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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中国人不愿意追根究底，加之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对待宗教，这些特质共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一个不走极端、偏好中庸的民族，一个科学家不相信科学理论中蕴藏着终极真理，一旦与感官经验不符就立即更改的民族，它又能成就怎样的科学呢？投身科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具有深刻且时常近似于荒诞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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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科技辉煌

中国社会相对静止的状态，特别是中国人不能推进对新发现的继续研究——看不到潜在的多种可能性——的特点，在中国科技史上清晰可见。民间传说黄帝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发明了指南针。黄帝之后，伏羲又发明了八卦，为中国数学发展之源。

神话传说固然不足为凭，不过，这些发明确实最早在中国出现。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与王玲、鲁桂珍合著的杰出成果，使我们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上博大深邃的科技发展。早在公元前1751年，中国人就算出一年有365.25天，掌握了用铜和锡合炼青铜的技术。公元前1111年，中国人推算出了较为精确的圆周率（π=3），并且知道（X p -X）可以被指数P除尽。 公元3世纪中叶，中国人已经发现了勾股定理，能计算地球绕日运行的距离和轨道，将奇数、偶数及正数、负数作了区分，掌握了包括简易分解法在内的分数运算，会求平方根与立方根，运算线性方程和简单的二次方程。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还测定了多种金属的密度，其中一些数据相当准确。

战国青铜兵器玄镠戈

5世纪，中国学者重新估算了圆周率，认定准确数值应该在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完全不知道圆周率的准确值（3.14159265），欧洲人直至1585年才确定了这一数值。同样，到了16世纪，欧洲人才懂得分数与分数相除，即颠倒除数后相乘的法则。

13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总结出一套代数原理，其中包括西方人称之为霍纳法则的简化多项式的法则。

古代中国还缔造了许多世界公认的发明创造。除了火药之外，闻名于世的还有地震仪、浑天仪、印刷术、农历、水钟、激素、麻醉术和航空动力原理。在物理学领域，中国人发现了磁偏角、极性和磁场，比欧洲人早了大约6个世纪。早在欧洲人发现极性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论述有关磁偏角的理论。

四大发明

对抽象或想象的世界毫无兴趣

然而，中国人的特点是对与实际应用无关的科学原理没有太大兴趣。据李约瑟说，“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就科学理论发展而言仍实力相当，只是在那之后，欧洲的科学发展才开始快速超越。” 为什么在西方发展如此迅速的同时，拥有诸多发明创造、领先西方的中国却停滞不前了呢？

美国哲学家诺斯罗普认为东方世界科学思想的匮乏是由于东方人对于生活抱有一种美学上的含糊态度：“……对人类知识持实证主义的态度，将其完全限制在直观理解的范围内，否认任何通过类比归纳得出的结论，排斥所有假设、间接证明及一切可以由数学和逻辑方法准确推导出的理论。”

这一解释已经足够清楚了。对理论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不可能成为科学家。中国人对抽象的未知世界漠不关心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文学史及艺术史也体现了这一特征。中国人缺少对内心世界的探查和深刻的想象力，只关注男性与外部世界以及男性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只是凡俗世界里人际关系的延伸。中国人欣然接受与人类相似的神明，他们或贪婪或慷慨，或善良或邪恶，或喜怒无常或值得信赖，或腐化堕落或刚正不阿。在中国人眼里，唯一且全无瑕疵的上帝，与世界上一切人类全然不同的上帝，是不可想象的。

面向宗教世界时的务实心态使得中国人不可能用原子、重力、抛物线和地层等概念来理解外部世界，这一切对于仅凭感官和经验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人来说是太遥远了。中国人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大自然所给予的赐福与灾难要视乎民众对儒家伦常准则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和尊崇。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中国人对抽象或想象的世界毫无兴趣。中国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即使已经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仍然不会执着探究心中的疑问。在这一点上，诺斯罗普不但错误地将中国与印度混为一谈，对东方及西方社会基本特征的定义显然也有偏差。虽然他正确地指出西方人强调抽象和理论，而中国与东方社会更重视具象和实证，却不应该将中国哲学归为审美式的或感性的。

缺乏强烈的情感投入

中国人很少流露个人情绪，而美国人和欧洲人却对此毫无顾忌。所以说，诺斯罗普用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e）的画作“3号抽象”（Abstraction No.3）来代表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简直是大错特错。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里，人们绝对找不出欧姬芙女士试图传达给观众的那种自由的情感。

Georgia O’Keeffe, Series I—No. 3, 1918

诺斯罗普错误地宣称：“……由于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的逻辑验证所依据的都是抽象且看不见的因素”，可是人们无法确定它们绝对就是正确的，因此，“……西方人对于根据抽象及推理因素得出的伦理、宗教及社会理想也不应过于自信。”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让西方人尤为自信的正是“那部分”被称为“未知的伦理、宗教和社会理想”——西方人为此不惜放逐、囚禁和献祭。西方人对科学领域的未知现象曾表现出过度的自信，对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Pasteur）所发现的细菌以及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学说嗤之以鼻。这种对抽象及逻辑的确信无疑，无论表现在对自然世界与上帝的认知上还是在解读宇宙的地心说或日心说的争论上，我认为都是强烈的情感投入所造成的。这种大胆的确定是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基石的自然表达，而正是这一基石促成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李约瑟不认为中国人弱于假设和猜想。他认为：“如果前苏格拉底时期各个希腊学派的思想可以被称为原始科学理论，那么中国人的阴阳五行理论显然并不逊色。”

