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终极根源

 

一、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解释

 

在我贴出文章《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特质》之后，网友范先生作为回应，写了《中国文化特质的由来》一文。他认为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为我主义、经验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是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超越”了他们的主观性，超越了唯我主义、经验主义，进入到理性主义阶段，而印度和中国则没有“超越”，才造成了后来的巨大差异。对此我完全赞同。

 

我认为人类的意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前意识阶段、他意识阶段、自意识阶段和超意识阶段。我认为所有民族，只要他们确实是人类，并且生活在地球上，其意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样的。这样，在经过了前意识的发展阶段之后，意识产生了。紧接着就是他意识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意识极不稳定，意识所需的各种心理能力也不完善，记忆力、注意力等等，都很差；2、不知不觉的以自我为中心（不是有意为之）；3、目光向外，只注意看见的东西，不能注意看不见的东西。

 

许多民族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停止了，印度和中国也就停止在这一阶段。但他们把这一阶段的文化弄得十分精致，在实践理性和机体逻辑的指导下，也取得了这一意识阶段能够取得的伟大成绩。这是令人惊叹的。但古希腊和希伯来人顺利进入自意识阶段，超越了巫术、宗教、进入到科学意识时期。他们的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人能出其右了。

 

至此，我与范先生结论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角度不一样。

 

但现在西方文明的确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他们必须超越自身。从二十世纪开始，西方的理性主义已经越来越不理性了。于是他们开始关注东方、关注中国，西方文化中主体性和身体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已经开始超越自意识阶段，进入超意识阶段了。可悲的是我们许多民粹主义者还在鼓吹他意识阶段的落后文化。他们不但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反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比西方文化更优越更先进的文化。像梁漱溟就认为中国文化在于道德，而西方文化在于物质。我们的道德文化不知比西方的物质文化优越多少倍。有些人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得出用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激进结论。并且他们有理有据的指出，现在的西方，已经是日薄西山，许多有远见的学者都主张向中国文化学习。

 

我用一个比喻告诫这些民粹主义者：地球是一个田径运动场，许多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准备赛跑。比赛开始了，可以看见每个人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快得多，有的慢得很。中国队员按照自己的速度往前跑。西方队员跑得很快，跑了一圈之后，落在了中国队员的后面。——这就是许多民粹主义者看到的表面现象：他们只看到了西方队员落在了中国队员的身后，就以为西方比中国落后。他们忘记了或故意忽略了：人家是跑了一圈之后，才落在你的身后。如果中国队员再不加速，人家很快又会跑到前头去的。

 

二、文化的终极根源

 

这些文化，有没有可能是平行起源的呢？就像一些中国学者认定的那样，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虽然后来各种文化有接触、冲突、交融，但并不改变其特质。有些极端的相对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二者没有可比性，因为全部体系都不相同。这种观点很流行。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每种文化都有相等的价值和权力。他甚至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并不比现代人的思维差，他不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原始”落后的。所以，他不赞成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说法，宁愿称为“野性的思维”。在绝大多数人类学家看来，文化差异就像人的个性一样，并不能证明文化有优劣之分。

 

我并不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我倾向于人类具有共同的起源，因此，文化也具有共同的起源。但是由于进化速度快慢不同，因此文化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

 

那么是什么东西决定文化的巨大差异呢？范先生是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的生存状态创造了文化，文化又不断地改造人的生存状态，并最终改造人。就是说，文化的差异是由人的不同的生存状态决定的。文化与民族的相互促进是存在的，但这似乎不能解释造成特定文化的“人的生存状态”。我认为，一个系统不能依靠内部因素（内因）的促进获得发展。一个系统之所以还是这个系统，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他的内部各种因素是和谐共生的，是动态平衡的，它们自己是不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的，因此不可能产生某些新的特质。一个系统要产生质的变化，必须、也只能借助一定的外力作用。通过外力的作用，破坏内部各因素的平衡，在产生了新的特质之后，达到新的平衡，系统获得新的特质，再次稳定下来。

 

一句话，一个系统，只有外力的推动，才能发生变化。那么，文化，作为一个系统，他的终极的“外力”因素是什么呢？我曾认为是意识的发展。按照意识发展的四个阶段论，正常的发展顺序是前意识阶段→他意识阶段→自意识阶段→超意识阶段。但是在任何一个阶段特定地域的人群都会因为某种因素打乱其意识发展的进程。更进一步，这种意识发展的进程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我不能说是意识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这样说，不仅仅陷入循环，根据上面的系统论，它还产生不了新的东西。

 

我赞成环境决定论。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已开始注意人与气候的关系。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认为，人的性格和智慧由气候决定。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尔将某个人类共同体的制度上的特点、人们的性格，与其所从事的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与孟德斯鸠相比，黑格尔对地理环境问题关注的范围、角度更为广阔，观察更为深刻，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描述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19世纪末叶发表的著作《人类地理学》中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把拉采尔的观点介绍到美国，夸大和突出了环境的决定作用。其后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他的《文明与气候》一书中，特别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

