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独立人格与精神信仰
摘自《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之三
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奠定阶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自愿承担起社会责任，重建社会秩序，成为“道”的社会秩序维护者和价值承担者。孔子曰：“士志于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问“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曰：“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三圣之言，皆强调士治天下、护道义、爱人民的公共品质。自古华夏民族具有士的精神，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士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八德”是士人的人生观和律己的基本标准。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主义的精神，为后世敬仰。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士文化饱含着善良文化基因，是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积累的丰富硕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而士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思想文化之一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基因。现代文化传承昭示着迫切需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思想、情怀与精神的回归。
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文化萌出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士文化虽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逐渐衰落，并使社会士阶层不断消失，从而也使民族和社会“精神精英”文化的传承随之衰亡；但士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激励着人们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继续肩负起国家与民族前进发展的重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随之而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八股取士”是明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民众的聪明才智，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人才的培养，对民族危害极大。中国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丧权辱国以及割地赔款的屈辱，重要是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恶。它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是清朝的文化专制、奴化教育导致了中国积弱贫穷和民众心理素质懦弱。另一方面与国人的“士气”不张和士文化的衰落有着重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长期“重文抑武”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封建专制文化将士人铸造成了缺少“士气”的儒生结果；致使中华民族精神确少了阳刚之气，培养了国人的奴性和懦弱，麻木了国人的精神和灵魂，钙化了国人的脊梁和筋骨，扼杀了国人后天的竞争力，以致这让炎黄子孙饱尝了切肤之痛的近代史教训。中国士的精神被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阉割，不断隔断了中国士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扭曲了民族灵魂和性格。现代社会中国人最主要缺少是士的精神培养和士文化的教育，要让中国人具有士的信仰和精神，士的气节、思想和品质，让士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撑，从而让这个民族不断迸发出喷薄向上的活力和力量。士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绚丽的瑰宝，必将以其辉煌的精神和思想在未来历史发展中大放异彩。弘扬和重视儒、释、道、墨等思想和文化，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培养出国人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塑造民族高贵的品格，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成为有坚定信仰的人，成为有责任担当的人，敢于维护正义的人，以及为民族大义而舍生忘死的人。
从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精神基本形成，到秦汉时期，再到魏晋、宋明、晚清、现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士大夫创造、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精神文化。士具有自由的思想，有崇高的人生追求，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困苦，都能保持本真。孔子的弟子颜回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能“不改其乐”。士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绝不会为了物质利益而变节。士的形是剑，象征着精神、勇气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古代读书人无论多穷也要仗剑而行；文士爱剑比武士有过之不及，这是士崇道尚武精神的体现，代表着身为士族的风骨和尊严；它是一种精神和身份的地位的象征，也包涵着礼制和修身养德的含义。如西汉初年军事家韩信穷困潦倒时，但仍佩带宝剑。古代文人佩剑反映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书剑”文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礼记》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是指士大夫也不会量刑上受到优待，老百姓不被排斥在礼仪之外，而这一观念，被两千多年以封建的特权观念去解释带有原始性质的、以天神报为根据、以血缘宗亲行正义的远古刑礼观所曲解。
另一说，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意思就是刑法不能加在大夫身上，士这些贵族一旦发现自己犯了过错，不耻于受审、上刑场；士认为上刑场是受到了侮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最为开放的时期，也是道德和知识能够唯一比肩财富地位的崇高时期。有些君主为了得到一些贤才的帮助，经常对士免去君臣之礼，以礼相待，平起平坐，表现了对士的充分尊重和崇尚。
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变化，士的身份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及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士大夫有相当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或者说主人翁意识，这是造成他们有张扬的个性，以及敢于和统治者对抗的重要原因。士之独立人格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主干支持，有士在，士的精神就在，士的人格就在，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就能延续。没有了独立人格，士这个阶层也就不存在。士的精神独立、自强不息品质，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不断开拓进取的永恒的精神力量。
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抱负。诸侯以国为己任，大夫以家为己任，而士以天下为己任。士不论文武，最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承担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意识，为理想而献身，视名节为一切的精神。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无数士人怀着治国安邦，造福万民的雄心壮志奔走呼号来践行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正是由于他们那种宁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精神一直鼓舞着历代士人，成为他们立身处事的榜样和人生的远大追求。正是这种匡扶济世，胸怀天下，救黎民于水火的高贵品格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精神支柱。士有“志于道”的坚定信仰追求，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情操，有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有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以及诗文琴棋书画及优游山水的生活雅致。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秉笔直书的齐史，安贫乐道的颜回，“人固有一死，或重或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等，是他们的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滚滚前进的巨轮，他们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脊梁。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忘我的斗争精神的性格，他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融注着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历史精神，显示了民族的无穷力量。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个人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迈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群人内心世界对责任与道德的使命感；“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中国历上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敬仰。
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独立衍生出来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价值观。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载道。它是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忠烈；它是心宽体胖，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无畏，它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忠贞，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士大夫以自身的文化教养、道德自律、社会责任心，承膺着蕴蓄传统文化、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使命。这一泛集体阶层，始终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往往跟中国传统国学，包括传统哲学、文学、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古代丰富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如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这其实都是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和追求。
独立人格是士的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延续，中国文化就将会在一团软泥似的“士”的身上断裂湮灭。士作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在先秦时期具有独立性人格，随着时代变迁，渐渐产生了人格分裂，大多数士为了生计，不得不形成对君主的人身依附；而那些入仕的士，在权力腐蚀下，不能知行合一，产生了对价值观的背离，腐败变质。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很多知识分子成为“道”的背离者，在统治阶级的淫威和利诱之下，随波逐流，自感堕落，遗臭万年。信仰是道德的源泉，一切道德都来自于信仰，信仰是决定一个人人格的基础；一个没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有信仰，人民才团结、有道德，国家才有力量，社会才能进步。让我们走进历史，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那股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精神力量之士的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我们要建立对士精神的支柱信仰，崇尚“士”和英雄文化，用“士”和英雄精神激发前行力量。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儒家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汉武帝时期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它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独尊儒术”是中国文化发生转折的重大“事件”，它从思想和文化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压抑了其他各派学说，不利于促进学术的繁荣，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之一，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但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也必然会使文化走向僵化和变质；而一个国家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社必然会走向腐败和堕落。历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儒家思想和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被统治者加以整理、重熔和改造，将孔子“仁、义、礼”歪曲为愚忠、愚孝、愚民文化，使之成为有力于稳定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儒家文化作为先秦显学，失去了其内存灵魂，被沦为封建专制的“替罪羊”“殉葬品”。
作者：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共产党员，武术世家，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公元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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