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31
这些年，尤其在公权类公共事件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及时见到新闻发言人的踪影。事实上，早在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前，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单有了、电话也公布了，后续却了无声响，甚至成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挡箭牌。
10月22日，南京市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举行了开班仪式，参加培训的新闻发言人有98人，19人无故缺席；新闻发言人助理106人到会，20人无故缺席。亲临培训班的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当即表示：“我提议，向新闻单位公布所有新闻发言人名单，曝光无故缺席培训的发言人名单。”(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新闻发言人，逃课倍精神。有人说，理性应对舆情当从整治“新闻不发言人”开始。这话不无道理，占着发言人的位置，却虚与委蛇或沉默噤声，这让初衷良善的制度情何以堪？这些年，尤其在公权类公共事件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及时见到新闻发言人的踪影。事实上，早在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前，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名单有了、电话也公布了，后续却了无声响，甚至成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挡箭牌。如果从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新闻发言人算起，倏忽三十年光阴，发言人制度一直难以逾越“七年之痒”。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除了中央部委新闻发言人之外，地方部门还需要新闻发言人吗？一方面，发言人要么成为“新闻不发言人”，365天沉默寡言；要么“被动发言人”，只会扮演“救火”的角色。譬如武汉市政府就经适房摇号6连号事件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整个通气会创造了“55秒”的史上之最；而中国红会在反思近年来的舆论风暴时也坦承，“中国红十字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属于低水平”。
另一方面，不专业的“临时演员”致使发言人角色异化。今年年初，国资委公布2012年新版央企新闻发言人联络表时，便称“新闻发言人是一项高危行业”；而此前“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更在权力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误读——即发言人动辄得咎，而不是检视制度的完善与素养的提升。此外，发言人的不稳定性使得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专业性、及时性大打折扣——他们大都是官员兼任，鲜有媒体经验，往往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或转岗，于是新的发言人继续从零开始。
调查显示，2003年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如今大多都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那么，我们还需要这些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发言人吗？回答好这个问题，离不开几个背景：一是现阶段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确立的立法体系，是以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框架，以《宪法》、《保密法》、《档案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规为配套的权责体系；二是即便全媒体时代，尽管“网络发言人”、“官方微博”等风生水起，但这些技术改良所依赖的，仍是实体性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换言之，只要权力对发言人制度不能敬畏并恪守，一些新式信息传达手段都会虚置或丧失公信与权威。
也许公众确实有了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而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也可能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但作为协调政府和媒体以及公众之间关系的权威角色，它所承载的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的责任是无法代偿的。没有信息的时候，信息第一；有了信息的时候，姿态第一。当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成为基础资源活跃于公共生活的时候，我们对发言人功能与制度的反思，本身就是一个悖谬的信号。毕竟，新闻不发言人，绝不仅仅是“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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