 

随着人类的发展壮大，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仿佛让一些人看到不是地理环境决定人类，而是人类决定地理环境。所以，他们开始反对环境决定论。进入20世纪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是环境变化的作用者。于是，对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异议或否定。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决定论并未消失。澳大利亚地理学家G.泰勒批评老式的决定论，认为孟德斯鸠和巴克尔等人把气候对人类的影响说得过分了，他提出一种决定行止论（又称有限决定论），认为人类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但如果不顾自然的限制，就一定会遭受灾难。其实，他们都忘记了人类从自然中诞生的时候，是十分柔弱的，只能被环境决定。

 

环境可以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大环境是指人类居住的地球；小环境是指特定种族居住在地球上的特定的区域。每一个种族都受到这两种环境的决定。大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民族具有相同的特质。都有大致相同的体质和外貌；都有大致相同的食物；生产方式也大致相同；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都有情绪情感；都有意识活动、思维活动；都有神话、巫术和宗教，等等。这些决定了各民族的共性。小环境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我也承认人对环境的作用，但这是在人掌握了强大的科技力量之后的事。其实，在一些反对地理决定论的人的心里，有一个预设前提：人类一诞生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就可以与环境抗衡。这种观点已经成了许多学者的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在意识的发展方面，尤其如此。当我们评价古人的思想时，我们直接把古人放在与我们一个意识水平之上。这样看待古人，必然是错误的。

 

三、中西方文化的环境因素

 

具体到古希腊文化、古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他们的文化差异最终还得从环境中去寻找根源。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意识水平；意识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特质。

 

希腊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多山地、土壤肥力不足；海岸线曲折、犬牙交错；陆上交通不发达、海上交通发达；气候特点是地中海气候，一年两季，旱季干旱、雨季多雨，经常爆发洪水。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古希腊人的农业不足以养活全部希腊人，渔业收获不稳定，商贸发达，尤其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这样艰苦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古希腊文化的特质。

 

1、  个体独立 农业不发达，就不需要集体农耕，不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力。为了生存，必须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自己得让自己先活下来。最适合个体生存的莫过于商贸。早期的贸易活动不需要集体运作，几个人结伴而行，自己做自己的生意，或者自愿组合，一起做生意，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负责任。这样，事实上就培养了个体独立的文化特质。

2、  杂居生活 由于农耕不发达，不同的民族居住在同一地方，对土地的依赖不是很严重，再加上人口流动很频繁，不同民族之间的杂居现象很普遍。这造成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一是竞争意识。为了生存，必然会竞争；一开始，这种竞争会造成流血事件，很野蛮。但是因为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赢的可以跑到海上去，事后又回来），大家就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只能共存。其二是合作精神。又要竞争，又要共存，这个矛盾催生了合作。由竞争到合作，这是一次超越。其三是法律意识。合作是通过契约实现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有神圣的契约保证。这就具有了强烈的法律意识。其四是妥协精神。订立契约，要先谈判，双方要学会妥协，才能规定各自的权力与义务，形成共识，订立契约。在这中特殊的环境中，孕育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

3、  酷爱思考 在个体独立的商贸活动中，交流十分频繁和广泛，会接触到非常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这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种思考，会不断地超越先人们的思考，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也促进意识水平的发展。

 

古希伯来文化环境又不一样。从地理上来说，《圣经》中所描述的犹太历史，大部分发生在地中海东岸的南端，面积不大的一小角，在早先称为“伽南”（Canaan），后来则称为“巴勒斯坦”。它的西南边是非洲的东北部，沿着尼罗河流域发展的古埃及。它的东北方向则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大致为现今的伊拉克。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来说，更重要的环境是民族环境。在它的周边有一些强大的民族，古希伯来人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一波一波的民族战乱中漂浮不定。这引起了古希伯来人的苦痛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引领古希伯来文化走上理性主义的宗教之路。

 

中国的地理环境已经有人讲过了，这里就不在多说。只要明白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优越性就好了。这促进了农耕文化的发展。农耕文化要求大量的人力，单干是没有效力的，所以，集体主义盛行；对土地的依赖是生存的关键，所以，一族人必须群居在一起，才能保卫自己的土地。对生产活动的安排不可能大家都来发表意见，只能听从一个人的指挥。这样，宗法制度的条件就全都具备了。这样的文化，一旦形成系统，就具有稳定性，具有阻止进步的内在要求。于是，中国文化就定格在农耕文化。

 

印度的文化大致差不多。印度的环境与中国的环境一样。恒河孕育了印度文化。印度严格的种姓制度在作用上相当于中国的宗法制度。都具有封闭性、稳定性，拒绝开放性、拒绝耗散性。没有杂居、只有同一种族的群居生活。

 

总之，环境决定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决定意识发展水平。而意识发展水平反过来作用于生存方式，促进人类向前发展。人类的发展慢慢的脱离开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并最终影响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