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家,历来是人们议论甚多的一个话题。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
家训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古人家风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长辈与子孙的身体力行,而不是背诵“家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数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
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
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
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
陶侃退腌鱼
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
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
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
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曾国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
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张绪因势利导儿子
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
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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