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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三家分晋迟到的委任状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征战杀伐,多谋善断;儒道法墨,三教九流,思想文化的源泉。三分钟读春秋战国。历史很有趣!



战国时代从什么时候算起?尽管从春秋到战国是渐进的,但史学家们还是希望找到一个象征性的起点。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周天子册封三家诸侯,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的开端。


既然“三家分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周天子为什么时隔五十年才给予“追认”呢?——因为他不想做,他是被三家派出的使者逼着册封的。


实际上,无论周威烈王下不下这道诏令,都无法改变韩、赵、魏三家篡分晋国、跻身诸侯序列的事实。从这个层面来说,这道迟到了整整五十年的诏令,就像是一张写满名字和职位的废布。既然如此,韩、赵、魏为什么扭着这张废布不放,处心积虑地欲图之而后快呢?


政治往往就是这样令人玩味。正如《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的薛家,虽然“珍珠如土金如铁”,却难副“富贵”之名,因为薛家没有爵位,说“富”是实情,论“贵”则是空谈。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正是韩、赵、魏三家共同的软肋。虽然他们的地盘、实力、权势与其他诸侯无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外交活动中,他们的服饰、座驾、行礼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说,魏主要与鲁君会谈,鲁君按级别可以坐奥迪,魏主按级别只能坐比亚迪。在位次的安排上,必然是鲁君为首、魏主为次,因为按礼制来说,一个是君、一个是臣。


对于韩、赵、魏而言,鲁、邹、卫、宋这样的小角色,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一天灭它们好几次。但在日常的交往中,强者却要卑躬屈膝、低人一等,这是哪家的道理?所以说,身份的标签是三家最大的软肋。


在遥远的周朝,身份和地位往往不是通过金钱置换来的。想成为诸侯,必须要有周天子下达的“委任状”。承认了你的级别,你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这是群雄并起时必须建立的游戏规则,否则谁都能自称诸侯,在级别上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天下还不乱套了?因此,为了公平起见,所有诸侯都由形同虚设、普遍认可的周天子册封。只有怀揣“委任状”,你才能心安理得地坐上奥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理直气壮地四处征伐!


总之,废布一张的诏令,不仅仅是“委任状”,还是标榜级别待遇的“身份证”,更是征伐列国的“营业执照”!


周威烈王册封新诸侯,看似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却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吼得最凶的当属北宋史学家司马光。


《资治通鉴》将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为诸侯作为开篇,足以看出司马光对这一事件的重视。针对这一事件,司马光作了一篇千字左右的评论,这在整部《资治通鉴》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这篇评论,那就是——严重违反游戏规则!


司马光从礼、分、名三个层次,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他认为,天子能以一人之力治天下人,不是因为他打架厉害,这又不是黑社会,而是拜礼仪规范所赐。因为有了“礼”这样一个“纪纲”,才使得整个社会贵贱有别,“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普天之下各行其道、共建和谐。既然如此,作为一国的天子,当然应该率先垂范,在“礼”的框架下行事,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


“礼”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属于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司马光概括为“分”。所谓“分”,就是无论君臣,都要搞清楚自己的屁股应该放在哪根椅子上。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属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非分之想。比如说孔子编撰《春秋》,虽然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强盛,但孔子依然“抑诸侯,尊周室”,因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为了树立典型,司马光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商朝的微子启,作为庶子,他按规定不能做太子,结果嫡子纣王继位,导致商朝覆灭;二是吴国的季札,严格遵守让位给兄弟诸樊一门的承诺,拒绝诸樊“兄终弟及”的安排,后来夫差继位,导致吴国为越国勾践所灭。司马光说,微子启、季札都有继承王位的机会,但他们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宁可亡国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家族的灭顶之灾,但他们对礼仪的敬畏却能流传千古。


“礼”是规范,“分”是表现形式,在现实社会中又如何去实现呢?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名”,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弄清楚自己所处的角色和地位,在实际的操作中遵守符合于自己身份的规范。


对于周朝而言,经过周幽王、周厉王的“励精图治”,周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礼”已经名实俱亡。周朝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是名分依稀尚存。


司马光举了一个春秋时期的例子。晋文公曾经有功于周王室,希望自己死后也能享受天子的葬礼规格,但周襄王打死也不同意,这就是遵守“名”、“分”的典范。正因为守住了“名”、“分”这最后一道防线,周朝才能在秦、晋、齐、楚等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除了周朝以外,各诸侯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有了名分的“威慑”,鲁国的季氏、齐国的陈恒、楚国的白胜、晋国的智伯,虽然权倾朝野,甚至随心所欲地把国君换来换去、玩于股掌,但始终不敢取而代之,因为他们“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


按照这个逻辑,周威烈王在公元前403年的一纸诏令,实际上就是颠覆了周朝赖以生存的基础。晋国正卿之间杀来杀去,“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周天子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为虎作伥,公开承认韩、赵、魏三家诸侯的合法性,这哪是一个天子该做的事?


既然周天子给“乱臣贼子”开了绿灯,实际上就是鼓励弱肉强食、“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把一个井然有序的周王朝,演变成崇尚武力的黑社会,“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国家很快就会完蛋!


司马光的论证很严密,但还是有很大的漏洞,难免有些儒家的“想当然”。


江湖险恶,不会因为你厚道就让你做武林盟主。周朝得以残存,却非谨守名分,而是投资者认为风险过高,不敢吃进。智伯那样的人,不敢取君主而代之,确实是畏惧“天下共诛之”,但原因并非“奸名犯分”,而是给诸侯们送上了抢食的借口。


不过,司马光有一点是说得很正确的,那就是周天子的诏令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为只要你有本事把君主推翻,周天子就有先例可循,册封你为诸侯。


看似废布的一张“委任状”,从政治上促进了战国时代“军国争雄、大肆攻伐”局面的形成,作为从春秋切换到战国的标志事件,的确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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