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光四年〔1824〕搬入城内居住后，于不知不觉间，直度尽了三十一个年头〔应是三十三个年头〕。然在此一大段时间里，真是受天之福，在一切上无不舒服极。如穿的、吃的、用的，可随举一物事，都是价廉物美。
是时的上白米，七钱银可买一百三十斤，一只宣威火腿，重不够十斤者，值不上五钱银。因为昆明的猪肉只卖四分银一斤，尚是不带骨头的净肉。我们家里买猪油，每回总是买一两大盆，一盆约在三几十斤，只不过一两六七钱银。鸡蛋才卖二十文钱十枚，一大挑青菜只卖百五六十文。每年春后新蚕豆上市，只卖几文钱一斤。到了三月间，总是三文两斤的豆角。洋芋多时，卖三文两斤，尚无人要。这是什么原故？究〔就〕因为地方上出产丰富，任何一物都是充盈于市，直有个买之不完，取之不尽之情势。此用句文话来说，是'供胜于求’。
所以一切物价极贱。况且百物之价，是随着米价而起跌。是时的中米，每斗才值六钱银，约合到七八文钱一斤，百物之价，当然因之而低廉。当时市面的情况是如此，我们家里，可浮躁的说一句，银钱也还宽余，于是用了两个女帮工，我和我嫂子，只不过在一切重要事务上及锅灶上，随时经管着。因此，在这三十年里的生活上，完全是时势促成我的快活。又论我家哩，自比他家的景况为好，我们的日子当然好过。但是在城里住的一般人家户，也没有那家哼喊日子难过，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在城里住的人民，无不有着谋生的路途和坐享福利的方法。在有恒产的，可以收租吃饭；在有恒业的，可以将本求利；若无恒产而又无恒业，可以去帮工，月得工资三几两银，亦足以畜〔蓄〕妻子。
就是那些在大小六〔绿〕营里当兵吃粮的人，每月得来的口粮饷银，亦未尝不足以赡养家室。是时社会上的情状如此，只要你安分守常的，出而谋生于社会，入而仰事俯畜〔蓄〕于家庭，毫不为非作歹，官府方面绝不会来向你找麻烦。并且是时的老百姓，若有田地的，每年除了完纳田赋外，便没有丝毫的税捐摊派，故尔家家户户，无论贫富，都是生活易过，欢乐度日。我想古人所说的尧天舜日，或者也就是这样。
然此是道光五年〔1825〕后，咸丰五年〔1855〕前，我见到昆明地方之景象是这样，人民的生活是这样。可是也有人说：'在道光年间，昆明城里的市井，是很荒凉，人民是很稀少，生意是极其冷淡。’这里是拿着城外的景象来作比较。当然城外的市面是闹热过城里，城外的人民是多过城里。而且城里有了一圆通山、一五华山，又一大个翠湖，于景象上也可以说是荒凉，而又可以说是清幽。总之，当日的昆明城内景象，也与现在的昆明城内景象相差不远〔指光绪十一二年间之昆明城内〕”。
天运循环，世事不常，有了太平景象，自有反乱年成。闻前辈人说：'昆明地方，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清兵将吴三桂的乱事削平后，直至道光末年，在这一百五六十年当中，昆明直无一乱事发生，昆明人尽是在升平时世度生活。所以昆明城外，才积成这样的繁盛，城内才得到这样的安静。”
摘自罗养儒先生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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