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期间,梁优住在回龙观,公司在望京。这是一条属于互联网从业者的通勤线,熙熙攘攘中的人们,相信自己是工作的主人,努力就能得到应许的回报。但一到周末,梁优就会去鼓楼一带“吸取养分”。他热爱摇滚乐和土谣,是某李姓音乐人最早的那批粉丝之一。他经常去的 Livehouse 麻雀瓦舍位于双井,演出结束后,会有免费大巴专线把歌迷和乐手们送到鼓楼。这条专线的名字叫 After Party。鼓楼的酒馆和夜市承接了北京大部分演出的 After Party ,同时,这里也有像愚公移山、Mao和 School 这样的 Livehouse。那时鼓楼的夜晚总是亮着灯,放着音乐,众声喧哗。梁优常去的酒馆是 sos ,“救命”小酒馆。sos 的房子很破,用老板王子衡的话说是“三等民工房”,王子衡在大学期间组了一支乐队,毕业后在国企干了半年,辞职弄起了小酒馆。梁优一般快天亮了才过去,“那地方特别野,属于 after party 的 after party ”。sos 就像鼓楼青年的庇护所,门开着,没太多欲望也没太多诉求。调酒师小健有将近半年时间都住在酒馆里,后来 sos 关门时,王子衡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引用小健的话说:“这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才会来的地方。我喜欢这些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经常出现在 sos 的还有大豆,自称是个“不自由撰稿人”,因为她有全职的工作。她和梁优当时是很好的朋友,晚上他们常在各个 Livehouse 和酒馆偶遇。大豆说,梁优在喝酒的时候,总爱问别人“你有什么理想?”——来自望京的灵魂拷问,却遇上了鼓楼的虚无主义式回答:“我希望我存在了和没存在过一样。”于是他之后便通过“问八字”的方式,回避了“问理想”后场面的尴尬。在研究了一阵子算命相关的书籍后,梁优发现,书上说的好命,通常指的是生活平稳,子孙满堂。但这并不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好命,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更喜欢折腾,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有一次,在 sos ,有个女孩让梁优帮忙看紫微星十二宫,女孩关心地问自己的迁移宫如何。他说迁移宫不用看,因为没有漂泊命你不会来北京。那时的鼓楼像一个小社区,每当演出结束后,他们就从一个酒馆走到下一个,路上都是熟悉的人,东喝一杯酒,西搭一句话,度过一个个漫无目的的夜晚。梁优常去的另一酒馆是位于方家胡同的 el nido。老板来自河北,最早来北京卖菜,后来在菜摊里放了一个冰柜,顺道卖啤酒,一开始卖大绿棒子,后来发现进口啤酒的生意更好,便慢慢做起了精酿。后来又开了与 el nido 一树之隔的 Fang Bar,专攻鸡尾酒。el nido 有着全北京最好的精酿之一,价格自然也不便宜。正在创业的梁优口袋里其实没什么钱,喝酒一般都是刷信用卡。他和一个叫罗曦的 bartender 达成了默契:当天喝完酒不用给钱,等第二天酒醒了再凑好转账给他。“这是鼓楼对我们这种年轻人的宽容”,他说。这种宽容不仅仅面向梁优这样的酒客。在和方家胡同平行的交道口北三条上曾有家云南菜饭馆“米店”,老板米糕告诉我,相比北边的五道营和更靠南的南锣鼓巷,方家胡同的商业氛围没有那么“直接和规整”,租金也便宜得多。店主和本地居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彼此常常互通有无。有一次,米店停水了,她就提着桶来附近的小卖部接水,店里的可乐、雪碧和啤酒,也是从这家小卖部进货。方家胡同曾是鼓楼最热闹的一条胡同。从东侧的雍和宫大街到西侧的安定门内大街,将近一公里的胡同遍布着酒吧、咖啡馆、西餐厅、茶具店,还有照相馆。像梁优这样的年轻人,常常在路边喝野酒,聊天、弹吉他、打鼓,喝酒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一件事。他曾和前一天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下来的登山者谈笑风生,也同骑着自行车从西班牙一路来到北京的青年交流心得。这些风尘仆仆的老外受惠于北京口岸 72 小时的过境免签,借机来逛一逛北京,顺便在鼓楼喝上一杯。“你能感到那时的北京是开放、多元和杂糅的,而鼓楼的酒馆,就像地球村的毛细血管,承载了这一切。” 拆除⚠️ 2017年七月,方家胡同那些沿街店铺的大门被拆除,用红砖封堵上。根据报道,需要被堵上的门共有135处。按照官方文件的说法,这既是为了整体保护旧城,以便日后恢复古都风貌,也是为了响应胡同里的居民长久以来的投诉与抱怨。