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山楂园

山楂园在村子南边，一个叫“南沟崖（读yai）”的地方，是父亲当年用承包的几块荒地建成的。

在我老家这里，称陡坡为“崖（读yai）头”。南沟崖名副其实，沟深坡陡，坡上荆棘丛生，一条羊肠小道穿过沟底通往崖上。崖上的荒地里长满了生命力顽强的茅草，一镢头厚的沙土下面是坚硬的麻岗石。即使下再大的雨，半沙半土的地也吸收不住多少水分，可以说“三天不下雨小旱，五天不下雨大旱”，而附近又没有可以抗旱浇地的水源。因此，当年村里搞承包时，南沟崖这几块荒地，尽管承包费不高，也没有人愿意包。大家都知道，种这几块地，要有点收成，只有老天爷发慈悲——风调雨顺才行。但是，父亲却像是着了魔一样，不顾别人的劝说，也不管母亲的强烈反对，固执地承包了南沟崖。娘常对我说：“你爷（老家这管父亲叫爷）是个连走路都不知道拐弯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

“要想富种果树”是当时流行在村里墙上的标语，十里八乡的荒地承包后一般都建成了果树园。南沟崖土质贫瘠而且缺水易旱，果树首选是山楂树。父亲怀着对“发家致富”的憧憬，开始了南沟崖山楂园的的建设，其热情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为了盖一间可以放置农具同时也可以在里面歇歇的小屋子，没钱买建筑材料，父亲就厚着脸皮跟亲朋好友淘换（方言，跟人要的意思）一些破砖旧瓦，请不起别人帮忙，他就自己没白没黑地干。母亲看到父亲太累，也改变了一开始对他的反对态度，不仅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帮着干，而且还把热汤热饭送到园子里。

山楂树能够活下来多亏了父亲在沟里修建的水池子。南沟崖的地本来就不耐旱，偏偏一连好几年都是雨水少的大旱年。水池子建在山楂园南边的沟底，经过长年累月山洪的冲刷，是更加坚硬的花岗岩，一铁锹砸下去也就砸出个白点。听父亲说他是用一个冬天，磨短了几根铁锹，用坏了几把镐头，才最终挖成的。后来听母亲说，父亲竟然偷偷自制炸药（好像是用锯末和硝酸铵在铁锅里翻炒，听听就吓人），还趁着黑夜坡里没人的时候偷偷爆破过，母亲为了阻止他这不要命的事，还和他吵过架。当然，吵也没有用，父亲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水池子呈正方形，边长约两米半左右、深约三米。那时农村还没有养殖场，没有小作坊，枯草落叶甚至牛粪都被人们抢着收回家做了煮菜烧饭的柴火，贫穷乡村的田野到处是干干净净的。加上池水是泉水所聚，所以清澈见底，手捧可饮，其干净程度一定赶得上今天所有的纯净水。

劳动是辛苦的，但劳动又是幸福的。记得有一次我去帮父亲浇山楂树，当我从沟底挑着两桶水（每桶也就大半桶水，自我减负，满满的挑不动）爬上沟来，已是气喘吁吁，肩膀火辣辣地疼。因为水池蓄水量小，泉水渗水也不快，因此“池水贵如油”。浇树不可能大水漫灌，只能用舀子把水淋洒到山楂树上。这时似乎能听得到山楂树“滋滋”的喝水声，看见山楂树叶重新泛绿，那种成就感、幸福感真的会让人忘记了所有的疲劳和疼痛。大概是因为受到抗旱浇地的影响，我很早就有了爱水惜水的意识，很向往那些雨水充足的地方，羡慕那些生活在大江大河岸边的人们，甚至听说哪个地方下了大雨，就联想到如果山楂园那也下雨就好了。

在我记忆中，父亲好像特别爱发火，尤其是他喝醉了酒，经常无缘无故地和母亲吵架。但自从有了山楂园，父亲的脾气好了很多，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父亲在山楂树的空隙里栽种了瓜果蔬菜，还在小屋子前搭起了葡萄架。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回想起这样的场景：夕阳西下，父亲用镢头背着个水桶从园里回到家，往院子里一放，然后自豪地招呼我来分享他的“百宝箱”：桶里的青草野菜拿给家兔，豆角蔬菜拿到厨房，而桶里的瓜果自然是成了我的口中之物。几年下来，西瓜、甜瓜、脆瓜、红枣、葡萄、李子、酸枣、桑葚子……我都品尝过。那时，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家庭也就刚刚能吃饱饭，能吃得起水果的孩子可不多。

夏日的中午，父亲闲歇的时候，坐在葡萄架下，泡一壶浓茶，听着他的收音机，摇着他的大蒲扇，看着他亲手栽下慢慢长大的山楂树，有时还会用二胡拉上一段吱吱呀呀的京剧，快乐如同神仙。这大概就是父亲为什么不挣钱还要承包南沟崖的原因吧。也正是因为这个，据说村里有人曾经偷偷去镇上告状，举报父亲贿赂村干部，低价承包土地种果树发了财，过上了像旧社会地主一样逍遥自在的日子，镇上还派人来调查核实过。调查的人到园子里一走，话都不用和父亲多谈，看到深沟薄地、简陋的劳动工具和低矮的小屋子，就知道所谓的“贿赂”“发财”纯属是谣言。

山楂园给我们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这是事实。由于当年山楂树“一窝蜂”地大规模栽种，山楂果的价格从一开始就不高。后来，随着山楂果收购价格的一跌再跌，大部分山楂园的山楂树纷纷被砍掉了。父亲却始终如一地伺候着他的宝贝一样的山楂树，直到他病逝。

父亲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他修的水池子早已被淤泥掩埋，他盖的小屋子屋顶也已塌陷，只有父亲栽植的山楂树深深扎根于这片坚硬贫瘠的土地上。微风吹过，山楂树枝头摇摆，仿佛在诉说着对父亲的感激和思念……

（发表于文学微刊《临朐》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