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家客厅里，一直放着林徽因的照片，哪怕再婚后，照片仍然在。就是这张，貌美如花巧笑嫣然的林徽因，新婚后不久拍的。这张小照，估计是梁思成的最爱，再婚后仍然稳稳地放在客厅沙发边的巨大收音机上。暮年苍老的梁思成，每天开关收音机的时候，沙发上静坐时一侧头，都能对上林徽因的笑意盈盈。
2
梁实秋——
与季淑初见，我那一天穿的是一件蓝呢长袍，挽着袖口，胸前挂着清华的校微，穿着一双棕色皮鞋。好多年后季淑对我说，她喜欢我那一天的装束，也因为那是普通的学生样子。那时候我照过一张全身立像，我举以相赠，季淑一直偏爱这张照片，后来到了台湾她还特为放大，悬在寝室，我在她入殓的时候把这张照片放进棺内，我对着她的尸体告别说，“季淑，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你把你所最喜爱的照片拿去吧！它代表我。”
3
翻开周海婴先生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第二页便是鲁迅先生的一张站立照片，穿着两件毛衣的鲁迅先生直视镜头，头发有些长，大约是拍照前鲁迅先生用力地抹了几把头发，使得他那又粗又硬的头发蓬松开来，零乱却也充满活力。尤其是他一手持香烟一手插腰的姿势，十分青春。照片下面的注释更是有趣：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摄于上海。
查鲁迅日记，可知，1933年的5月1日，鲁迅颇为忙碌。先是等着日本篠崎医院里的坪井医生上门为海婴打针，海婴的身体不好，这一年里，仅往篠崎医院去的次数里每月便有五六次之多。中午饭后，还给施蛰存和周建人各回了一封信，下午先去了春阳照相馆照了相，然后又去理了头发。理完头发呢，又专门拐到一个牙科医院去修了一下自己的牙齿，并在旁边的小书店买了一本日文书。
这一天的生活颇为充实，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风中疾行的样子。
看到鲁迅先生的照片集知道这一天，鲁迅先生拍了三幅照片，前面两幅照片都是穿着外套，或端坐，或侧身坐，均取了上半身。而唯有这张脱去外套的照片，因为选取角度好，自下而上，有些仰拍，所以，显得鲁迅先生秀拔又年轻。
然而，许广平女士最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是鲁迅先生里面所穿的那件毛背心，便是《两地书》中所写到的“毛衣半臂”。
4
抗战胜利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卞之琳专程来看望充和。可是，那时两人仍没有单独出去过，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出去玩。结伴出游中，在虎丘，在众人起哄声中，两人合照。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卞之琳的名篇《断章》。
他在中国现代现代诗歌史上的声名，与此诗不无相关，
如同他的老师徐志摩与《再别康桥》一样。
诗中的“你”，就是张充和。
大家都这么说，当时的张充和，也略微知道。
可是，张充和与卞之琳，实在没有过一丁点儿浪漫。
张充和明言，这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诗人里面的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
晚年的张充和从美来京，卞之琳闻知，专门请她吃饭。
在卞家，她见到了之琳夫妻——
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
回想起这些，充和顿了顿，摇摇头，轻轻笑了起来。
多年后的充和，感慨——
确实有一些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在《雕虫纪历》的自序中，卞之琳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晚年的卞之琳，整理他的文集，还把这张合影放了进去。星星知我心。
5
《也同欢乐也同愁》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父亲（陈寅恪）生平与兄弟妹妹的第一次合影，是1896年春，在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拍摄的。曾祖右铭公于1895年秋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此时全家已由武昌迁回长沙。
照片上五个小孩并排站立，自左至右依次为康晦姑（四岁）、隆恪五伯（九岁）、新午姑（三岁）、方恪七叔（六岁）、父亲寅恪当时七岁，大家都好奇地注视着镜头。
照片中的每个人都极珍视这张合影，以后各家均将期悬挂室内作为纪念。五十年后，五伯父隆恪还曾为这帧照片题诗。我们家也长期挂着这幅父辈童年影像。
父亲说过，当年照相是件稀罕事情，因此对拍摄觉得甚为新奇，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恐难以认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刚巧拍照时他正站在一株桃树旁边，便伸手握住一枝桃花作为标记，想将来再看时必定不会出错。
