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就是说话。写文章就是写你要说的话。自从这个“汉字写白话”的观念建立以来，写文章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意思是说，写“你看会不会下雨”比“君以为天将雨乎”容易。它有希望成为人人具有的一种技能。当然，要把文章写得很好，写成艺术品，仍然很难。
“文章就是说话”，这句话往往遭人批评，因为明明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跟日常说话大有分别。我们不妨稍作补充，认为“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表示量的增加，形式的美化和功效的扩大。“锤头是拳头的延长”，锤头所做的正是拳头要做的事情，它代替了拳头，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拳头，比真正的拳头更有力量。文章和说话也有分别，那正是说话延长留下的痕迹。
“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还有“传播得很远”和“保存得很久”两个意思。口中说话，只能让附近有限的人听见，写下来就“无远弗届”。话出口之后，即生即灭，写下来就“千秋万世”了。录音技术问世以后，人说的话不经过白纸黑字也能“延长”，功效与写下来印出来相等，因此灌唱片制录音带都叫“出版”，一张唱片，如果是一个人在说故事，这张唱片也是一篇文章。
也有人说，文章写的不是话，是心思意念。不错，通常我们都以为先想后说，因此，如果有人说错了话，就有人讽刺他没有大脑。但是学者们说，我们在“想”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两者同时发生，是一件事。他们管“想”叫“内在语言”，管“说”叫“外在语言”。等到写下来了，就叫“书面语言”。世上不是有说谎的骗子吗?怎能说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呢?这个问题有答案。所谓假话，也在骗子心里真正那样想过。当一个骗子来向你借钱的时候，他心里想：“我要骗他的钱。可是，如果他知道有借无还，一定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必须保证在三个月内归还，而且加上利息。”他当然不会把这些内在语言都说出来，他只说出保证归还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谓假话，假话不假，只是不完整，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们通常所说的写作，就是把内在的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要“表达”。表达的意思跟成语“表情达意”相近，不过表达成为文学术语以后，含意更广更深一些。表达是一种快乐，一种成就，一种权力。不能表达是一种痛苦。有人生了病，忽然不能说话，我们很同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主持广播节目的人，在报上写专栏的人，可能很景仰，很羡慕，因为他能作有效的表达。
内在语言是心灵的活动，无从和别人交通，面对面还可以察言观色，距离远了十分隔膜。心心相印和灵犀相通的是偶然的事情，而且双方所了解的不完整，更未必可靠。从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要演讲，他在发言之前先拿起一朵花来，听讲的人中间有个人微微一笑，释迦看见那个人的笑容，就取消了那次演讲，理由是不必再讲，“我要讲什么，那个微笑的人已经知道了。”那个人真的知道了吗?那个人领会到的，和释迦要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完全一样吗?就算两人的精神完全契合，其他那些听众又怎么办，他们怎么参加进去?就算在场所有的人都了解，他们以后要不要说出来、写出来?如果他们也不说、不写，这一部分思想怎么传开、怎么传下去?
