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在上海

1936年3月9日下午，卓别林乘“柯立芝总统号”海轮抵达上海，下榻和平饭店。随后，驱车前往市区观赏市容，参观邑庙名胜，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1·28”战争的炮火遗迹。

　　18：30，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后，参加由万国艺术剧社举行的晚宴。晚宴由当时中国著名女影星胡蝶主持。席间，他向胡蝶谈了自己的从影经过和拍片心得。他所阐述的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给胡蝶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宴后，卓别林由梅兰芳陪同前往共舞台，去看当时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卓别林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开打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剧场休息室，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喜剧演员韩兰根、刘继群。当他听说韩、刘有东方劳莱、哈代之称时，便热情地拉住两人的手说：“我们是亲密的同行呀！”话音刚落，三位笑星几乎同时做了一个怪脸，这不约而同的和谐配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由于后面还有安排，他们没等到散场。

　　晚11时，在梅兰芳安排下，前往新光大戏院(今新光电影院)观看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戏散后，卓别林上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来不及卸装的马连良，在台上与卓别林紧紧握手以示欢迎。

　　之后，卓别林至百乐门参加通宵舞会。凌晨3点，回住所休息。3月10日上午8点，卓别林乘原轮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邢建榕:卓别林、梅兰芳上海相会质疑 

　　卓别林到过梅兰芳家里吗？
　　1936年3月9日下午，卓别林夫妇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抵达上海。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甫一上映，即有人认为影片“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加上对这部投入巨资的电影票房的担忧，卓别林心血来潮般，作了一次亚洲旅行。
　　陪同他一起旅行的，是《摩登时代》的女主角宝莲.高黛及其她的母亲。当时卓别林与高黛已经同居，但尚未正式宣布结婚，据卓别林自传，他们在旅途中结了婚。他们只是跟着搭乘的“柯立芝总统号”一路而行。因为计划仓促，高黛连衣服也来不及买。50年代后期，卓别林撰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回忆录，却无访问上海的内容，更没有他与梅兰芳和胡蝶见面的描写。上海，只是他人生驿站中行色匆匆的一站。
　　他们在上海的行程非常紧张，翌晨即要随船离开。像这样在上海只是路过的世界名人，当时还为数不少，如爱因斯坦、肖伯纳和桑格夫人等，但即使如此，好客的主人想方设法，总要表示一番热烈的欢迎。下午4时，上海文艺界人士以国际艺剧社的名义，在国际饭店安排了一场欢迎茶会。由于卓别林上岸后，需要到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安排住宿事宜，也少不得略事休整，加上观光市容，直到下午五时半卓别林才匆匆赶到国际饭店。
　　卓别林到来后，梅兰芳、胡蝶等人已等候多时。旧友重逢，分外高兴，卓氏拍着梅兰芳的肩膀说，六年前我们在美国见面时，两人头发都是黑的，而今自己的头发已经斑白，而你的头发还是乌黑，甚至没有一根白发，这真太不公平了！卓氏说这番话时，多少带点幽默夸张，梅兰芳回答说：“你比我辛苦，每一部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这一段对话，颇见卓、梅两氏不同的性格才情。但这一段情节和对话，郑重其事，竟移到了思南路梅兰芳家里，谓之“思南路87号的重逢”。（见文汇报2006年7月14日）卓别林和梅兰芳同为东西方艺术大家，在沪相逢的细节，一一由记者跟踪报道，虽略有出入，大体是不差的。梅宅相会，并无报道提及，按卓氏行程安排，亦无可能。
　　卓别林赴新光剧院观看马连良演出，梅兰芳是否陪同？
　　宴会间卓别林向梅兰芳提出想看京戏，梅兰芳回答说，自己当晚没有演出，但可以到新光看马连良演出，卓别林接受了这一建议。
　　宴后，梅兰芳陪同他先去大世界隔壁的共舞台，观赏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系根据《江湖奇侠传》一书改编，讲述了红莲寺僧人作恶多端，被陆小青等众侠客所破的故事。当时电影《火烧红莲寺》已经连拍十多集，堪称武侠神怪电影的经典，胡蝶就在电影中扮演女主角侠女红姑。
　　梅兰芳、卓别林他们进入共舞台时，《火烧红莲寺》已经开演，正演到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这一段情节，是说欧阳后成和杨宜南两人因交战而成姻缘，有文有武，有唱有做，卓别林观后连连鼓掌，尤对两人斗剑一场，誉“为东方仅有艺术。”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打斗，他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剧情紧凑，不容拉幕换景，十四场布景完全在熄灯一刹那变换，卓别林观后赞不绝口。他对边上的人说，在国外，除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有此换景法外，其他尚不多见。以上云云，见于共舞台在申报上做的广告内容，大概彼时还未有侵权概念，否则卓别林一纸诉状，共舞台即使有黄金荣撑腰，也吃不消的。总之，卓的到访，使共舞台喜出望外，一连几天，都在报纸上刊登“滑稽大家卓别林特来本台观剧”“卓氏观后赞不绝口”的广告，为《火烧红莲寺》宣传造势。
　　从共舞台出来后，卓别林一行又去新光看戏。当晚马连良、小翠花、叶盛兰、刘连荣等上演的是全本《双娇奇缘》。卓别林进去时，又恰巧是《法门寺》最精彩的一场。有人告诉卓别林，在中国观剧，极少拍手，而是喝彩，于是看到精彩处，卓别林也随着观众一起，时时忍不住地叫“好”。他还用右手在膝盖上轻轻击着节拍，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是一样的。”一个多小时后演出完毕，卓别林到后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马连良来不及卸妆，卓别林已经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就在台上与马连良面对面拱手作揖，接着伸出手来，两人紧紧握手，交谈起来。穿着西装的卓别林与穿着戏装的马连良的一组合影，都被眼明手快的记者抢拍下来。
　　凡写卓别林访沪的，没有不写梅兰芳陪同卓氏赴新光看戏的。不过笔者又有一点疑惑。在新光的这些照片，有卓别林与马连良的合影，也有卓别林夫妇与马连良的合影，却未现梅兰芳的身影，似有些不合情理。近见《良友》画报1936年3月份第115期，上有翟关亮（国际艺剧社的理事）写的《与卓别林半日游》一文，说梅兰芳临时有事，委托他陪同卓别林去新光看戏，梅本人并没有同往。在最接近事情发生时的史料是最可靠的，如翟文所说为实，梅兰芳当然不可能出现在镜头里。而且，卓别林在新光观戏的情节，如前述卓别林击拍叫“好”，对梅兰芳说的一番话，以及上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并合影，翟文叙述颇为翔实，只是少了梅兰芳的身影。按理良友画报并不难找，但叙及卓别林访沪一节，尽管情节相似，却极少有人引用翟文的，而多取用后人或当事人以后写的回忆。
　　以上二大疑问，事关东西方两大艺术名家，但笔者尊重史料的价值。并记于此，望识者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