沿街的酒吧开到深夜,音乐和喝醉酒的酒客常常扰民,乱扔垃圾和乱停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很多店主选择了离开。米糕当时正处于休息阶段,她的米店前一年房租到期,还没有找到新的店铺,她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得知了方家胡同被整治的消息,“感觉就是家没了,只有一个朋友的店在还那里,其他都封的封,走的走。”el nido 也不能幸免。大门被封上的前一晚,梁优和一帮常客在酒馆喝“最后一杯酒”,他感到头上笼罩着一股“长夜将至”的氛围:“那些门就这样被堵上了,没有余地,不加掩饰,你现在都能看到封堵的痕迹。”“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从那时起学会了和熟悉的东西告别。”告别是一个接一个的。先是他常去的麻雀瓦舍;接着在 2017 年底,sos 也关门了。2019 年,位于张自忠路段祺瑞政府旧址的愚公移山宣布关闭;同年四月,他的偶像也在一瞬间,消失于国内所有音乐客户端上,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大豆感觉作为酒馆老板的梁优,和过去跟她一起在鼓楼喝野酒的二狗相比,“基本上变了一个人”。当他开始把跳海酒馆当作一份事业做下去,就和他在过去那些创业项目中所经历的一样,要面临失去、拥有、扩张和再度失去的可能,在大豆眼中,二狗慢慢失去了那种松弛、活力与激情。“他开始经常跟我说,感觉自己老了。”梁优喜欢 el nido,但不想把跳海做成下一个 el nido。el nido 看重的是啤酒的品质,但跳海看重的是下酒的场景。el nido 离开方家胡同后,来到了相隔一条安定门内大街的朗家胡同,有一次,梁优坐在这里跟大豆说,在北京开一家最牛逼的酒馆也就这样了。大豆推测:“他(梁优)想做的肯定不止这么大。”在 2020 年疫情期间,梁优和随易等酒吧老板四处串店,在 el nido 喝高了的他,突然大声说:“这帮老炮儿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当时刚刚签下新店房屋合同的跳海酒馆(此前西城北官房胡同的第一家跳海,则因隔壁邻居的举报后关闭),正在通过直播和外卖疯狂自救,攒下了一波又一波的订单与人气,而彼时鼓楼的酒馆老板,还没有人太习惯用外卖这种方式来卖酒。也许是因为在鼓楼一带开店所特有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又或许是对自己当初赶上的那股互联网创业的风口念念不忘,梁优对跳海有着更多的期待,而不仅仅是做一个鼓楼的酒馆老板。他将跳海形容为“武侠小说里的酒馆”,人们在这里交换信息,广结天下好友,发布英雄帖。跳海不光能吸引一部分文艺青年,还慢慢成为了北京著名的区块链“窝点”,有时门口席地而坐的人,或许各个都有着估值过亿的身家。梁优和他们谈论着 web 3.0,期待去中心化的技术会带来下一个“公平”的起点。这样的对话不仅发生在中关村、望京和三里屯,现在也发生在鼓楼。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他将自救和扩张视为一体两面的事情。他也希望通过扩张,让过去滋养了他的鼓楼被部分延续下来,尽管他清楚,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不可避免会被稀释。每家跳海酒馆墙壁上都会贴着“格林威治嬉皮研究公社”的贴纸,上面写着来自《猜火车》的那句著名台词“去他妈的电视机”,又或者是“五月风暴”中巴黎校园里的标语“让想象力夺权”;还有设计师黄河山在《野生设计》中创立的那种土里土气的字体。而在广州跳海店有一个浴缸,里面有许多一碰就会“ bling bling ”闪烁的小球,如今成为了广州一个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这些元素都来自他过去在鼓楼各个小酒馆里浸泡后的记忆,以及在每个叛逆时代由青年凝结而成的呐喊。而它们如今成了伴随扩张后必然会出现的复制品。作为打卡的背景板,拍照的人不需要知道这段话的具体语境,只需要和它一同出现即可。同样的逻辑可以应用到所有被抽取了符号的亚文化,从摇滚、嘻哈,再到涂鸦和滑板。但在大豆看来,当人们开始自觉地去提及'鼓楼青年’、'鼓楼亚文化’这样的专有名词,鼓楼其实已经消失了。“比方说,大家都说重庆很魔幻。我去了重庆之后,看重庆到处都在把魔幻当成标签去打造,所以我觉得重庆一点儿都不魔幻。我们当年天天在路边喝野酒,喝了也就喝了,但在今天这事儿却变成了一种'反抗’”。“不过话说回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鼓楼,可能更早那批人,也觉得当时的我们太规矩、太消费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