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来自环球人物 00:00 06:12
8月中旬，初秋的北京迎来一场大雨，玉渊潭公园旁的三里河路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路上行人寥寥。这一片雨后更显静谧的小区里，有钱锺书和杨绛最后的寓所，女儿钱瑗也常来住。
1981年，钱锺书、杨绛与钱瑗在北京三里河寓所。
这里，是被杨绛先生称作“家”的地方，“因为有我们仨”；这里，也是她顾望徘徊，感叹人生如梦的地方，因为“我们仨失散了”。
2007年，杨绛出版《走到人生边上》，呼应丈夫钱锺书在1941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写在人生边上》的扉页印着“赠予季康”，落款日期是1941年6月20日。那之前，钱锺书远客内陆，在湘西的蓝田师院任教，书稿内容由杨绛在上海编定。季康是杨绛的名字。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钱锺书暑假回到上海时，两年多不见的女儿已经不认得他，不准他坐在妈妈旁边。但这两年间发生在湘西的大事小事，杨绛却都知道。分开的日子里，钱锺书为杨绛记下了详细的日记，信也写得很勤，二人好像从未分离。不过，回到上海的钱锺书还是发愿：“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又是离别。1997年，钱瑗过世；1998年，钱锺书过世。杨绛深居简出，写下《我们仨》寄托思念。她用细腻的笔触，告诉世人爱情与亲情最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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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结尾处，杨绛写道：“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96岁时，她以《走到人生边上》回应漫长岁月里的爱与思考。《自序》中写道：“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他们仨都在的地方，才是家。
志同道合的夫妻
2011年，杨绛100周岁时，与《文汇报·笔会》有一次笔谈。她谈到与钱锺书的感情，是这样说的：“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这两个志趣相同的人相识于1932年的清华园。那年3月，二人在古月堂外偶遇，相谈甚欢。杨绛后来回忆那时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随后两人开始鸿雁往来，到了一天一封信的地步。
1933年，钱锺书把自己早年的诗手写成册，赠与杨绛。这件事被杨绛以手写资料的形式放在了《我们仨》的开头部分，字体娟秀，颇有意趣。那一年，钱锺书到苏州杨府拜访，与杨绛定下婚约。两年后，新婚燕尔的二人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开启了一段难得的专心读书的日子。钱锺书是庚款留学生，在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杨绛陪读，安心做一名旁听生，听几门课，每日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1935年8月，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牛津假期多，二人几乎把假期的所有时间都拿来读书。杨绛回忆那段日子：“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18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18世纪和18世纪以前。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间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为了清静读书，他们甚至在人生地不熟的牛津搬过一次家，杨绛评价“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两年后，他们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前往巴黎，在巴黎大学继续深造。杨绛生性要强，在读书这件事上也常暗自较劲，但她对钱锺书却总是服气的。“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这一年，是爱书如命的钱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钱瑗和钱锺书在三里河家中。
到晚年住在三里河的寓所时，他们的状态仍是如此——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这种状态，伴随了两人一生。
彼此欣赏的爱情
读书，是这段爱情的底色。
钱锺书的才华让杨绛甘愿为他洗手作羹汤。杨绛1942年完成剧作《称心如意》后，名声大噪。时人说起钱锺书，都说是“杨绛的丈夫”。但杨绛知道钱锺书的才华，所以，当钱锺书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时，她就做起了“灶下婢”。
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围城》。1944年，钱锺书开始构思《围城》的写作，1946年完成。那是最为艰苦的一段岁月，他们在沦陷的上海，事事不便。杨绛第一次挎着菜篮子出门买菜还是钱锺书陪着的。钱锺书知道妻子难为情，特意一起去，有说有笑看了一回菜场里的众生百相。对生活中常有“痴呆气”的钱锺书而言，这样的体贴不知是有多深的情才能做到。
抗战胜利前，生活更为艰难，只说柴和米就已不易。买米要抢，烧柴要自制“行灶”，杨绛握笔的手总是伤痕累累，但她不觉得委屈。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写过：“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杨绛无比热爱钱锺书的才华。她说：“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钱锺书对杨绛的爱慕同样溢于言表，以至于诗人辛笛笑话他有“誉妻癖”。他曾经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在194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钱锺书在自留的样书上写有这样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89年，当《围城》搬上电视屏幕时，导演黄蜀芹到钱家讨论如何表达内涵，杨绛写下两句话：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两句概括，钱锺书大赞“实得我心”。
彼此欣赏，这种老套的感情更能滋养岁月。杨绛在百岁笔谈时提醒年轻人：“男女结合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把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钱锺书当即说，“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星海小姐”的诞生
在牛津的第二年，杨绛怀孕了。他们原本就盼着一个孩子，尤其希望是女孩。得偿所愿，1937年5月，爱女钱瑗在牛津的产院出生，据说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钱瑗啼声洪亮，被护士们称作Miss Sing High，意为“高音小姐”，音译可做“星海小姐”。
女儿的出生，给这对新婚夫妇带来了莫大的喜悦。杨绛生产那天，钱锺书一日去了产院4次。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见杨绛；第二次来，杨绛上了闷药，没醒；第三次来，见到昏昏睡去的杨绛；直到第四次，时间是下午茶后了，才见到清醒的杨绛。护士把钱瑗抱过来，钱锺书看了又看，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想着钱锺书这是第四次来产院，也就是来来回回已走了7趟，怕他累坏，便嘱他回去。
钱瑗渐渐长大，乖巧懂事，走路、看书都像钱锺书。回国后，因钱锺书先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湘西的蓝田师院执教，钱瑗便一直跟随杨绛生活在上海。这个小小的人儿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更被爷爷钱基博认定为“吾家读书种子”。
