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学是以礼法、礼义之学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其理论形态则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三礼》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先介绍《礼记》。
一、性质与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每每需要有辅助性的读物,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而《礼》则有《礼记》。
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秦火之后,西汉人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他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作《五经正义》,其中的“礼”,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二、分类与作者
《礼记》一书,紧紧围绕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天人关系、典章文物等展开,多角度、多层次探究礼乐文明奥蕴,阐发其学理与规则,内容广博,题材丰富。其中称引的孔子语录数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见于《论语》,对于研究儒家思想,弥足珍贵。
《礼记》四十九篇,古人对它的分类比较琐碎,而且多有歧异。我们按照“经与记”的关系,约略分之为三大类:一是与《仪礼》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二是与《仪礼》有间接对应关系的;三是脱离《仪礼》经文的,如《礼运》《王制》等篇,或记载孔子言行,或论述经世之道,与《仪礼》无关。
《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仅少数几篇有人提及,如《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均出自《子思子》。遗憾的是,《子思子》一书,大约在隋唐之际就已亡佚,沈约之说无从验证。宋代以来,学界有不少人怀疑《礼记》是汉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万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一批楚简,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主,其中居然有《缁衣》篇的完帙,文字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几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与《中庸》极为接近。《六德》《尊德义》等篇与《礼记》相同或相似的语句时有所见,专家认为,它们当属《子思子》的佚文。此后,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其中的《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同,《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相同,《武王践祚》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行文与《礼记》非常相似。可见,沈约关于《缁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新出竹简证明,至迟在战国早期,《礼记》的某些单篇已经流传至江汉流域。由此可以推断,《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主体部分应该作于先秦,作者确实就是“七十子后学”。
三、郑注与孔疏
《礼记》是用先秦语汇撰写的,时过境迁,到了汉代,人们已经不太能读得懂,于是有人起来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早年博览群书,问学于通儒达雅,后又西入关中,师从著名学者马融。郑玄兼宗今古文,择善而从,《后汉书》称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以其湛深的学养,遍注群经,其中以《三礼注》的成就为最高。郑玄注经,一反当时繁琐之风,要言不烦,简洁明快,凡是文义明白处,均不作注,而在经义晦涩处着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数少于经文,如《乐记》经6459字,注5533字;《祭法》经7182字,注5409字。郑注孤行百代不废,绝非偶然。
六朝解释儒家经义的著作称为“义疏”,当时为《礼记》做义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贞观中,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时,仅皇侃、熊安生两家的义疏犹在。大较而言,皇氏稍胜。孔颖达疏《礼记》,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其不备,“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礼记正义序》),故能集南学与北学之长。之后,孔氏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郑注与孔疏一简一繁,一精一密,被誉为经学史上的“双璧”。
郑、孔之后疏解《礼记》较有成就者,有宋人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元人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简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明代胡广修《五经大全》,《礼记》以陈澔之书为主干。清人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成就远不及孔疏。晚近的《仪礼》研究之作,以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经学》、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为学者称道。
四、价值与特色
《礼记》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价值如下:
首先,《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学》,程子说是“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说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说是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子评价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它们自宋代被选入《四书》之后,成为家弦户诵,流传最广的文献。再如《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实现其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权威的论述。《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乐记》则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所表述的声、音、乐三分、音乐与政治相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音乐思想,堪与古希腊媲美。《月令》,逐月记载天象、物候、农事、当行之令,堪称历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记儒者的十五种德行。章太炎说“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犹有积极意义。
其次,《礼记》的许多章节,高扬仁爱、正义、爱国、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影响深远。如《孔子过泰山侧》,孔子亲闻民众宁愿死于虎口,也不愿亡于苛政的悲惨故事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成为此后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战于郎》讲述了鲁国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国遭遇危难之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事迹。《陈子亢止殉葬》,说的是陈子亢坚决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图:“以人殉,非礼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书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内容,如《曲礼下》说:“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要求官员恪守公职,不谈声色犬马之类,无不有益于弘扬正气。
第三,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辞令、服饰、家教、尊老、丧祭、教化、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我们读懂古书,传承中华文明,是难得的文化宝库。
《礼记》的主要特色,是文风清丽,朗朗上口,可读性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格言、警句、炼语,都源出于此书,如《曲礼上》:“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杂记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不胜枚举,读之尤有益于修身进德。
五、版本与读本
如今学界通用的《礼记正义》,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讳言,事后连阮元本人也承认,十行本并非善本。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惠栋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晋汲古阁本,居然校出各类错误几千条,故有“稀世之宝”的美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吕友仁先生点校的《礼记正义》,即以八行本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繁体、竖排,经、注、疏分列,尤其适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读者学习《礼记》的读本,可选用王梦鸥先生的《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杨天宇先生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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