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一书出版，了解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助教杨斌《全球视角下的边疆历史思考——以云南为例》一文，同时也知其博士学位论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the Making of Yunnan（ 2nd Century BCE-20th Century CE）》。编者在《代序》中说：“这是在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影响下，希望用全球的视角，把云南置于其本身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世界中去，强调跨越想象边界的联系和互动。笔者认为采用全球的视角来考察西南边疆史，可突破地区研究的局限，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能够清晰地看到云南融入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从而理解云南在两千多年的过程中从一个独特的文化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对于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以及世界历史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这些思考对于拓展西南边疆史研究不无启迪。”同时，编者也针对全书强调：“美国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学者大多更为年青，研究成果也还不够成熟。……对资料的解析和西南边疆特殊性的认识，则时有偏颇。他们研究中某些论点和研究，仍带有西方学者固有的偏见。”
我完全赞成编者的看法，一方面从这种全球视角的边疆历史研究中受到极大启发，同时也对杨文“不敢苟同方先生在中国中心论影响下的前提，那就是，西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偏见”印象深刻。此后，在讨论方国瑜先生的边疆史地研究时，我强调了他的家国情怀和边疆视角，注意到了他的观点、主张、情感和苦痛，认为“年轻学者”随意在方国瑜及他的研究上冠以“中国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中国的东方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等概念，“泛起的仍是西方学者的陈词旧论，并不是特别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
2021年下半年，友人介绍澳门大学杨斌教授出版《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新著，有很多“耸人听闻”的营销术语。一时好奇，辗转购得，粗粗翻阅，知其“基本上是”此前博士学位论文的中译本，兴趣索然。但多年教师生涯养成的“积习”，倒是对书后所附“参考书目”、每章“注释”倍感兴趣，忍不住先睹为快。真是世间常事，希望多大，失望就有多大。阅读结果，受惊不小。难道这本影响广泛的皇皇巨著，其史料基础就是这样一份“一言难尽”的书单？2022年4月，友人命我就该书谈点看法，出于多年研究云南地方史的情感和责任，“积习”难抑。考虑到该书作者应该不是“中文水准（尤其是古文）”下降的年轻一代，同时对翻译及出版者也多所褒扬，理应审定并通过了书单的内容。因此，计划对这份书单略做讨论，尽可能帮助纠正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为大有前途的“全球视角中的边疆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基于此，本讨论仅仅针对该书八旗版，同时仅限于八旗版的中文史料。但在具体梳理中，偶尔也会参考杨氏博士学位论文和《全球视角下的边疆历史思考——以云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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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有关杨慎《论民》的“迷思”
考虑到八旗版的翻译问题，我对讨论书单并不积极。正如该书作者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问题的阐述，“假使其中有差异或矛盾，那只是由于人们的理解或翻译不同所致”“任何理论上的紧张都可以轻易地简化成为一个技术性问题：翻译的不精确”。但书单问题反倒促使我认真阅读了全书，进一步发现了更多的中文史料引证讹误，反过来又逼迫我想说点什么。
其中最让人为难的例子，是一个有关杨慎的《论民》“迷思”。
该书第五章、第七章，两次引杨慎的感慨：
中国人真正是世界性的种民，是全人类、全世界的承继者。汉人只是帝国诸种人中的一支，我们还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种人。光是在云南，就有超过二十个非汉种人。只要他们接受皇帝的统治，他们便是中国人。
