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 | 书房里的中国

人文历史纪录片《书房里的中国》作为国内第一部展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其第一季选择在中国古典藏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虞山藏书派作为切入点。以点及面、生动详实的讲述一段关于文人与书、文化与流传的历史故事。本片用理性的视角，从藏书的文化地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书的地域特征等方面揭示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内涵。领略历代藏书家的艰辛历程和收藏旨趣，体验藏书者的人生情怀和胸襟气象，畅游于跨越时空的文化体验与生动感悟。在炎黄子孙逐梦旅程中构建一个崇尚阅读的书香社会。使我们能够静静的走进书房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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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何处

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藏书体量巨大、精品众多，尤其以传世典藏《古今杂剧》、《仲景全书》、《营造法式》为最。

《古今杂剧》在赵琦美死后传给了藏书大家钱谦益。1650年，钱氏藏书楼绛云楼失火，《古今杂剧》因存放在它处而得以幸存。钱谦益之后，又经钱曾、季振宜、何焯、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人递藏，在苏常一带辗转相传，最后不知所踪，直到1938年为郑振铎所发现。

在郑振铎的眼中，《古今杂剧》重现人间，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世。为此，他多方奔走筹款，历经多次波折，最终由教育部出款九千元买下，并捐献北平图书馆。

琴铜剑楼的名字和它的财富，一起堂皇安然地走进了中国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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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云红豆

草衣家住断桥东，

好句清如湖上风；

近日西泠夸柳隐，

桃花得气美人中。

——明·柳如是《西湖八绝句》

钱谦益与柳如是的爱情故事曾被千古传诵。

钱谦益是一代文宗，也是明末清初虞山脚下藏书发展达到鼎盛的标志人物。柳如是曾被赞誉为“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为明末一代名妓。钱谦益为迎娶柳如是修建了藏书楼绛云楼。楼内珍藏的图书总卷数达十余万，其中极为珍贵的宋元版图籍就多达3900部。

1650年，绛云楼失火，钱谦益多年收藏付之一炬。“乌乎！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随着钱谦益的一声哀叹，绛云楼中的书香生活在火光中灰飞烟灭。

绛云楼的这次火灾，也促成了中国藏书史上一部重要约定《流通古书约》的成型。

绛云楼失火后，钱谦益把残存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了自己的族曾孙钱曾，后者在钱谦益转赠的基础上，完成了版本目录学中划时代的一部作品《读书敏求记》。

钱谦益的一生，充满了争议，“身受党祸，名列二臣”，清代以来饱受诋毁，著作多被毁禁。他死后，著名学者黄宗羲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

凭烟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

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

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清·黄宗羲《八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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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留真

公元1627年，二十八岁的毛晋，前往金陵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在归乡的途中，毛晋做了一个离奇的梦，他梦见自己登上了贡院的明远楼。看到远处云海中一条巨大的蟠龙口吐明珠，明珠上露出一座山峰。天空中还有一幅对联写着“十三经、十七史”六个大字。

毛晋相信了这个离奇的梦，从此无意科举，立志刻书，发下一个前无古人的宏愿：将《十三经》《十七史》尽数刊刻出版。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毛晋搜书、购书、藏书、制版、造纸，用二十八年时间，几乎是穷毕生之力，把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版本《十三经》《十七史》搜求完整，并在精心校对后，刊刻出版。

于是，毛晋在整个中国古籍史上，成为了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毛氏之书走天下！通过毛晋的汲古阁，天下人第一次认识了虞山藏书派。

毛晋毕生藏书84000余册，所刻书籍600多种，书板达109567片，所刻字数超过3000万字。毛晋，当之无愧的成为明代晚期最为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

好友、画家王咸在毛晋44岁那年应邀绘制了一幅汲古阁图，为我们定格下了这样一幅宛若桃源的图像：

毛晋本该是桃花源里的种田人，此刻，他临窗而坐，凝神望着窗外。文字的桃花源里，那里书香弥漫，落英缤纷。

毛晋，他也是一个辛苦的种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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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归故国

常熟城的翁家巷内，有一座典型的江南名门望族建筑綵衣堂。从这所宅院中走出了翁氏一门三进士、父子两帝师。翁氏家族文化底蕴深厚，藏书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

翁氏最著名的子弟翁同龢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他年轻时高中状元，在北京做官，是琉璃厂各大书店的常客。

1865年3月7日，农历二月初十，翁同龢在琉璃厂一家书店内，寻访到一套宋版《集韵》，翁同龢喜出望外，这套书是常熟藏书家钱曾旧藏。但书店老板居奇不售。翁同龢失望而归，当天日记中记下了“可恨”二字！

第二天翁同龢再次光临书店，并许以高价，书店老板不为所动。翁同龢没有放弃，连续六天内五次造访，终于打动了老板，将《集韵》收入囊中。

翁同龢的收藏曾被列为明清九大藏书之一。但在翁同龢去世之后，翁氏藏书却不知所踪，直到上世纪末，才由他的后人旅居美国的翁万戈先生献出，最终书归祖国。

这批翁氏藏书，包括《集韵》在内，有宋刻本11种，元刻本4种，明刻本12种，清刻本26种，以及各家抄本稿本，总计80种542册，其中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有8种，被誉为从海外收购到的数量最多、品相最好、种类最全、价值最高的一批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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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琴铜剑

作为近代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藏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晚清中国社会动荡、战乱频繁，铁琴铜剑楼第三代楼主瞿秉清为保护万卷家藏，七次搬迁，使珍贵的古籍一次次逃过劫难，完成了中国藏书史上的壮举。

瞿秉清的儿子瞿启甲，面对朝廷豪夺、日本人巧取等一系列文化危机，坚守家族理想，力保图书不失。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第一次“新图书馆运动”。1915年，瞿启甲带头捐献出了大量善本，筹建常熟县立公共图书馆。

1922年，商务印书馆为抢救弘扬中国文化典籍，开始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瞿启甲积极响应，拿出了家藏的81种罕见珍本作为影印底本。

“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总馆被日军飞机炸毁；所属东方图书馆及藏书楼被日本浪人纵火焚烧，46万册古籍化为灰烬。

这一次，铁琴铜剑楼与浴火重生的商务印书馆再次携手，1936年商务出版的《旧唐书》和《汉书》，采用的就是铁琴铜剑楼奉献的秘藏孤本。

1940年瞿启甲去世，遗嘱交待，“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1950年年初，瞿家后人将精品藏书陆续捐献给国内各大图书馆。

根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统计，铁琴铜剑楼“瞿捐”善本古籍达242种、2501册。

铁琴铜剑楼的名字和它的财富，一起堂皇安然地走进了中国的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