“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在于它最终未能更充分地利用理论推动应用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没有将数学运用到自然现象的种种规律上。这就是说没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把酣睡在‘实证主义’里的中国人唤醒。”

观念上的区别

可是，中国人既然精通数学，对自然现象也不乏探索的兴趣，为什么一直没能通过一场文艺复兴将二者结合起来呢？李约瑟相信答案要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独特特征”里去寻找，并且立即谈论到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基本法制观念和宗教观念等领域的共性。游牧民族要学会如何驱赶和控制家畜，而农耕民族只需遵循作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儒家思想中的“礼” 仅适用于人类社会，西方的自然法则却具有适用于人和物的普遍性。最终，“为了确信自然世界具有理性，西方思想不得不假设（或为了便利而假设）存在一个理性的造物主，安排并掌控着这一切。”另一方面，李约瑟还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的思路恰好相反。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是源于外在的、至高无上的力量，而是因为每一个人不但是层级分明的宇宙整体构成中的一分子，而且也在遵从自身天性的指示。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分析与李约瑟的思路不谋而合。各个民族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行为模式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同一种行为模式将会一次次地流露在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个体从最早与父母相处的关系开始一直到建立与同伴的关系，这个过程将主导他如何对待神明和万物。如果中国人建立了神与人都“是层级分明的宇宙整体构成中的一分子”的世界观，是由于他们种植的作物不能被驱赶和操控，那么在发展出农耕文化之前，只能靠采摘野菜或四处游牧为生时，中国人的观念又是怎样的呢？（除非我们接受一种可能性极低的假设，即中国人从最初起就是农业生产者。）

另一方面，个人中心、自我依赖的美国人不仅有决心控制和积聚物质，而且一步步地按照自己的形象在理论上塑造他们至高至上的上帝。因此，我不能认同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在上古时期曾有过“（本土）上帝的观念……但它很快失去了个性和创造力”。中国人确实一直相信天帝的存在，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曾经赋予这个神灵那些后来又被丢弃的“个性和创造力”。一直以来，中国人的天帝观念也同个体的人一样是等级分明的宇宙整体构成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关系，以至于天帝甚至不再是最初那个开天辟地的神明。

犹太教与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与万物且超然于它的造物之上。鉴于美国社会的个人中心倾向，人们很容易接受以下这一观念，即上帝按照它的意志在一场大洪水中将少数选民以外的一切造物全部毁灭。中国的天帝没有这般本事。如果他竟敢于这样做，他很可能像一位现实中的君王那样从宝座上跌落。在中国神话里，蛮荒时代的洪水既不是由神明为惩治人类而兴，也不能由于神灵的干预而平息。相互依赖的文化模式从人的世界延伸到神的世界，因此不可能迈出这样毁灭性的一步。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方的个人主义逐渐强化为自我依赖的文化，在强化通过“物”的控制来控制“人”的过程中，西方人时常倾向于袪除上帝身上的某些特质。

观念上的区别是造成中国科技发展虽有良好开端却被西方迎头赶上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不是诺斯罗普眼中“与情感等同”的审美观念，而是人际间的相互依赖使得人们认为强烈的情感投注不合时宜，且无心探索未知的事物。诺斯罗普认为西方人应该控制自满情绪，但西方人通常并未这样做。西方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以至于不但大规模地改宗，而且不惜用武力强迫他人改宗。中国人反而恰恰做了诺斯罗普认为不应该做的事。中国有一句成语“破釜沉舟”，但麻烦的是，大多数中国人从不觉得自己置身于毫无退路的处境之中。

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渴望成功。可是，如果一个男人无法获得世俗功名，他的妻子——尤其是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仍会接纳他。中国男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可剥夺的。同样，中国人会攻击他们的敌人，然而即便在复仇情绪的驱使下，仍小心翼翼地不把对方逼至墙角。中国有不少这方面的俗语，如“切勿得寸进尺”“得饶人处且饶人”“穷寇莫追”。西方历险小说《格利佛游记》的主角孑然一身，浪迹天涯，而中国同类小说《镜花缘》在第一章就提到，它的主人公由朋友和姐夫陪伴。中国人永远不会孤单一人，哪怕是在想象之中！

《格利佛游记》和《镜花缘》

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处理法律纠纷时更愿意由中间人来扮演关键的调解角色，而摒弃了西方社会里由律师和法律判定谁对谁错的方式。中国人不愿意追根究底，加之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对待宗教，这些特质共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一个不走极端、偏好中庸的民族，一个科学家不相信科学理论中蕴藏着终极真理，一旦与感官经验不符就立即更改的民族，它又能成就怎样的科学呢？投身科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具有深刻且时常近似于荒诞的想象力。没有这样一种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无法抵御他人的嘲笑与社会的抨击，科学就无法真正走向成功。（本文节选自许烺光所著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由出版社授权刊发，配图来自网络。）

图书简介

《美国人与中国人》，许烺光 著，后浪/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10月

从文学艺术、两性婚姻、教育到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许烺光以深厚精湛的人类学功底，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最重要的构成中寻找和确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特征。他用环环相扣的推衍和阐释，将美国人与中国人本质上的文化心理区别——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与以情境主义为中心，推演至个体的社会心理及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并进而探讨它们在受到内部及外在的挑战时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本书在海外被奉为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尼克松总统的幕僚将其列为访华前必须阅读的三大参考书之一。

作者简介

许烺光（1909—1999），出生在中国，毕业于沪江大学，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从事实地调查和研究，1947年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1977年—1978年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许烺光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德一样，同属于文化心理学派，独特的经历和东西方文化双重影响下“边缘人”的“身份以及卓越的才识，使他成为最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