享受的甲等助学金。一个月是18块钱，伙食费是15块钱。你还有三块钱，可以买些笔墨纸砚啊。那三块钱很值钱的，是很管用的呢！
另外呢，干部子弟都主动不申请这些助学金，他们家长要求的。我们班当时的干部子弟，县级干部以上的有四个，他们都不申请助学金。那时占个坑，走个后门，都不存在这些问题。对于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还有一些生活补贴呢。四川来的、河南来的同学，到兰大来都是带着凉席来的，冬天也不带棉裤。天冷以后，班干部就马上统计，然后学校就给他们准备新的被子，褥子，全是免费的。当时四川来的好多学生都是光脚丫子。那个时候校园里光脚丫子的人很多，但是当时大家没有一点歧视，反而很佩服他们，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穿的补丁衣服。
关于教材，我们中文系那时候教材多，教材费在现在恐怕得五百多块，那个时候才五块钱，我的教材费一般就免了，因为我家里困难，班主任就打报告给我免掉了。当时的大学生还享受全额的医疗报销，和现在的离休职工一样。我记得还住过一次院，当时就送到人民医院，住院的花费都是学校负责报销的。当时医生建议我增强营养，因为虚脱得厉害，学校给我送了一些补助款来。出院的时候，我吃得白白胖胖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在经济条件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培养学生。好多国家领导人和我们是一个时期的，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九十年代，我作为人大代表，就建议实行助学金制度。因为我了解奖学金制度，效果不如助学金。为什么呢？第一，奖学金名额缩得很小，这样分数高的这些同学就拿到了一笔钱，而其他许多家庭困难的同学没有得到，然后就只能靠贷款。得到奖学金的同学拿到钱以后，据我了解就请客。为啥呢？就是为了平衡，但这就造成了浪费。但是困难的学生还很多，所以还应该多采取助学金制度，让这些人顺利完成学业。动员社会救助是个办法，但是与其让学生感念个人，不如感念党和政府，这样政治效果更好，有利于培养党和政府与青年学生的感情，但是现在媒体很少讲这些事情。当时，学生伙食费的问题都会惊动毛主席。因为有人反映伙食费太低，导致学生营养不良，后来毛主席周总理等人讨论，决定每个月的伙食费加三块钱，让大家吃饱肚子。当时，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假期只要不回家，也是享受助学金的。我上了五年大学，有四年的春节是在学校过的。
还有，同学之间的集体活动多了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发挥同学的才能，另外呢，活跃校园生活，同时增加同学和老师之间感情，老师和学生那个时候的关系很熟。我觉得，校园里不应该提倡物质生活享受，应以艰苦朴素为荣，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样大家生活上不攀比。
最后，我建议，虽然我们的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如何总结经验，把我们的教育质量更加提高，这一方面还有待加强。我们的教育不要光盯着国外，还要吸取我们本国的教育经验，包括解放前的教育经验，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教育。既要看到当时的弊病，又要总结他的优势，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亲身创造出来的经验，是很宝贵的。要善于总结，才能实事求是地使我们的教育走上健康之路。中国是教育大国，历来重视教育。怎样使我们大学生全面发展，使老师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搞科研，搞好教学，不要为了论文数量而浪费精力，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学，本科比研究生重要。没有好的本科教育，研究生的质量没法保证。本科生是求知欲、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这段奠定好基础，研究生阶段就有质量保证。本科生的基础课是要加强的，现在的选修课太多了，学生自己选，学生就会选好得分的，而忽略了作为这个专业的学生应该掌握的课程。比如我们中文系的古代汉语，几千年的文学作品在里面，这是一门基础课。原来是两年，每周四节，现在这些课程都淡化了。花花绿绿的选修课代替基础课是不好的。中文系应该让学生大量地接触古今优秀作品，使他们产生创作的欲望和能力。现在的学生没有时间阅读作品，没有丰富的文学作品滋养，忙于应付理论条条框框的考试，创作力下降。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
兰大现象是兰大的财富，要很好地传承下去。这是我们高度重视基础教育、素质教育的结果。不要盲目跟风，优势需要加强，创新是在原来成果上的推进，而不是改头换面，巧立名目。
【人物介绍】
张文轩，字术远，又字敬武。男，汉族，1944年5月生，甘肃永登人。1968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1981年兰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师从祝敏彻、黄焯教授。曾任兰大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兰大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兰大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甘肃省语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兼任甘肃省人大常委、民盟甘肃省委副主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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