阅读引文，倍感讶异！明朝中期的杨慎，即使中过状元，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现代的话语？“中国人”“世界性”“全人类”“全世界”等措辞，真正“令人咋舌”。查引文注释，两次所引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即“杨慎：《论民》，见《升庵全集》（1795年本），48卷（第五章'卷’字为'页’，误），6b~9a页。”查找乾隆乙卯（1795年）版《升庵全集》，未见《论民》一文，其中卷四十八第6页下~9页上对应的是《封建论》，内容与上述引文无关联。《万有文库》本《升庵全集》同。于是遍查杨慎存世诗文，均无《论民》存在。考虑到西方学者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习惯，一般很少查找原书第一手材料，此段资料当另有所本。往下阅读（第七章），是“李中清分析说……云云”，上引注释也明确有“参照James Lee1982,p.279~304”，判断材料来自李中清的研究。查第五章此处，页码注为p.292（两处所引相同材料，注释页码却截然不同），后面有注释云：“李中清引用的《升庵全集》版本作者未能找到，故译文无法核对。”显然，杨氏承认资料及相关的认识和论述来自李中清，且已经知道材料来源存疑，却以“无法核对”推脱，并在第七章中再次引用时省去了“版本作者未能找到”的说明。于是我们查找李氏原书及其中译本，其中译本的表述是：16世纪被充军到滇南卫所的著名学者杨慎，因受这种多民族社会的启发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多元模式。在“论民”一文中，他宣称：
华人是一支真正泛居天下各地的民族，是整个天下人类的后嗣。汉族只是中华帝国之部分，华人包括许多不同的族类。仅云南即有非汉土著民族20多个。因此，只要服朝廷王法，皆为中华民族。
注释为“杨慎：《论民》，见《升庵全集》（1795年版），卷四十八，第6页下~9页上。衷心感谢方国瑜先生让我注意到这一珍贵的版本。”
这里提到方国瑜先生，更加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为慎重起见，先后拜托了云南大学图书馆年四国馆员、大理大学罗勇教授、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生谢太芳，进一步查找杨慎的相关著作及其研究，进而拓展到这一时期的李元阳及其他学者的论述，最后的结果深感难堪，那就是没有《论民》的存在，也就没有上面李中清的引文，更没有杨氏照搬的引文。此后，联系了李著中译本译者之一的云南大学秦树才教授。据他回忆，翻译该书时，已经注意到此问题，即查不到《论民》。但李中清坚持得到方国瑜先生的帮助，引文应该存在。因时间久远，于是选择相信李先生的记忆，实际上中译本并没有解决这一明显存在的问题。
感谢这段引文，我们进行了一场超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弄清楚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既然《论民》并不存在，李著进一步说：“杨慎的民族观点，可追本溯源到孔子，后来被毛泽东等所汲取，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个范例而广泛应用。”并注明引自杨向奎《论何休》。该文提出，“杨慎的模式部分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公羊传》及其许多关于汉民族的阐释。”查《论何休》原文，没有提及杨慎。因此，这些论述均是不能成立的。李著完成于1983年，是“没有数字化和电子化的时代”，出现资料摘录和记忆错误实属正常。但一部翻译出版于2021年的著作，当属“数字化和电子化的时代”，照搬而查不到原文，虽对资料有所疑问，却两次使用，引申演绎，进一步推进了李著有关论述的不当认识，更属不该。
当然，我们的超小型研讨会进一步推敲，李元阳在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中说：“乃知秉彝恒性，无间华夷。顾王化远迩何如也。”后来方国瑜先生的助手郑志惠教授著文，以“天下一统、无间华夷”总结李元阳的民族观，实属确论。这种思想在杨慎、李元阳等明代学者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推测“中国人真正是世界性的种民，是全人类、全世界的承继者”是“天下一统”的英文意译；“汉人只是帝国诸种人中的一支，我们还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种人”“只要他们接受皇帝的统治，他们便是中国人”是“无间华夷”的英文意译。当然，这一切纯属臆测，只是为彻底解决这一“迷思”提供一种思考的路径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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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史料丛刊》及其原文查对
有关杨慎的《论民》“迷思”，让我们对八旗版中文史料引证问题产生了更进一步的疑虑与犹豫，问题主要在于资料的辗转抄引和不查对原文。检视前述书单，这种疑虑不减反增。
经大致统计，八旗版中文史料注释共782条，其中引《云南史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的369条，几近半数；第三章至第五章，占比分别是76.36%、68.10%和50.75%，均超过半数以上。因此，《丛刊》是八旗版的中文核心史料，是其写作的重要文献依据。具体讲，八旗版转引《丛刊》的资料，可分为正史、地方志、编年史及政书和其他四类。正史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11种157条（其中有注释引用两种史料者，分别计量），以《新唐书》《元史》为最，分别是33条和30条；地方志以《华阳国志》《蛮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道光）云南通志稿》为主，达百余条；编年史及政书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唐会要》《明会典》《国榷》以及明朝《实录》等19种；其他则指《南诏野史》《南诏德化碑》《太平广记》《西南夷始末》等。