内在语言是心灵活动，外在语言、书面语言是物质符号。物质符号能使别人听见看见，使听见看见这符号的人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我心里想的是“水”，你大概不会知道，如果我写出这个字来：“水”，你才明白，而“水”这个字是物质做成的，油墨纸张铅字都是物质。写作是把心灵变成物质，绘画也是，画家把他的心灵变成线条颜色固定在画布上，雕塑家、雕刻家也是，他们把自己的心灵变成一块石膏、一块铜或一块大理石。这种代表艺术家心灵的物质不再单单是物质，它有超乎物质以上的意义与价值。有人去买画，他批评一幅画的定价太贵，他计算框子值多少钱，画布值多少钱，颜料值多少钱。既然如此，他何不到店里去用那些钱买框子、画布和颜料摆在客厅里?颜料画布未经画家使用过，大理石未经雕刻家处理过，都是死的物质。同一道理，排字房里的铅字未经你我选择排列时也是死的物质。秋瑾女士把几个字排列成“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几个字都活了，都有生命了，因为这几个字表达了一位女革命家就义前的心情。
文学的术语跟这种物质符号叫“媒介”。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水”，你不知道，等我写出“水”来，你才知道，这个字在我们之间沟通传递，使你我有认识有了解，它等于是一个媒人，一个介绍人，把作者和读者撮合在一起。这个例子太简单了些，当人类开始使用文字符号的时候也许就这么简单，可是后来复杂了，例如安徒生写的《丑小鸭》，就很复杂，站在作者的角度看，《丑小鸭》代表安徒生的心灵，站在读者的角度，《丑小鸭》也代表你我。《丑小鸭》出自安徒生的心灵，进入我们的心灵，这时候，它不再是一个介绍人，不再是一个第三者。后来，丑小鸭成了典故，人人可以用这个小鸭代表他自己。
不过在学习阶段，仍要把语文符号当媒介工具来看待。凡是一种工具都有它的性能，使用者要经过学习练习，把它的性能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某种流动的液体叫“水”，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都是经过训练然后得到的能力。这种训练是一个起点。有人问过：写作难道是木匠做桌子吗?当然不是，不过开始起步的功夫可能和木匠做桌子差不多。文艺不大像木匠做桌子，倒有点像窑工做盘子。盘子本来是盛菜用的工具，可是博物院陈列的那些盘子都不盛菜了。“鼎”本来是烧饭用的，可是毛公鼎就不是饭锅，而是艺术品了。
一个尚未成为作家的人，可以把写作当作一项技能、一门手艺来学练。这种技能就是把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有些人平常能言善道，一旦提笔写作却一筹莫展，这样的人往往把写作和说话看作断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也许听说写作是天才的工作，要由文曲星下凡来做，他也许听说有人写了一首诗立刻升了大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赶走了成群的鳄鱼。他也许听说作家死了，玉皇大帝派乐队来迎接他的灵魂，请他去做秘书。这还得了?我凭什么能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低调些，别把作文课堂上的人吓呆了。好的作品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但是当初也有一个阶段像做瓷盘那样学过。欧阳修是大作家，但是字怎么写，怎么用，他母亲辛辛苦苦“画荻”教过他。单单画荻不能使欧阳公成为大作家，但是不经过画荻这一类的阶段恐怕更没有希望。欧阳公写的是文言文，要在口头语言之外另有一套书面语言，他受的训练比较复杂，今人写作，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非常接近，有时候简单，可以一致，迈出第一步到底容易。“汉字写白话”，“我手写我口”，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或一个心思周密的人，都没有理由望着方格子发呆。只管写，写你的话，写出来再添，再改，再“延长”。
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文章和说话不完全相同”。请注意，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不完全相同”。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通常，“写”比“说”简略，在电话上要说五分钟的（五分钟可以说一千字），写信也许只要三五句。老李在电话里对小王说：“明天下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好不好?六点半，在中华路会宾楼，你知道这家馆子吗?在人人百货公司大楼。让我想想看，你开车来怎么走。那段路是单行道，你别走成都路，你从北门口那边绕过来，才可以靠会宾楼门口停车。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六点半，会宾楼，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如果不打电话，而是写信，字数要少得多，至少，“让我想想看”之类的话不会有，因为写信可以想好了再写。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也无必要，因为看信的人可以重看一遍。由此可见由话变成“文”，往往要删减许多字句，这就是文学家经常主张的“简练”。这个经验，凡是在开会或演讲时作过记录的人都有，在字面上，写下来的总比说出来的少。（待续）