可惜我们家的这帧宝贵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连同父亲的书籍文稿被一并抄走，从此没了下落。
6
1946年于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宅，抗战胜利后陈家兄妹大团聚合影。后排左起陈方恪、陈登恪、孔紫萸、陈隆恪、陈寅恪、陈康晦；前排左起唐筼、陈新午、陈美延、陈双枝。
1946年于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宅。曾广珊（中坐者），后排左起陈方恪、陈登恪、孔紫萸、唐筼、陈寅恪、陈新午、陈康晦、陈隆恪、黄女士（俞扬和前妻）、俞扬和；前排左起陈双枝（方恪女）、陈美延、俞方济、俞小济。
《也同欢乐也同愁》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母亲及我们姐妹，在与父亲离别一年之后，又在南京萨家南祖师庵七号九姑寓所团聚了。此时我们的父辈陈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康晦姑随新午姑出川至宁不久，父亲寅恪刚由英伦返国。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远山庐山的五伯隆恪、武汉的八叔登恪也都赶来南京相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大团圆。
每天晚餐后，父亲总邀大家到自己暂住之室“煮粥”，即共话家常，这个房间比较僻静，也不干扰别人。六兄妹商议尽快将祖父灵柩南运，与祖母合葬杭州。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此后我们的父辈又天各一方。
父亲中年后目盲体衰，尤其在逃难期间贫病交加，遇到“大难”时，新午姑、大维姑父就会主动伸出援手，尽量帮助。这固然是由于亲情，更是出于他们夫妇对中华数千年历史文明的爱戴，认为父亲的学术研究对于传承发扬我国悠久文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给予支持。
1969年10月父亲在广州去世，消息传到台湾，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悼念活动，李济所长邀请姑父参加，会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
据小济相告，姑父在台上时泣不成声，台下父亲的老友也泪流满面。我们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维姑父在大家庭同辈中，与父亲最为知心。
新午姑1981年10月9日病逝，大维姑父1993年7月8日亦病逝于台北。我们的心愿是能去金门俞大维先生纪念馆拜祭，谨表一份感恩之情。
俞大维先生纪念馆
7
张允和——
一九四六年，十个手足同胞从云南、四川、合肥乡下出来，团聚在上海的大姐家，合影留念。
四姐妹在前，六兄弟在后。女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男孩子依次叫大狗、二狗、三狗……毛（猫）狗同“笼”，从来不争吵，相处得好极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名字里都有“和”字，十个“和”在一起怎么能不和美、和谐、和平、和睦？
我们的大名是：
女：元和、允和、兆和、充和；都有两条腿，要跟人家走；
男：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都有宝盖头，要留在家里。
连续生了四个女孩之后，大弟宗和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子 ，宝贝得不得了。出生后二十四小时不离人，有奶妈专门看护，住在妈妈的后房，另有一个服侍奶妈，洗尿布等都不用奶妈动手。
大弟是兄弟姐妹中最最老实厚道的。他考大学时，先考取了东吴大学，但他不甘心，第二年终于考取了清华大学。学历史，教历史，我们家有记日记的传统，数宗和的晶记保存得最完整。
二弟寅和读完光华大学，又到日本念书。他人很聪明，诗写得很好。
三弟定和是男孩子中最有个性的，人也细致得不得了，和我一起出去，要检查我头梳得对不对，衣服、鞋、袜子穿得是否合适都要管。这也许和他搞音乐、作曲有关。
四弟宇和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农业，”七七事变”后回到国内进金陵大学重读一年级。他是张家唯一一个不搞人文科学，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在南京中山植物完任研究员。
五弟寰和是同母所生的姐弟中最小的一个。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回苏州一直在”乐益“当校长。
最小的弟弟宁和是继母所生，为纪念一个未成长的弟弟，所以我们都称宁和为七弟。七弟很聪明，受三弟定和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寰和在合肥乡下结婚时，宁和从上海背着小提琴到婚礼上去演奏。七弟对哥哥姐姐们好极了，我们虽不是同母所生，但彼此之间的感情很深。
父亲与张家四姐妹（左起：充和、元和、兆和、允和）