实际上，八旗版对《丛刊》是绝对信任的。作者声称：“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丰富多彩。中国的史料最为丰硕，其中主要资料来源乃是十三册的《云南史料丛刊》。……除了地方志外，该系列近乎涵盖所有中文史料。……这项庞大的计划为云南研究提供不少便利，让学者因此省去追踪、查找散落文献史料的心力。再者，《丛刊》的每一项材料都包含导论与评论，说明历史脉络、内容、内涵等背景知识。”
但作者对《丛刊》又是绝对不信任的。他说：“然而，我们在阅读这些具有诠释性的文字时，必须谨慎小心，因为这些论文有其中国中心的立场。本书经常引用《云南史料丛刊》中的历史纪录，而不是引用《史记》或者其他中华帝国的记载或作品。”这里的一个“迷思”是，难道《丛刊》中没有“《史记》或者其他中华帝国的记载或作品”吗？作者又说，“关于历代王朝的历史，笔者参考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根据上文的统计，八旗版转抄《丛刊》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政书类文献甚多，但只有极少数注明引自原书，且标注存疑。按照作者的思路和逻辑，转引自《丛刊》辑录的《史记》等正史资料就能代表地方的立场，“经常引用《云南史料丛刊》中的历史纪录，而不是引用《史记》或者其他中华帝国的记载或作品”就不是中国中心论，这几乎成了“掩耳盗铃”典故的现代翻版。有了这个翻版，作者就能按时间发展顺序和历史演进逻辑自由地“引用”《丛刊》丰富的正史、政书类资料，“省心省力”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
可以说，绝对信任或不信任《丛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基本以《丛刊》为单一基础材料完成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由于《丛刊》的编纂历时六十余年，即使从1978年正式“编纂”算起，已历四十余年。其间沧海桑田，人间风云变幻，学术界对《丛刊》的使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丛刊》责任编辑林超民教授说：“丛刊还有不少缺憾与失误。有的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丛刊》，享受其“省去追踪、查找散落文献史料的心力”的同时，不管研究者所处是何时代，其基本的常识和历史学者的自觉，都会督促我们尽可能去查对原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表达对学术研究和前辈学者的敬畏之心。尤其是生活在“数字化和电子化的时代”的今天，查对《丛刊》的相关资料尤其是正史、政书和地方志资料，并非难事。
除此之外，该书将方志、考古、国内对云南和西藏的研究、东南亚研究等视作第二手资料。但在具体引用时，却又讹误频现，尤其是在资料的引注方面，极为明显。至于征引文献卷册、页码等错误，在在皆是，不胜枚举。典型如：第六章讨论“清代的移民与人口”时，第105~107、109、113~115、117等8个注释，标明“方国瑜：《概说》，见《云南史料丛刊》，卷11。”检视原书，实为方国瑜《道光云南通志·关哨汛塘》之《概说》，编辑者在该《概说》后附有方国瑜《元代在云南的汉族移民》《清代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二文。八旗版正文所讨论的内容，全部直接转抄《清代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一文。另，方国瑜《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一文，以《元代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为“前说”，《清代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为“后说”，完整收录在《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大可直接参考该文。
又如：将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讹注为《云南史料目录》；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民族出版社，讹注为《马可波罗行记云南史地》，云南民族出版社；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讹注为《云南地方史》；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讹注为《我国的民族识别》，《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讹注为《我的民族研究和思考》；马曜《云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