写作是把内在语言转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文字，是有组织的文字，是经过组织能够使作者表达心灵的文字。文字是一种媒介，对学习写作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工具，可以操练使用以发挥它的性能。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把字一个一个教给孩子，因此，人们有一印象，“字”即一个一个方块字。白话文兴起以后，大量使用复音词，给新出现的事物命名也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新词，于是人们又有一印象，“词”是单字加单字的成品。文法学者说，词是表示观念的单位，它可能是一个字，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尽管如此，练习写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词”分别对待，字是单字，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门改成僧敲月下门，推和敲都是动词，可是，据说这是“炼字”，“小桥流水人家”和“小桥流水平沙”才是用词不同。有人把写作课程分做用字、遣词、造句、分段、谋篇，越往后字数越多，足以看出这种意见之“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受外来的影响很大，有些说法得放进外文的背景里去了解。我们现在谈文学，提到这个字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里面，那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或三个字，（是一个复音词）。可是大家通常不说“这个词”，仍说“这个字”。因为这个“词”是从外文翻译而来，它本来是“一个”外国字，只是中文译者用两个三个中国字来译它而已。“电视这个字”，“语言学这个字”，这样的句子在报刊杂志上层出不穷，字和词的界限更不分明。 现在为了方便，把字词合并讨论，字和词的界限并不严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词，而非文法教科书中的字词。写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识字用字。他当然不能认识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认识他需用的字。现代作家用白话写作，用字比文言时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认识的字应该比他写作使用的字要多，因为他要阅读文言典籍。他用多少字?有几种统计资料可作答案，他或者需要六千字。从前有人自称“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这话很自谦也很自负。中国字有四万多个，一个现代人能使用五、六千字，诚然不多，但是，这五、六千字可能组合出来的“词”却算不清楚。作家识字用字尽管有限，储存词汇可能无限，老词、新词，他还可以自己创一些词。在写作时供他役使的，并不是那有限的字，而是那几乎无限的词。 有人说拿破仑字典无难字，中文字典有好几个“难”字，难查难认难写……难查是实，难认难写未必。即使难查也得多查，即使难认难写也得多认多写。一个人，既然已经或者准备用中文写作，他应该热爱中国语文，否则，何必对它投入那么多心血?对于中文，越难认越要认，越难写越要写，直到查出兴趣来，写出爱来，认出美来，更不肯罢手。中国话简直成了他的嗜好，中国文字简直成了他的情人，中国文学简直成了他的宗教。要有这几分痴迷、几分热狂、几分固执，“衣带渐宽终不悔”，才做得成中国的作家。 现代作家不仅要“识字不多，用字不错”。还得“用字不多，字尽其用”。用字不多的意思是说无须像古文派作家找冷僻的字使用，字尽其用是说抓住中国文字的特性充分发挥。一种语文的优点及其可爱之处，多半要靠使用那语文的作家发掘、发扬，甚至创造。一个中国作家也必须能证明中文可爱，他的作品才为人所爱。有人嫌中国字的笔画不规则，那么读缠绵凄清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全是方块，那么读对仗工整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试试看。有人嫌中国字是单音字，那么读铿锵高亢的“风急天高猿啸哀”试试看。从前的文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中文可爱，并使全世界爱他们，而今轮到了现代作家。 一个字可以分成字义、字形、字音三部分。三者以字义最为重要，字形是教人看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音是教人听了知道是什么意思。字义有“本义”和“引申义”。本义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刚刚造出来时的用法，后来用来用去，它的意思扩大了，用途更广了，于是产生了引申义。这好比向水中投入一枚石子，水中出现一圈圈的波纹，圆心是本义，那一层层圆周是引申义。“经”这个字的意思本是古时织布机上的直线（横线叫纬），织布时，横线来往穿梭，直线不动，因此引申出一个意思来，不常变动者为经，如经常。不变动的东西价值高，品质好，因此最高的最好的叫经，如《圣经》、经典……许多字都是如此。 观察字词意义的引申是有趣的工作。前面提到“拿破仑字典无难字”，拿破仑生前并未编过字典，身后也没有一部字典以他的名氏命名，在这句话里，“字典”要用它的引申义来解释。字典是什么?它是一本“书”，是人们用字的总汇，对每个字的用法有可靠的说明。“拿破仑字典”就是拿破仑用过的字（第一次引申），也是拿破仑说过的话（第二次引申），一个人说话用字代表他的思想，拿破仑既然从没有说过写过“困难”，也就表示他从未想到困难，从来不怕困难（第三次引申）。为什么不干脆说“拿破仑从来不怕困难”呢?因为这样说没有文采，平板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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