这事说来也有趣。1948年夏，钱家人在无锡老家相聚。钱基博正睡觉，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儿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儿却在静静看书。钱基博顺着钱瑗手中的《少年》考问了几句，又考了考她其他方面的学识，钱瑗都一一答了。钱基博大为惊奇，从此把这个孙女放在了心尖尖上。
钱瑗的确是“读书种子”。1949年，她随父母北上清华，因身体原因休学在家，杨绛教她数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钱锺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代数越做越繁，我想偷懒，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结果，1951年考高中时，钱瑗考取贝满女中，代数得了满分。
1980年，钱瑗在英国进修后回家，做了拿手菜孝敬父母。
她不止有读书天赋，更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锺书和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钱瑗急得赶回家，但她是“革命群众”，回家是要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的。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回家告诉父母她刚贴了“划清界限”的大字报——“是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依偎着杨绛坐下，从书包里取出未完成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为妈妈做睡衣；又掏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装进瓶里。
颠沛流离中的守望
在1977年搬进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前，钱锺书一家在很多地方“流浪”过。
1938年8月，侵华日军长驱直入长江腹地，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尽管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但身在巴黎的钱锺书和杨绛都急着回国了。他们辗转买到船票，坐三等舱回国。
船到香港，钱锺书就上岸直奔昆明。他已接到清华的聘约，前往西南联大。杨绛带着钱瑗回到上海，不多久就开始帮助振华女中校长筹建上海分校，忙得早出晚归。
这是钱锺书和杨绛婚后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直到1941年钱锺书回上海以后，他们夫妇二人才真正在文坛崭露头角。
1941年，钱锺书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1943年、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
1945年至1947年，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论《谈艺录》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在上海写作的日子，多是煎熬，幸得二人相互搀扶。杨绛曾写道：“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杨绛和钱锺书互相理发，杨绛用电推子，钱锺书用剪刀。
这许多人许多事里，包括一桩请钱锺书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事情。但钱锺书立即辞谢。杨绛写下的话语极为朴实，却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最真挚的爱国心：“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耻辱重重的弱国，跑出去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安静等待的日子里，钱锺书与杨绛在四周皆是“人心惶惶”的气氛中安然读书。那时，钱锺书的一个拜门弟子以“请老师为他买书”的名义给老师提供帮助。钱锺书因此可以肆意买书，书上都写有“借痴斋藏书”。
1949年，一家人北上清华。原以为终于可以安心治学了，但没过几年就开始遭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一次次风波中，钱锺书和杨绛被批斗、下放，一家三口分散三处。但他们几乎不曾间断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后，钱锺书先后完成了《宋诗选注》、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管锥编》的初稿等，杨绛则完成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作品的翻译。他们经历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却总在携手同行中找到支撑。杨绛写过：“锺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病房里的最后时光
1994年，钱锺书因膀胱癌住院；1995年，钱瑗因癌症住院。两家医院距离不近，从此书信就在医院间传递。杨绛成了“联络员”。她不敢把女儿患癌的消息告诉钱锺书，只说阿瑗住院了。
钱锺书记挂女儿，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也要给钱瑗写信。1996年7月，钱锺书几乎不能坐立，却挣扎着坐起来给女儿写信，但写的字像天书，可见其力已竭。钱瑗还没有收到信，便预先回了信，请爸爸不要劳神写信了。她给父母的信总是画着笑脸，像个孩子，充满安慰。这一次，她明明也已经无法行动，却写道：“星期一我去做了CT，医生说胸水又少了，骨头的情况也有改善，不过仍不许‘轻举妄动’——不可以猛然翻身，在床乱滚。我就‘文静’地移动，这就比完全仰卧不许动有很大进步。还可以侧身。”
钱瑗为爸爸钱锺书作的画像。
1997年农历新年，钱瑗给父母分别写了一封信。给父亲的信里，她不仅画着笑脸娃娃，还在信封上也画了一个，笑着告诉他“医院里有不少你的fans”。给母亲的信里，她写了一首打油诗：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忧花，藉此谢娘生。那时，钱瑗已经不能进食。但她记得母亲想用《我们仨》来记录一家人的故事，曾主动把这题要过来写。新年期间，她仍执笔写自己的《我们仨》，列了目录，写完了前5篇。第一篇就是《爸爸逗我玩》，记录了5岁在上海时父女间发生的趣事。2月26日，杨绛劝她不要再写，养病要紧，她乖乖停笔，5天后在沉睡中去世。
女儿过世的消息，杨绛不敢告诉病中的钱锺书，每日里依旧当“联络员”，还时常念一些阿瑗写的文章给钱锺书听。直到4个月后，钱锺书病情比较稳定时，杨绛才将阿瑗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1998年岁末，钱锺书过世。杨绛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3年后，杨绛将全家的稿酬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希望更多学生通过读书认识世界。
如果有个地方能承载他们仨的感情，那必然是清华大学，爱情从这里开始，亲情在这里相依。如果有个词语能诉说他们仨的人生，那必然是“读书”，生命中的一切都与之相关。
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一起读书。
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安然离世。也许，她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们仨”终于可以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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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张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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