回顾》，讹注为《云南民族语言历史回顾》；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讹注为《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路线》；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与清理》，讹为《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实测与清理》；杨寿川《贝币研究——中原与云南用海贝作货币的历史考察》，讹注为《贝币研究——中原与云南用海贝作货币的历史》；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讹注为云南教育出版社；张增祺《云南冶金史》云南美术出版社，讹注为云南灭鼠出版社；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讹注为《试论自秦汉时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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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史料引证问题
在具体史料的引证中，八旗版也有不少讹误，或者存在一定争议。以下仅举数列，以概其余。
（1）李冰“为了交通以及最终的控制，建造了一条通达笮地的道路。另一位秦国官员常頞将此道路加以扩充，称为'五尺道’，这也许是西南丝路当中最早的一条官道”。资料转自《丛刊》之《华阳国志》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但“笮地”在今雅安地区，“五尺道”主流观点认为自僰道（今宜宾）至朱提（今昭通），常頞不可能将通雅安地区的“此道路”扩充成五尺道。另，图1.2“西汉时代的西南夷”，“笮”在今雅安地区，而“僰”则标为“棘”，误。
（2）六诏即蒙巂诏、越巂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蒙舍诏。中文文献中，有越析诏，无“越巂诏”。八旗本的翻译，不知何据？因汉武帝在今四川西昌地区设置越巂郡，杨慎等人即以“名相近”释蒙巂诏在四川建昌。“越巂诏”之名更近“越巂郡”，极易致误。又，介绍六诏外的“许多族群与政权存在”，其中的“鸠”，夺“僚”字，当是“鸠僚”。
（3）“大理国在公元九八五年、九八九年、九九一年、九九七年、九九九年、一〇〇五年、一〇〇八年及一〇三八年，持续派遣贡使，但遭到宋室多次拒绝。”资料来源注明“李攸：《宋代事实》，引自方国瑜，2001年，卷2,452页。”查《方国瑜文集》第二辑，有《宋代西川与大理之交通》一文云：“且自开宝二年，大渡河南之邛部州部落屡次遣使至宋朝，未闻拒纳。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二载：邛部州蛮（原注：汉越巂郡，由黎州十一程至部落）在开宝二年（公元九六九年）、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雍熙二年（公元九八五年）、端拱二年（公元九八九年）、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咸平五年（公元一〇〇二年）、景德二年（公元一〇〇五年）、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年）、景祐四年（公元一〇三七年）并入贡宋朝。《续锦里耆旧传》言大理'但遣近界邛部、两林川王子，时有进奉’，则大理虽未遣使，亦与宋朝交通。”据此，是今四川西昌地区的邛部州部落屡次遣使至宋朝。虽然其中的邛部、两林川王子可能受大理派遣，但大理并未遣使。这里，将邛部州部落的屡次遣使误认为是大理国所为，并将李攸的记载删去九六九年、九七九年两次，且讹译书名为《宋代事实》，存在明显的错误和缺失。
（4）“短命的隋朝没能在南中建立权威，最终不得不放弃，导致南中'与中国绝’，亦即中国的交流极其有限。”注释为“《太平御览》，卷791，见《云南史料丛刊》，卷1，334页”。查《丛刊》原文，无《太平御览》而是《隋书·史万岁传摘录》。原来，该页方国瑜《隋书·史万岁传概说》，引《太平御览》卷七九一“西爨”条曰：“《唐书》载隋时事迹（与《新唐书》同）'诛爨翫，诸子没为官奴’后说：'不收其地，因与中国绝’。”八旗版注释所引来源于此，《太平御览》并非难找，八旗版却转引自方国瑜《隋书·史万岁传概说》，着实不该。
（5）“夷帅通常指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土著首领。……统治云南东部长达数百年的爨氏家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爨龙颜的墓碑记录，爨氏将其祖先追溯及今日山西省境内的一位著名官员，虽然爨氏其实很有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土著。”关于爨氏的讨论，注明引自方国瑜《滇东地区爨氏始末》一文；墓碑资料，引自《丛刊》。方国瑜先生清楚表明爨氏是“南中大姓”，“南中大姓是汉族移民”。到了八旗版，爨氏何以会成了夷帅的一个“典型例子”？八旗版接着又说：“爨龙颜碑揭示了土著精英如何与中国互动并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后，又利用中国习俗来合法化自身地位，强化自身的权力。”进一步坐实了爨氏的土著精英身份，同时在注释中说：“爨氏究竟是否为土著，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举例来说，方国瑜便认为爨氏是土著。”通读方国瑜先生有关爨氏的研究，内容极为深入并富有开拓性，影响极大。虽然存在争议，我们从中却读不出“方国瑜便认为爨氏是土著”这样的结论。
