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除却那些在前线搏杀的英勇烈士，还有许多行走在暗夜里的“孤勇者”。
这些人被统称为特务。其中，由“特务之王”戴笠一手组建起来的军统局，便是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军统局曾经予以日寇沉重打击，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迫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但对于很多军统特务来说，他们并非是十恶不赦之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不得已穿上了那身制服军装。
而后便在抗日战争中贡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直到解放战争来临，许多军统特务已然认清了国民党的腐朽黑暗。
在大部队败退台湾之际，有三个人说什么都不愿离开故土。64年之后，他们成了留在大陆的最后三名军统特务。
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横跨时代洪流留下了一张见证历史的合影。
在那张合影中，王庆莲是唯一一名女性，也是三人之中年龄最小的。
说起来她同戴笠还是老乡，而为了提防共产党的渗透，戴笠曾经立下过死规矩：译电科只招江山一带人士。
所以到了1943年，全民抗战已经进入关键时刻，军统局急需补充新人手，便临时来到浙江江山招人。
当时王庆莲年仅15岁，母亲为了给她争取一线生机，跑去招生处替她报了名。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来说，要背井离乡踏上未知的前途，心里肯定有担忧有忐忑，但王庆莲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她刚满周岁就失去了生父，母亲带着她前去投奔外婆舅舅。
不过外婆家又能有什么好日子过，一大家子人也是在乱世中勉强生存罢了。
可王庆莲的母亲同时又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即使朝不保夕，她也坚持要送女儿去上学。
愿意无他，只有多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逃离当下的生活。
于是王庆莲带着母亲省吃俭用凑来的学费入了学，而她在学习上是颇有天赋的。
可惜抗日战争打响了，日寇的铁蹄蹂躏着华夏大地，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命丧屠刀之下。
不仅书读不成了，就连生命都时刻遭受威胁。母亲再也不敢让女儿轻易出门，王庆莲只能在闲暇时间自主学习。
而抗日战争迟迟未能结束，很多老百姓都觉得以后的日子没了指望，说不定就要当“亡国奴”了。
在这种大背景下，王庆莲的母亲再次做了一个艰难抉择，她要把女儿送进军统局。
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职员，也能吃饱穿好，不用在家乡提心吊胆，每天为生计奔波。
当时报名的人数不少，但军统局对于文化知识也有一定的要求。王庆莲虽然年纪偏小，却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
她们那一批总共招了二十个人，包括她在内只有四个女生。
到达重庆之后没有时间进行培训了，负责人便先将他们安排进了一个造纸厂，以造纸为掩护从事秘密打印工作。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这批新人就被调入了本部译电科。王庆莲凭借着自身的聪慧细心，很快便在译电科内崭露头角。
她要熟记各种不同的密码本，对截获的日军电报进行快速准确地破译，而后根据白色、黄色、红色和紫色的紧急程度分送不同部门。
在译电科的那三年，的确是王庆莲十几年以来过得最舒服的日子。有固定的薪资，有统一安排的住处，偶尔还能去街上逛一逛。
更重要的是，她不必再从噩梦中惊醒，不必担心自己下一秒就身首异处。
而怀揣着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她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王庆莲清楚地认识到，只要自己多破译一份密报，就有可能为前线的士兵们多送上一份助力。
在军统局的三年时间内，她总共破译了敌方八百多种电报密码，也因此获得了上司的另眼青睐。
但与此同时王庆莲也清楚自己的定位，她只是一个没有靠山、没有背景的普通人。
不管军统内部有多少鱼龙混杂的小团体，她一向是敬而远之、能躲则躲，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工作上。
而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也让她度过了三年的安稳日子。
直到1946年3月17日，“一把手”戴笠因空难亡故。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军统局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不过等缓过神之后，内部各大派系就开始了争权夺利，最终胜出者是曾经的“二把手”毛人凤。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毛人凤上位后的第一件事肯定是清除异己、提拔亲信。
在一片乌烟瘴气的氛围中，王庆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而此时军统局的敌人不再是日寇，反倒是同为中国人的共产党。
无论如何，王庆莲都干不出骨肉相残的事情。只要赶跑了日本侵略者，她就觉得自己的使命完成了。
于是她在同年离开了军统局，返回江山老家照顾母亲。
又过了三年，国民党一败再败，最终选择逃窜台湾。昔日的这些军统特务们都害怕自己被清算，因此许多人也选择了逃亡台湾。
当昔日同僚找上门的时候，王庆莲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个提议。她是在军统待过，但她是在为抗战贡献力量。
况且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江山，她是绝不可能背井离乡，跟着国民党一条道走到黑的。
