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天下为公”更被说成是中国古人的最高社会理想，标榜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价值观所在。这个印象是读了近期报纸上发表的“中国孔子研究院”某院长的文章得出的。先纠正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中国孔子研究院”，事实上，这个研究院是不存在的，其真名是“孔子研究院”，由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1996〕66号）发文公布，设在山东曲阜，不知道从何时起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这个机构前面冠以“中国”二字。其实这无关紧要，也不需要“打假”，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借此抬高自家的身价。这是题外话。
在这篇大作中有这样的句子：孔子向往“周公之治”形成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很明显是告诉读者，是孔子首先提出了“天下为公”的观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语，最早见于《礼记.礼运》，此书是西汉时期理学家戴圣根据前人的编撰而成，还有传说是孔子诸弟子做作，但不管怎样，《礼记》绝不是孔子所作，春秋时代的孔子死后一百多年才有了汉朝。汉武帝为了稳定统治秩序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意见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一门心思地将前人的思想与学术应用于朝野的治理，汉朝的一帮儒学人物更是在继承儒学上做足了文章，根据孔门弟子其他传说的记述作了诸如《礼记》《大学》《中庸》之类,使儒家经典系统化，汉之后逐渐被纳入并固化为“经典”。西汉对先秦时代的儒学多有自己的发挥，也有篡改，到东汉时，学者王就有关问题充予以批驳和纠正，这是学界的一大进步。对于孔子的言论，一部《论语》已经记载得差不多了，因为《论语》中所记孔门弟子的言行不仅有孔子的亲授弟子，也有其再传弟子即学生的学生。而西汉新儒家们“挖掘”出的孔子言论及著述多为伪作，这一点，清代不少学者以及现当代研究者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连孔子自己都说“述而不作”。比如“删诗”说、“诛少正卯”说、作“春秋”说等。新儒家们为了巩固孔子“圣人”的地位不断在圣人脸上刷金，丰扩孔子的言论，尽量把他树立成为思想全能的集大成者。即便是收录在《论语》中的某些言论、事物也经不住推敲，不可靠的，如“麒麟”、“羵羊”等（季桓子掘井出一怪物，众人不识，问孔子，孔子答曰是羵羊）等。
《礼运》一章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语，这句话的原初意思是什么呢？
“大道”，原指孔子羡慕推崇的唐尧虞舜时代的治国之道，“选贤与能”，认为那样才符合“礼”的根本，后来的天子、诸侯要遵道而行。其实唐尧虞舜时代的执政方略后人所知甚少，人们津津乐道的“禅让”只不过是对诸侯内部争权夺利现实的一种反讽，是儒家人物所要求、期望的一种理想状态，儒者见前代（周公）制定的一整套秩序行将崩溃，新的社会变革避免，这个变革必然触动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孔子大力鼓吹“克己复礼”，经常于梦中会见周公，这种倒退的情结于他始终挥之不去。并以之为己任，授徒、游说，作出了死命的努力。
质疑《礼运》篇，论者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礼记》是一部“大杂烩”，《大学》《中庸》《曾子曰》《礼运》《坊记》等“离题”甚远的内容写进去是不合理的失去了它的系统性、严谨性。
第二，汉儒以孔子曾经参与鲁国国君举行的“蜡祭”活动传说为依据，杜撰了孔子登鲁国国门之阙时，向陪在身边的学生言偃（字子游）发出感慨的故事，追述“礼”自上古以来的运行变化，表达对当今礼乐崩坏的忧戚之情。洋洋洒洒三千五百多字，如此冗长的话语在《论语》中是没有的，况且《论语》中难觅“天下为公”一词，也没有在那一句对话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论语.尧曰》谓：“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说（悦）”只是说做事要公平，没有“天下为公，举贤任能”的意思。
第三，《礼运》言偃向孔子提问题时当面称孔子为“君子”：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种问答形式在《论语》中极为罕见。《论语》中师徒问答一般是这样的句式：子贡问君子。子曰……“子贡问君子”的“君子”并不是指孔子，而是向孔子提问“君子”是什么，孔子接下来回答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司马牛问仁、问君子，子曰……也都是这样的叙述方式，没有一处是面对孔子直接称呼为君子的。从这种语气的突然变化中可以看出汉代儒家编撰的《礼运》的叙事方式已经脱离了春秋时期的叙事方式。
以上三点，我们有理由认为《礼运》的内容并非孔子的自有而是汉代人的杜撰。
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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