（6）“公元一三一三年，参与元廷'会试’的七十五位蒙古应考者当中，有一位应当来自云南；七十五位'色目’（中国北部的非汉人）应考者之中，两位应来自云南；七十五位'汉人’（中国北部的汉人）应考者当中，两位应来自云南；至于七十五位'南人’（中国南部的汉人），就没有提及云南，这也许是因为元代统治者认为，云南在元朝征服之前并没有'汉人’。”这里的引文转自《丛刊》之《元史选举志》，本身没有问题。但作者不了解元代的“四等人制”，对“色目人”“汉人”的解释并不准确，也不清楚云南属于“四等人制”中的“汉人”，从而得出不当的认识。
（7）忽必烈要求赛典赤·瞻思丁“采取'谨厚’政策，谨慎而稳重的安定云南”。资料转自《丛刊》之《元史赛典赤传》。查阅原文，“帝谓赛典赤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护治之，无如卿者。’”据此可知，“谨厚者”是官员的为人而非“政策”，因此前官员委任“失宜”，远人不安，所以要选派谨慎厚道的官员进行安护，赛典赤符合这样的要求。
（8）“方国瑜的中国人身份与纳西族身份两者之间没有冲突，正如他对'多层次认同’阐述中说道：'多层次认同允许一个人先是身为五十六民族之一员，同时成为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语义和文本表达来看，“他”即方国瑜，很容易认为方先生有过对“多层次认同”的讨论。但资料来源又注明是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查费先生此文的多个版本，确实有这样“多层次认同”含义的表达，但却始终未见上文引号中如此清楚的书写。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方国瑜所阐述的文字。
（9）李京《云南志略》描述末些蛮的风俗和婚礼，明确记载：“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裸霜不以为耻。即嫁，易之。”八旗版资料转自《丛刊》，并在注释中说：“李京的描述偶尔受儒家伦理影响而有偏差，麽些人事实上并没有婚姻这种观念。”这是将后来有关“摩梭人”的一般知识，以偏概全，套用到元代“末些蛮”甚至整个纳西族身上，并不恰当，也不准确。
此外，八旗版文字错漏仍有不少，如：第100页“在宋室王朝师失去黄河故地之后”，衍“师”字；第126页“南诏国力相当强盛激”，衍“激”字；第130页“云南自汉以臣属中国”，脱“来”字；第157页“金将来此，欲杀我邪？”，“金”应为“今”；第186页“者峨（峨山）”，当是“嶍峨”；第187页“乌蒙土酋禄鼎坤利以当地清军的残暴为由”，衍“利”字；第201页“此前代之所以不能义安此土也。……既足以纾齐民之供应”，“义安”，应为“乂安”，“供应”，应为“供亿”；第204页“环境里落地深根”，应为“落地生根”；第214页“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应为“彬彬文献”；第258页“达到一千零七万索”，应为“达到一千七十万索”；第259页“溪齿甸土司思恩”应为“溪处甸土司自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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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综上几个方面，我们提出以下讨论：
其一，《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是一本基本依靠《丛刊》中文史料完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广泛阅读西方学者的研究及理论，在李中清研究中国西南交通、移民、人口、粮食、矿业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西南丝绸之路、行政管辖、土司制度、“云南人”形成、白银贝币与铜政、民族识别等六个问题。若仅就中文史料的掌握与使用来看，“极为熟稔云南文献的方国瑜”先生和他的学生在此领域深耕几十年。八旗版对云南文献的掌握，九牛之于一毛，却又反过来批评方国瑜的研究是一个“中国中心论的假设”“中国学者断定南诏是属于唐代中国的地方政权，毫无道理”。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
其二，如前所述，八旗版提出全球视角下的云南边疆史研究，极具启发性，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作者不断地将自己的云南研究与学术热点进行嫁接。举凡“流动的边疆”、贝币之路、民族识别、新清史、多元一体、宅兹中国、谁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认同等等，严重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八旗版更是加入了各种营销术语，诸如“制造'云南’就是创造'中国’！”“挑战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反思中国历史特殊论！”“跳脱中国中心论与汉人中心论”“独家收录作者新写——台湾版'序’'跋’”等。对于一部本应严肃认真的学术著作，实属不必。
