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平静的昆明正在酝酿一场风暴。2月6日，大年初五，过年的喜庆气氛氤氲在昆明的街巷，士兵的军饷却没有足额发放。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士兵们忍无可忍，跑到督府要饷。
借士兵索饷之机，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联名通电发难，指责唐继尧任用宵小，独裁专利。
“二六政变”由此爆发。龙云派兵堵截昆明各城门要道，密电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及驻省各军围逼，一面派出代表到省公署面见唐继尧，提出与国民政府联合等十二项条件。
“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唐继尧闻报：龙云开始在昆明实行戒严，在所有公共建筑外，各城门、主要街道及火车站布哨，先后抓捕了身边的亲信20余人。
大意了！太大意了！祸起萧墙，往往在大家都忙着过年的时候。五年前，也是在大年初一，唐继尧狼狈出走蒙自。1921年，驻川滇军第一军顾品珍以要饷为名，迫不及待率部返滇，进逼昆明。省垣糜烂，桑梓遭灾，民众受祸，后果不堪设想。去还是留，唐继尧绞尽脑汁，不得要领。唐继尧前往昆明华亭寺与老友虚云和尚道别，虚云说：“滇军内讧，周边虎狼环伺。诸行无常，有若两败俱伤，将军莫如去虚名而存实力，待以后之因缘。”2月8日凌晨，唐继尧即率亲属、随从和卫队百余人黯然离昆，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蒙自。2月16日，唐继尧率领十余名官员及其眷属，在法国驻越南当局派出的军警迎护下乘火车离开滇境赴港，从此龙困浅滩，寄人篱下。一年后的1922年3月，唐继尧重整旗鼓，急冲冲打回昆明，重掌云南政权，完成了惊心动魄的“二次回滇”。
可如今政变发生实在令人猝不及防。唐继尧召开紧急会议，云南陆军讲武堂将校队总队附陈维庚、胡瑛、李云谷，步兵训练总监唐继虞、刘国栋，近卫第一旅旅长孟坤，近卫第四团团长朱旭，翊卫队总队长王洁修等20余人参会。会上，唐继尧情绪激动，拍了桌子：龙云等是自己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而今天却首先起来反对自己，纯属天良丧尽……只要先将龙云在昆明北校场的部队解决，然后再用系列的政治、军事手段，分化瓦解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部。
唐继尧信心满满发布命令：各部队必须在一小时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然而，孟坤回到旅部后，马上打电话给唐继尧：“桑梓地方这样打起来不好，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说完就将电话挂断。唐继尧顿时感到大势已去，孟坤与龙云等人早已是一丘之貉。唐继尧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心维护的云南堡垒却是由自己人从内部攻破的。
其实，政变的种子早已埋下。政治上，唐继尧标榜国家主义和民治主义，特意重金聘请国家主义分子到滇，组织人员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创办刊物《滇事旬刊》。1926年12月25日，唐继尧借护国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之机，成立民治党，声称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内谋统一，外谋独立”相号召，签名入党者有2000多人。他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卖国政蠹”，企图仿效德国的独裁者俾斯麦和土耳其的凯末尔。
民国时期，昆明街头海报。
唐继尧连年征战，穷兵黩武。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开支，唐继尧以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滥发纸币、统运大烟等手段搜刮百姓，云南各地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926年，唐继尧命云南富滇银行增发纸币3860万元，省府借用2940万元，造成币值跌落，金融混乱。为摆脱金融危机，唐继尧又强制发行地方公债。其范围包括盐税、锡税、铜税、茶税、厘金、田赋等，一律以原征数为准，加一倍征收。初定加征两年，以后逐年返还一成，20年还清。唐继尧不顾反对，强令照办预征钱粮课税案，引起省内各界人士不满。
军事上的隐患更是日积月累。实力派龙云、胡若愚、张汝骥等人的兵权都被削弱了。唐继尧以明定缺额、点名发饷，各级军官的例行收入和空领兵饷等生财门路被堵得死死的。但是，唐继尧本人例外，他通过亲信，控制金融、税收，随意收支，大烟税、烟酒税均有一部分进了唐继尧的私库。在用人上，只要是亲戚、同乡，唐继尧不论资历、功绩，都会大加提拔。任人唯亲、任用宵小，军内外官员对唐继尧的不满与日俱增。
1926年11月，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统治。特别支部以四镇守使为重点对象制造舆论，特支书记吴澄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对龙云进行策动。此外，特支广泛发动各种群众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教育会、妇女励进会等，写信或派代表到四镇守使的办公地或官邸请愿，请求四军长共举为民伐罪大旗，一起把唐继尧拉下马。这一年，除了忙办学校、建发电厂，唐继尧忙的是拍电影。上海朗华影业公司张普义投拍电影《再造共和》，唐继尧当仁不让亲自担纲主演；拍电影上了瘾，唐继尧聚焦“战争与爱情”主题，亲自策划云南第一部“中国历史伟大战争爱情巨片”《洪宪之战》。
《洪宪之战》宣传海报。
这边“搞艺术”风生水起，那边部队“搞事”已经箭在弦上。恰逢新年，各部队已经长期领不到兵饷，而即便新年来到，也只发了半个月伙食钱，于是军中大哗。此时，龙云的其余部队已抵昆明近郊之安宁，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的军队则分别进达宜良、杨林、禄丰，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唐继尧此时无兵可调、无人可靠，无可奈何，不得已派出他的枢要处长周钟岳和胡瑛等人，向龙、胡等表示可以接受条件，并拿出私蓄30万元发放军饷，但是为时已晚，无济于事。
1927年2月10日，云南省议会发出通电，赞成四镇守使的政治主张。5月23日，“东大陆主人”忧愤交集没有熬到年底，带着遗憾走完了44年人生，唐继尧时代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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