而选择留守大陆的王庆莲，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但她好好地给母亲养了老、送了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晚年生活平静幸福。
她虽然对自己的过去不曾多言，但总是心怀感激地说道：“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而这种安稳人生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这一年，王庆莲隐藏多年的往事被一一揭开。
有几名志愿者辗转打听找到了她，说是受人之托前来，对方也曾是军统局的一员，在1949年的时候也选择留守大陆。
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这些老同事能不能找个机会见上一面呢？
时隔多年再听到“军统局”这个名字，尘封的往事不由自主地浮现心头。王庆莲想了想，最终决定前去赴约。
而发出邀约的人名为戴以谦，比王庆莲要年长几岁。真正说起来，他们两个人在军统局内部并没有什么交流会面。
与王庆莲这种毫无身份背景的小白不同，戴以谦的身后有戴笠做靠山。
作为同宗后人，他要尊称对方一句“十叔公”。但在1943年以前，戴笠对于这个旁支侄孙可以说是毫无印象。
他跟在蒋介石身边鞍前马后，无论是对于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杀人不眨眼。
而戴以谦却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扛枪上阵，与普通士兵一样在前线厮杀，面对面地与日寇交过战。
1943年退下前线以后，18岁的他被分配到了江西省的国军办事处。
在办事处里，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他和戴笠的关系，所以他也只是干着最基层的工作。
但某天戴笠来到这边视察工作，巧合之下两个亲戚见面了。他乡遇亲人，戴笠就赶紧拉着戴以谦叙旧。
这下子，原本交集不多的两人迅速热络起来。而戴笠在得知自己的侄孙既上过战场又干过文职之后，当即就起了别的心思。
毕竟他和蒋介石一样，也特别喜欢任人唯亲。
这戴以谦是自家后辈，虽年纪轻轻却颇有几分头脑和能力。这样的人才，肯定是要带在自己身边加以培养的。
于是戴笠离开没多久，一纸调令就下来了。当时对军统还全然陌生的戴以谦，被马上安排进了特务培训班进修。
虽然他没有想过要当特务，但他也相信十叔公是不会害自己的。
在培训班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戴以谦就被调入了军统局在浙江的分部，担任机要秘书一职。
往后只要戴笠前往江浙地区，戴以谦这个机要秘书就时刻伴随左右。
此时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因此即便是在“关系户”林立的军统局，也没人再敢小瞧戴以谦。
而他凭借自己在情报方面的过人天赋，被允许经手秘密情报，甚至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事宜。
从1943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戴以谦虽然换了一个战场、换了一种身份，但仍然在为抗日大计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享受到功成名就滋味的他，对于自己的十叔公是一种盲目的追随和服从。
当时国共两党早已剑拔弩张，蒋介石就数着日子等着发动内战。可偏偏在用人之际，得力干将戴笠意外去世了。
戴笠这一死，也就意味着戴以谦失去了背后的倚仗。
虽然他一向与人为善，和同僚之间没有结过仇怨。可作为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毫不意外地被挤到了边缘地带。
浑浑噩噩地待了两年之后，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开始安排后路了。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戴以谦才真正醒悟过来。
曾经立志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他，却在内战一事中助纣为虐。向曾经并肩作战的同胞发难，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
很快就到了1948年年底，军统核心人员开始东撤台湾。有人来劝说戴以谦一起，毕竟他可是戴笠的侄孙，共产党能轻易放过？
但这次戴以谦没有随波逐流，不管共产党放不放过自己，他都不能一错再错了。
而且，他的根在大陆呀。他在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死后也要埋葬回祖坟。
台湾就算千好万好，于他而言都比不上家乡。
1949年年初，戴以谦北上跑到了北平。当时北平城内的傅作义正在筹划投诚一事，他也就顺势跟着归顺了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他老老实实回到老家种地，再也没有跟人提起过军统局的那些往事。
过了几年娶妻生子，日子似乎一眼就望到头了。可在1958年，他曾经的身份还是被有关部门查到了。
于抗日战争，他有功；于解放战争，他有过。最终，戴以谦被判入狱五年。
面对这个结果他没有半点怨言，该来的还是会来，人总是要为曾经犯下的错赎罪的。
不过顶着一个“特务”的名头，这对他的妻儿来说是莫大的打击。最终妻子选择了离婚，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
对此，戴以谦同样没有怨言。出狱后他也害怕再连累其他人，索性没再成家，孤苦伶仃地过了几十年。
等到年老体衰的时候，政府出面把他送进了养老院。
老头老太太们凑在一起聊聊天，日常生活也有人照顾。这种日子放在以前，是戴以谦想都不敢想的。
他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有罪之人，便是终身忏悔赎罪都不为过。但没想到，共产党的政府却对自己处处照顾。
老了有补贴拿，生病了有医保，隔三差五的就有志愿者来看他们。
思及此处，戴以谦总是感动地说道：“多亏了党和政府，我心里真的是很感恩哪！”
但人老了就喜欢回忆往事，那段波澜壮阔的青春岁月，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