其三，八旗版一面用《丛刊》为代表的中文史料进行基本的云南史研究，“宏观鸟瞰了云南的历史”。同时又利用西方的理论与话语体系进行包装。具体如第一章开头引费子智（C.P.FitzGerald）的论述，认为其“暗示着，中国兼并云南的非汉人种，乃是中华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的结果；然而，笔者认为，全球互动以及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才是中国成功兼并云南的原因”。开宗明义，这就是八旗版的基本态度和写作目的。但是，通观全书，作者常常在历史事实和西方意识形态包装的夹缝中游走，很多时候，二者结合得并不理想。因此，阅读该书时，我们常常感觉到一个思想对立的作者客观存在。当他反复引用《丛刊》中的史料阐述史实时，其学理思路和历史逻辑与方国瑜等并无二致。这时，另一个作者就会出来，拼命地使用“殖民”“征服”“占领”“兼并”“扩张”等词汇，老调重弹，将“中原”“内陆”“秦”“汉”“唐”“宋”“元”等名称和“汉人”“汉民”“晋民”“民”等，一律更改为“中国”和“中国人”，人为制造“中国”和“中国人”与“云南”“南诏”“大理”“土著”“原住民”“土人”“夷人”的对立。
关于西方学者的云南研究，方国瑜先生早有评论，认为是外国野心家的胡说。如“中国不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是帝王征服为动力，在历史上无稳固的疆界；中国历史上的边界，西部不超过甘肃、四川；云南是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之一”等。冯家昇先生则强调：“学术虽无国界，但对这一项——边疆史地——却该有国界。”为了批驳这些错误的言论，方先生积几十年研究之心得，提出了中国边疆研究的体系建设，即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认为中国历史发展是有其整体性的，“不论政治情况如何，边境与内陆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共同发展历史，并没有改变；适应社会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政权形式称为郡县政权与羁縻政权，虽然形式不同，而同是国家的完全主权则无差异。”对此，我们努力学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拓展。检视八旗版的内容，始终回避与反对，基本上对方先生的理论体系视而不见。反而提出了更为不当的认识，“近二十年来云南研究的蓬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许多年轻学者们——包括许多出身少数族群者——加入此一领域，他们运用西方的社会学、民族志、考古学、语言学等理论，对汉人视野发起挑战，并藉由纳西族、白族视野来呈现云南的视角与观点。”对此，云南大学罗群教授进行了最新的评论，认为西方学者在其“华丽”的理论框架、诠释体系和学术话语之下，隐藏着诸多不易察觉的陷阱。
其四，必须明确的是，《丛刊》“收录了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先秦至清末中国古籍中有关云南地方历史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近400种（部或篇），成为云南文化史上收书最多、最系统、最可信的一部大型史料丛书”。对于这项伟大的工程，论者曾批评方国瑜“没有理论”“史料挂帅”，所以“智者不为”。方先生解释说：“史料对于史学，就像建筑高楼大厦离不开的砖瓦一样。我不能建造高楼大厦，只能烧砖造瓦，就当个砖瓦匠，开砖瓦厂为大家提供材料吧!”可以说，八旗版就是用方先生及其他云南学者所烧砖瓦“建造”的学术高楼，同时用西方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漂亮的后期“装修”。没有了方先生提供的砖瓦，高楼的建造就成了“空中楼阁”。比如第七章，其议题是作者宣称“超越了”“有人认为拙作只是转换角度写了云南的通史因而意义不大”类似的批评，因此特别重要。但是，由于《丛刊》未能提供基础材料，所以作者的讨论，通篇未见一条一手材料，尤其是档案。相反，第四章讨论“边郡制度”时，却略显文不对题，只能以《丛刊》提供的丰富资料，讲述了一系列的云南“地方叛乱”故事。有意思的是，八旗版中列出了详细的致谢名单，包括译者和出版公司，对“大楼”的装修者进行了情深义重的感谢。但对烧砖造瓦的方国瑜等，仅是奉送了一堆“帽子”而已。
其五，如前所说，就中文史料而言，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资料的辗转抄引和不查对原文”。关于中国边疆史的史料问题，方国瑜先生和他主编的《丛刊》作出了极好的表率。即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是详细地占有材料。但材料“或因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歪曲、诬蔑、捏造者逐处有之；或在其流传过程中，人们辗转传抄、翻刻，以及注解、评论，各本文字有讹夺、点窜，解说有曲直、异同。所以，阐明史料之来源、版本流传，结合史事之时间、空间与撰人之活动，进行考究和批判，恢复其初文、初意，辨别其曲直、异同，才能确定史料的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使用材料的基本原则。因此，“全球视野下的云南边疆史”研究，也在呼唤构建并完善符合中国历史真实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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