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许多拙劣的作者是以公众的愚蠢来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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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两种作者存在：一种是因为有感而发，另一种则是为了写作而写作。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My Name Is Robert Neville (From The City of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Halloween Chillers

前者是因为觉得自己有一些值得分享的思想或经验；后者只是想赚钱，因此他们写作只是为了钱。他们的思考只是为了写作的需要，是写作中的一部分。这种人很容易被我们认出来：

他们会极力把脑中的想法拉长，「把文章写到最大程度的冗长」；他们的思想半真不假、奇异古怪、牵强附会、摇摆不定；他们从来拒绝把话说得清楚明白，而是尽量晦涩难懂，以此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所以，他们的作品缺乏清晰度和明确性，「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写东西只是为了填满纸页」。

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在最好的作家身上，譬如，在莱辛的《戏剧艺术》中就偶尔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甚至在让·保罗的许多传奇故事中也有这样的充数之作。只要读者发现这一点，就应该立即把这些书扔开，因为时间是宝贵的。

实际上，当一个作者一旦仅仅为了填满纸页而写作，他就是在欺骗读者；因为他是以有话要说的借口来写作。

为了稿酬和版权写作，本质上就是文学的堕落。除非一个人是纯粹因为有东西要写才动笔，否则他的作品将不值一读。

如果在文学的每一分支，只有极少数的优秀作品存在，该是多么大的好事啊！但只要写作能赚钱，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发生，好像金钱被下了诅咒——任何一位作者，只要他一为了谋利而写作，就开始变质了。

最伟大人物的最优秀作品，都是在他们不为任何目的而写作的时候诞生的。这里，一句西班牙谚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荣誉和金钱不可能在同一个口袋里找到。”

文学之所以走到今天如此糟糕的困境，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写作仅仅是为了赚钱。一个贫困潦倒的人坐下来写了一本书，读者大众们就愚蠢傻气地去购买它。这导致的次要后果就是对语言的破坏。

许多拙劣的作者是以公众的愚蠢来谋生，因为大众狂热地只阅读最新出版的东西。

其次，也可以说有三种作者。

第一种是那些光写作不思考的人，他们只是把对过去的记忆和往昔的回想写下来，甚至也许直接从别人的书中摘取素材。这一类作者是最多的。

第二种是边写作边思考的人，他们的思考是为了写作。这类作者也为数众多。最后一种就是先思考、后写作的人，这类人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类作者直到动笔时才开始思考，他们就像是随意出去走走的捕猎者，不大可能带许多猎物归家。相反，为数甚少的第三类的作者在写作时，则像是赶猎。

这里，猎物是早就捉好的，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然后把成群的猎物放出来，让它们跑进另一个同样围起来的地方重新关起来。这些猎物是不可能逃脱的，猎人所要做的只是瞄准目标和开枪射击（记下他的思想）。这种捕猎是会让人有所收获的。

但即使在这为数不多的、在写作前已的确进行过认真思考的作者之中，也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是真正思考过论题本身，其余的只是思考写过这类论题的书籍，和别人说过的话语。

为了思考，后一类的作者需要前人思想更直接、更有力的刺激，别人的思想成为他们直接的主题。

结果就是，他们总是受到前人思想的影响，因此永远难以写出具有原创性的文字。而前者即那些真正的创造者，则是受到论题本身的激发而思考的，因此他们对论题的思考也是直接、明确的。只有在这类作者中才能产生声名不朽的伟大作家。

除非一个作者所写的东西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头脑，也就是说来自于他自己的观察，否则他的作品就不值得一读。

有的人认为最新出版的书总是更为正确，后来写就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之前的作品有所改进，「变化通常意味着进步，这种观点真是莫大的错误」。真正的思想者、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认真对待自己事务的人，总是只占少数。

世界上到处充斥着害虫，他们异常灵敏、警觉，可以随时拿来思想家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然后不辞辛劳地以自己的方式修改、润色它们，弄得面目全非。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一本优秀的旧著被一些拙劣的新作取而代之。这些新作大多是为金钱而写的。常在作者友人的吹捧、颂扬声中狂妄自负地出场。

在科学领域中，一个人只有拿出新的东西才能为人瞩目、一举成名。而这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攻击某个已被公认为完全正确的理论，以为他自己的错误观点腾出位置。这种手段偶尔也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但稍后人们还会重新接受原来正确的理论。

如果可能的话，读者应该阅读那些真正作者的作品，即那些有独创性的建树或发现的人的作品，或者至少是那些在某一领域内已为人公认的大师的作品。宁可购买别人用过的二手书，也不要读摘取它们内容的新书。

诚然，在别人做出发现后增加一些新的补充是很容易的。因此，研究者在完全掌握了他所学领域的基础知识之后，也需要了解、熟悉对此领域知识的最新补充。而且，通常来说，下面的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即新的东西很少是好的，因为好的东西只会暂时是新的。

一本书的名字之于这本书，犹如信封上的地址和姓名之于这封信。换句话说，书名的主要目的就是引起公众中可能会对此书的内容感兴趣的人的注意。因此，它应该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根据书名的性质，它必须要简洁、凝练、含蓄隽永、若可能的话就用一个字来概括书的内容。

一个冗长啰嗦的书名是笨拙的，同样，一个不知所云的书名，或者含义模糊的书名，甚至是虚假的、误导性的书名也都是很糟糕的。

书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同的题材和内容也给书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独特优点。

我所谓的题材是指在实际经验范围内的一切事物，亦即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和自然事实。这里探讨的这些题材和内容，其独特性质也被赋予在了书中；因此，这类书不论作者是谁，都可以成为重要的作品。

但就形式而言，一本书的独特性则是取决于写作的人是谁。书中讨论的题材也许是每个人都接触过的、为大家所司空见惯的，但是，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及对其做出的思考则给予了此书的价值。而这些都取决于作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部作品是优秀的、无与伦比的，那它的作者也同样是出类拔萃的。由此可知，如果一位作者值得一读，那么，对题材的借助之功越少，他个人的功绩就越大。

因此，题材越是寻常普通、广为人知，作者就越伟大。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处理过同一主题的题材。

然而，公众更感兴趣的却是内容而非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大众才普遍缺乏一种较高程度的文化，在对待诗歌的时候，读者大众把他们的这种偏好以最为可笑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他们不厌其烦地探求诗人生活中的种种事件或具体情形——而这些只是他作品的外在诱因。到最后，这些事件或情形甚至比诗人的作品本身还要重要。

因此，人们更愿意读那些关于歌德的书，而不愿意读歌德本人的作品；人们宁愿去努力探究有关浮士德的传说，也不愿研读与此同名的剧本。

我在这里所指的题材与形式之间的区分同样也适用于人们的谈话。

使一个人能够很好地与人交谈的主要素质，是理解力、洞察力，以及机智、灵活，这些构成了谈话的形式。

但是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对方的注意力就会转向他所说的内容了，也就是说，转向能够与他交谈的话题——即他掌握的知识。

Via：慧田哲学编｜叔本华《论作者（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