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论述“学”的“行为”之“政”，从侧面涉及到了现实的政治问题。本章和下一章，都是直接针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论述，亦是论证为政之“政”，此即照应了本篇第一章“为政以德”。
哀公，即鲁哀公，鲁国君主。孔子一生经历四代国君，分别是鲁襄公（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鲁昭公（昭公元年孔子十岁）、鲁定公（定公元年孔子四十二岁）、鲁哀公（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七岁）。孔子从鲁国出走时，鲁定公在位，当孔子返回鲁国时，己是鲁哀公十一年。鲁哀公在位期间，鲁国愈加动荡、混乱。一方面，国内有“三桓”把持朝政，另一方面，国外有吴、越、齐等国交相侵逼。鲁国内外交困的窘境，固然是鲁国历史演进的结果，但与鲁哀公本人的执政作为也有很大关系。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鲁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与“三桓”的矛盾愈加严重。鲁哀公出游遇见孟武伯，说：“请问余及死乎？”孟武伯回答：“不知也。”君臣无礼相对。鲁哀公“为政不以德”，也不注意处理与“三桓”的关系，也不以礼对待国臣与民众，出于对“三桓”的愤怒，便借越国伐“三桓”。“三桓”反攻鲁哀公，把鲁哀公赶出了鲁国。自此“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鲁哀公的一生，是“悲哀”的一生，故谥号“哀公”，这是鲁哀公个人的真实写照，亦是其为政不“政”的结果。
“何为则民服”。这是鲁哀公问孔子的问题。鲁哀公问孔子，当在孔子自卫返鲁以后，亦即鲁哀公十一年之后，此时应是鲁哀公极欲控制“三桓”而又力不从心的时候，故而问孔子“民服”的问题，本意是：“怎么做才能让三桓都服从国君的指挥”。鲁哀公没有问“为政”，亦不可能问为政之“政”，他只想找一个具体的办法解决眼前问题，并不想或者说认识不到从根本上去解决矛盾。但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亦关系着国家政治之“政”的问题，所以孔子根据哀公所问，从“民服”的角度，就为政之“政”作出正确解答，这可以说是所有执政者为政之“政”的通则。至于鲁哀公是否理解并采纳，则是另一回事。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托起、选取之义。“直”，诚实不欺之义。“错”本义指为物镀金，引申为摩擦之义，又引申为交杂之义，事因交杂而乱，故引申为失误、过失之义，有过应改，故又引申为去除、使之转变之义。此处与“举”义相反，是去除的意思。“枉”本义为弯曲不直，引申为行为不正派，此处与“直”义相反，指虚妄不实。本句话的字面意思是：“选举诚实不欺的人，去除所有虚妄不实的人，民众就会信服。”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本句与上句相反，字面意思是：“任用虚妄不实的人，排除诚实不欺的人，民众则不会信服。”
《论语》第十二篇中，孔子还讲过“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话，由此可知，“错枉”也并非一定是去除“枉”的东西，也包含“矫枉至正”的意思。
本章的核心在于探讨“直”与“枉”的定义，定义明确了，其意义亦明确，则举、错就是自然的事。为国君者之所以不能“举直错诸枉”，根本原因在于对这些基本概念认识不清。说认识不清，也并非指不理解这些概念的字面意思，乃是指对这些概念在“学”中的涵义及运用之道没有切实的理解与把握。
前面一再提及，“学”的首要目的在于“知人”，根本目的在于得到“真知”，即对世间万物的直接体察与觉悟。有了“真知”，则无往而不利，对于国家政治自然也能应对自如。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得到了“真知”?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看此人是否“直”。“直”，用于指代人，一般表示“性格直”，就是想啥说啥，咋说咋做。但在本章，“直”强调的还不止“性格”，更多强调人之“知”。“直”就象是在“知”与“真理”之间贯穿的一条笔直的管道，需要什么样的“知”，自然有相应的真理之光从“直”中透出，透出之“知”即“真知”。前面论述过，真正的“知”要靠“感觉”，而不能靠头脑的“思”。而“感觉”亦要靠人心之“感”，而不能靠身体感官之“觉”。