8
张爱玲
张爱玲——
这张太模糊，我没多印，就这一张。我母亲战后回国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五十年代末她在英国去世，我又拿到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那天，母亲建议：出国去吧！港大寄来了复课通知！你回去把港大的书念完，学费我来想办法！
实话实说，我对念书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
说完，当即看见母亲脸上的失望。
母亲在收拾行李，要出国。我已经习惯了，并没有离愁。
倒是母亲年纪长了，自己有感仿佛这一趟出去不会再回中国，竟有些牵挂——
我想我是不要再回来了！你弟弟我和他见了一面，他现在也做事了，我看他也就这样了！还是你！对你我特别不放心！我自己挑了难路走，但愿你能享福，结果你也挑难路走！还更难！你小的时候我还能安排你，现在连说你也都觉得多余！
你说！我还是听的！
母亲抬头看见那张照片，有点朦胧，眼睛低低垂着。
你这张倒有几分像我！还有吗？
底片在！你喜欢就拿去！
她把这张照片收进了箱子里。这也是与母亲的最后一次交谈。
坐者为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黄素莹），第一次见到此照，惊艳了！
母亲很美，我不像她，这让她很遗憾！
——“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的三个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和羡慕别人。”
9
张爱玲与炎樱
张爱玲：我放弃回港大我母亲很失望！
炎樱：我昨天去相亲！也很失望！他人没进来，肚子先来！
张爱玲莞尔一笑，到底还是炎樱能使她开怀。
悠悠漫长的人生，从少女、战乱到今天，她们还是彼此最贴心的知己。
张爱玲——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开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一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10
张爱玲与姑姑
张爱玲——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她对于我们张家的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11
首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袁世凯
《百年袁家》王碧蓉——
笔者所到的袁世凯一些后裔家中都挂有这幅像，应该是他们心目中的祖父或曾祖父。
袁弘哲1951年出生，是袁家宸和王家瑢的第二个儿子。袁弘哲是最有兴趣收藏和整理袁家的资料、文物以及照片的人。一进入他天津的家，门厅里赫然悬挂着他曾祖父袁世凯的大幅戎装像，照片两侧的对联是他曾祖父最为得意的一句话—“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袁弘哲说，曾祖父的这种气度是他最为欣赏和敬佩的。因为这幅像和对联，让人感觉历史似真似幻地在这个家族家庭中延伸、传承。
饭厅墙上还挂着一幅书法“金石气”，意在凡为人处世既要归真返璞、摒弃浮华、不事雕琢，又要含蓄凝重、不可刻露和霸悍。他的卧室书桌台上放着一幅爷爷袁克桓的标准像，照片上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袁克桓的相貌，双眼神采逼人，比袁世凯更英气；墙上挂着的是曾祖父袁世凯一帧著名的洹上村垂钓图。袁弘哲有不少珍贵的收藏，比如《大钧元模》、《项城袁氏家集》，他父母1935年夏天各自得到耀华中学第一名青铜质地的墨印，还有父亲袁家宸上世纪40年留学纽约大学的校徽等等。袁弘哲不仅有心珍藏袁家的遗物，也有心收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关于曾祖父和祖父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带有无可替代的家族自尊、自豪和荣誉，也有不可抹去的历史遗迹。
12
书柜最上方，立着我们仨的照片，我一个人怀念着我们仨。
杨绛——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一九九六年一月，钱瑗住院。问病的人络绎不绝，她还偷功夫工作并阅读。十月间，她记起我曾说要记一篇《我们仨》，要求我把这题目让给她。我当然答应了。仰卧写字很困难，她却乐于以此自遣。十一月医院报病危，她还在爱惜光阴。我不忍向她实说。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她写完前五篇。我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停笔。五天以后，她于沉睡中去世。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默契，是某种生命特质的相互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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