而想着想着，戴以谦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疑问。
难道，军统特务全都离开大陆了吗？还有没有谁跟自己一样，隐姓埋名地过了这么多年？
毕竟那些往事，也只有跟昔日同僚才能诉说一二。
于是志愿者们决定帮戴以谦完成这个心愿，帮忙找到其他隐姓埋名的军统特务。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王庆莲欣然接受了邀约。而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位名为祝仁波的老人。
与炙手可热的戴以谦和明哲保身的王庆莲不同，祝仁波在当年的军统内部，更像是一个“隐形人”。
而三者的工作环境也是天差地别，戴以谦和王庆莲只需要坐坐办公室，负责和密码文字打交道。
可祝仁波却时常穿梭于枪林弹雨中，每一次执行重大任务前，都做好了时刻丧命的准备。
因为他的工作是维修、抢修电台，保障无线电的正常通讯。
无线电是一门高深学问，需要极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在那个年代，能让孩子学这种专业的人家大都家境殷实。
但祝仁波从很小开始就流浪上海街头，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机缘巧合之下，在1935年被送进了浙江警官学校。
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为之热爱坚持了一生。
不过万事开头难，尤其是像祝仁波这种毫无基础可言的人。每一次测验考试，他都是垫底的存在。
但他也硬生生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爱，从吊车尾奋斗到了名列前茅。
在这就不得不提他的“伯乐”陈一白。陈一白，被誉为中国空军无线电通讯先驱，先后为无线电领域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祝仁波，也正得益于他的教导鼓励。毕业之后，祝仁波以优异成绩被吸纳进了军统局。
云南腾冲一战，中国军队与日军部队展开了殊死搏斗。祝仁波也参加了这场战役，并临危受命深入一线修理电台。
当时情况紧急，他在出发之前就立下了军令状。最终经过一阵抢修，终于在被枪毙之前恢复了正常通讯。
后来的他只干了修电台这么一件事，要么在战场上修，要么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修，军统内部的腥风血雨都和他没关系。
近乎隐形的日子来到了1949年，他们这一批专业人才也面临着赴台的选择。
那一刻，埋头多年的祝仁波才真正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看到国民党的仓皇逃窜，他心中没有一丝波澜。
或许于他而言，他从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党派、哪一个组织。因此没有犹豫，他选择了留在大陆。
干嘛放着好好的故土不待，非要背井离乡去一个孤岛。
回到上海的他继续自己的无线电事业，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捣鼓各种电器。
生活按部就班的进行着，他也如同所有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
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被判入狱改造，妻子申请与他离婚，孩子也相继离他远去。
而鉴于他在无线电方面的钻研成就，改造农场的负责人十分欣赏这么一位人才，便在刑期结束之后继续留用了他十几年。
1980年，年近六旬的他和戴以谦一样，开始了一个人的孤独生活。
他对物质方面的要求极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上。
而随着中国经济形势一步步稳健发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各种玲琅满目的电器开始出现在市场上。
这时，祝仁波的日常就多了一项工作。每逢电器出了问题，附近的人家总是第一个想到他。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祝仁波觉得自己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而左邻右舍们知道他孤寡一人，也时常送些温暖。
平淡的日子中互藏真心，祝仁波也时常感慨当下的新中国：“现在，老百姓才是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而就在他以为自己会这么默默无闻地走完一辈子时，志愿者们却突然找上了门。
其实对于军统，祝仁波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感情。可骤然得知戴以谦和王庆莲的生平，他恍惚间觉得这是两个多年不见的老友。
因为他们三个人曾经共同经历过那段岁月，身上有着一样的历史烙印。
2013年，三位雪鬓霜鬟的老人见面了。相视一笑下，他们似乎都看见了年轻的过去。
或许他们并没有明面上的交集，却在某一时刻共同为抗战做出过贡献。
而今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国家实力蒸蒸日上，百姓生活安居乐业。相信作为过来人，这三位老人也是与有荣焉。
一番畅谈后，他们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这是对过去的纪念，也是留给未来的念想。
2019年，三位中最年长的祝仁波去世了，时代的见证者又少了一位。
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他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小人物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却也交出了一份值得后辈铭记的答卷。
而在随波逐流面前，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逆流而上。能在故土终老，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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