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是好清凉剂:
在内蒙乡下,这会儿正是锄地的日子。我插队赶上的地方算是山高皇帝远,平时工分为“大寨工”——大呼隆干活,按男女老幼人头记;到了可以计量的活,如锄地、拔麦子,就是“少奇工”。
大寨工的好处是出不出力凭觉悟,觉悟低也就累不着;少奇工的好处是多劳多得,若自愿少得,自可少劳。
不管咋劳,年终分红,大多数是"赤字",全交了口粮钱了。我在村里干了三年,欠了80多。
后来到河北干民办教师,每月有几块补助,至于工分分红时也不回村,托人捎话回去:三瓜两枣的,不要啦!不是咱大方,估计还是赤字,在内蒙时一个工三四毛还欠着,这地方一个工几分钱。好在没干多久,也没人追债了。
有人愣说那个年头“公平”,人活得“有尊严”,其实是等级森严,工人农民一比,何来公平?就是大伙一样穷,工人有工人的穷,农民有农民的穷。都挣工资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公社书记对教师说:“好好干,将来提拔你当售货员”。我当过店小二,绝对受气;也站过柜台,走哪都白吃白喝。你还别说,那时候真敢跟领导干,只要不出大格,他还真拿你没辙。我站柜台时的杀手锏是电池,就是头儿要电池,也怕咱那句:早说啊,都卖啦,下月进货给你留着!到晌午拿上两节电池跑饭馆,门口买张大饼,进去连电池一块交给大师傅:烩烩,少搁肉啊——那可是70年代中期,村里甭说肉,连盐有的人家都吃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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