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诸葛亮：

 错过了好的时代，选择了对的地方

 

文|李青友

 

青年诸葛亮到南阳西郊躬耕的时候，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已经在北郊长眠了五十多年。他已经没条件、也不能再有条件，像南阳前贤张衡一样壮游天下、遍访名师、学有所成、渐入仕途。

命运跌宕的诸葛亮九岁丧母，十二岁丧父，之后又跟随叔父诸葛玄颠沛流离，他几乎丧失了人生中绝好的求学机会。伴随他的成长，大汉帝国这头羸弱的骆驼，已经被一根又一根稻草压得东倒西歪。动荡的社会，不安的时局，荒芜了两汉的取士之途；并起的群雄，涂炭的生灵，把青年人的抱负化为艰涩的吟唱。喧嚣，往往搅乱不了志士的平静——错过了好的时代，选择了对的地方，青年诸葛亮选择了在南阳近郊晴耕雨读。

 

初来南阳的诸葛亮，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凭资历、凭能耐都还谈不上隐居，他若是真正的把自己囿于深山、绝于世外，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三顾茅庐”了。反观诸葛亮出山后的智慧和才能，不得不说他耕读南阳的十年间，南阳社会这本“大教材”对他的重要影响。

 

假如我们把时间回笼到一个点上，早于诸葛亮时代的南阳名人则同时出现——在高高隆起的卧龙岗上，青年诸葛亮是如何的环顾四围？城南，是助越灭吴、富可敌国的范蠡；城北，是仰观天文、辞赋名世的张衡；城东，是慈悲济世、心念苍生的张仲景；毗邻，是征伐西戎三十六部、奠定秦国一统天下基础的百里奚。太多的政治智慧、军事奇谋，像百倍的负氧离子一般让诸葛亮心旷神怡！南阳这部无字大书，以事实教育了远来的躬耕者，一定使他大开眼界。

不仅如此，两汉时期的南阳文化积淀也会濡染诸葛亮。《剑桥中国史》说：“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南阳建立东汉政权的胜利，实际上是南阳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胜利。”这个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及其家族，长期影响着东汉社会的走向。东汉时期，南阳就出过5位皇后，这5位皇后参政议政达81年之久，几乎占东汉历史的一半时间。当时的南阳人吴汉、刘隆、赵熹相继担任大司马（最高军事统帅）45年，长期掌握汉帝国的军事大权。史书有传的东汉南阳籍官吏有154人，任三公者就有27人，被封侯者就有120多人。青年诸葛亮的周围，沉淀出一座座巨大的政治智库、军事智库，这是当年太学里官宦弟子所未必能享用的。晴耕雨读的诸葛亮，研习了这些智慧、承袭了这些智慧、运用了这些智慧，才能在没有“实习期”的情况下直接登上历史的舞台，迅速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军事才干。

从诸葛亮的诸多执政理念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当时南阳社会的颇多相似。他有着深刻的民本思想，他治蜀期间，始终重用贤能，开源节流，轻徭薄赋，重视生产——两汉时期的南阳太守邵信臣、 杜诗在任上，励精图治，物阜民丰，南阳百姓有谚曰“前有邵父，后有杜母”，后世因此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他重视技术的应用，他整修都江堰、大办冶铁、发展蜀锦生产，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向西南夷推广。更令人赞佩的是，他把技术用来装备军队、用于军需，发明木牛流马搞运输，发明连弩对付骑兵，六出祁山的部队都在践行特种作战——而在两汉时的南阳，杜诗早发明了水排，张衡早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指南车，南阳也形成了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冶铁中心。诸葛亮还注重法治建设，“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管是治军、治国、治府他都以法律为准绳。为了确保蜀汉能够有法可依，诸葛亮主持编撰了《汉科》（《蜀科》）。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斩杀了犯错误最严重的爱将马谡，他自己因负有领导责任也自贬三等。——两汉时期的南阳社会，因受到先秦时期曾是韩国地，受“刑名法术”思想的影响，社会对法律、法治有着清醒的认同，曾出现了张释之、杜周等法治思想代表人物；特别是到了东汉，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刘秀，深知国家法制典章的，在“退功臣，进文吏”的同时健全了法制。如此等等，诸多细节性的相似，可以说是诸葛亮南阳十年的思想印记。

南阳称不上是四战之地，但确实是中原要冲。商王武丁“奋伐荆楚”、楚庄王“洛水问鼎”、汉高祖入武关灭秦，都是以南阳为基地的。诸葛亮就是要在这个“要冲”安居下来，只有这样，他成为饱学之士后才能及时洞察风云，审时度势，待价而沽，直到“使君三顾起卧龙”。

帝国关上一扇门，三国开启一扇窗。诸葛亮：错过了好的时代，却选择了对的南阳。 

【作者】李青友，河南南阳人，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国学书画院郑州分院副秘书长，南阳诸葛亮研究会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华文化画报》《中国文化与产业》《法律与生活》《老人春秋》《十堰作家》《躬耕》《南阳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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