而心“感”亦要靠人的“知”去“自知”，人的“知”至，才是“真知”。而人只有得道才能有“真知”，得道太难，那就退而求其次，如靠心之“感”而不靠感官之“觉”，靠感官之“觉”而不靠头脑之“思”。再退一步来说，即使靠头脑之“思”，也不能靠人之一时意气。头脑之“思”尚有“真知”的可能性，人的意气则毫无“真知”可言。作为国君，“得道”自然很难做到，以心去“感知”怕也很难做到，靠身体感官去“觉知”倒是有可能，也就是说，要靠多闻多见，谨言慎行，“就有道而正”。如果连“觉知”也做不到，起码要做到“思知”，多动动脑筋，根据“推理”而言而行，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如果笨到连“思”也不会做，那还有办法，就是“举直”。“直”即能“知”之人，包含了从“真知”到“思知”的所有人。让有“知”的人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则是最省心、省功夫的办法了。选到有“真知”的人固然好，选不到有“真知”的人，能选到有“感知”、有“觉知”，甚至有“思知”的人也不错。这些有“知”之人，都可谓之“直”，“举直”多了，自然能够“错诸枉”，不但能减少国内“枉”的人及现象，也能规正国民之言行，国民也会变的“服从”。可见，如果能“举直”，何来国君的苦恼？何来“民不服”？
鲁哀公就是一个连“举直”都做不到的国君，这正是鲁哀公的“悲哀”，因为自己眼前就有一个有“真知”的人而不能举。鲁哀公不举孔子有多种原因，一是孔子常年在外，鲁哀公对孔子不很熟悉，二是鲁国国政由“三桓”主导，鲁哀公说了不算。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鲁哀公不懂得为政之道，不知道为政以“政”。鲁哀公只想着“民服”，即让民众服从自己的统治，他的这种见识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的君主身上，故春秋时期，王霸之道盛行，纷纷采用武力或谋略，此即“枉”，离“直”渐远。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意在从孔子那里求得“枉”之谋略，以压服“三桓”，孔子以“真知”卓见，自然不会以“枉”毁鲁，故有“举直”之说。其实，孔子早在鲁定公时，就有过“举直错诸枉”的经历。鲁定公九年，鲁定公用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又升任小司空，再升任大司寇，摄行相事，在鲁、齐两国夹谷之会中以礼斥齐立下大功，堕三都以弱“三桓”亦有一定效果，诛鲁大夫少正卯以正国政。至鲁定公十四年，鲁国己经大治，威震齐国，故齐国使女色毁鲁政，促使鲁定公逼走孔子。鲁定公用孔子即“举直错诸枉”，其结果是“民服”。但民服君不服，根本原因还是鲁定公目光短浅，认为孔子之“政”损害了君主的个人利益，故结束了“举直”的为政之“政”。在“举直”上，鲁哀公甚至还比不上他的父亲鲁定公，连最近的历史也不学习借鉴，可谓“犯旧病不寻老药方”，笨的厉害。
“举直”即选举有“知”之人，然而作为国君，如何知道谁为“直”谁为“知”？这就要看一个人的言行，看言行是否合“礼”，“礼”即国家政治生活的所有法律制度。就周代而言，就是整个“周礼”。“举直”即选举那些严格遵照“礼”的要求行事的人。“礼”是统治者制定出来的，国君作为统治者的代表，自然要选举维护“礼”制的人。当然，对于一个有“知”的人，他自会分辨“礼”的“政”、“伪”。“政礼”，即与道相合，顺道而行之“礼”；“伪礼”，即与道相背，逆道而行之“礼”。“政礼”符合人性，引导人去恶向善，而“伪礼”则顺人欲，使人损人利己。就“周礼”而言，是周代开国首臣周公旦为主制定的，孔子视周公旦为“准圣人”，对其推崇备至，其所制定的“礼”也肯定是合道之“礼”，孔子一生倡导的“习礼”、“用礼”，也主要指“周礼”。故“举直”，就孔子时代而言，等同于选举遵守周礼而行事之人。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严格遵守周礼之人，在那时，象孔子这样遵守周礼之人还很多，也不难发现，关键是当时国君本身就没有遵守周礼的思想意识，就更谈不上选举遵守周礼之人，也就没有“举直”一说了。单就鲁国历史来说，国君权力的每一次削弱，“三桓”势力的每一次增强，究其原因无不始于国君对“礼”的背离。鲁哀公作为国君为政不以“礼”，故其臣不服，其民不服。民不服而求民服，是为不能“务本”，是为舍本逐末，是为为政不“政”。孔子这里回答鲁哀公“举直借诸枉，则民服”，既是以“直”相告鲁哀公为政之法，又是告诫所有“学”者要为政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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