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属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四种类型，具有独特的内涵与特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是“中心”（中国内陆）与“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非常松驰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变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近代以来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意识及其发展，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另一主要现象。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严重的边疆危机密切相关，而其现代化的显著成就反过来又为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最主要现象、国家安全
“现代化作为一种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解释系统”，[1]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长期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的研究却表现出较强的不平衡性。学者们将大量精力放在了理论问题及宏观研究上，“视野多注重于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较少论述。”[2]也就是说，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体研究中，缺少边疆少数民族区域这一重要环节，影响了问题的完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这一“解释系统”的理论提升。我们从事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研究多年，在相关问题上略有心得。[3]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边疆学、政治学等学科参与的“西南研究”似已初露端倪，并从一开始就略现学科间“自说自话”等不足，偶尔还有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现象。但也有学者论述了近代化在西南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近代化对西南及西南少数民族命运的影响是社会科学发展和西南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其现实意义和学科价值无疑要充分给予肯定”。“如何诠释晚近时期西南近代化进程、作用，及其导致的地区、民族、社会发展命运问题，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综合课题。因此近代化进程在西南引导的区域发展特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4]基于此，本文拟就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提出初步意见，其中除现代化类型的研究较为深入外，限于篇幅，其它意见多属纲要性的讨论，其深入论证，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努力。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5]因而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西方学者将其作分层处理，这种分层的依据是“就地理或文化而言”。在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等，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在中层带，像太平天国、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联省自治、工农武装割据等，都不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而是经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古老而又全新的历史现象；在内层带，如人口、土地资源、乡村宗法关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底层的骚乱、匪患等，基本没有受到西方文明的感染，保持着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在象征。[6]国内学者将其分为沿海型、中部型和内陆型（或称腹地型）三种类型。沿海型以上海和江浙为代表，是中国最早和最多受外部世界冲击、殖民化和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中部型以华中的两湖为代表，在沿海近代化的影响下，近代化起步虽稍晚，但由于长江下游溯中游航运的便宜，因而外贸和外资的投入激增，很快被纳入世界市场，商品经济和近代工业有了较显著的发展；内陆型以长江上游的四川最典型，它的特点是封闭性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近代化起步晚。由于交通不便，外国资本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冲击较弱，因此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近代工业发展缓慢，近代化的程度较低。[7]我们认为，从中国早期现代化[8]的整体历程来看，除以上三种类型外，还应该有第四种类型，称做“西部边疆型”，或称“边疆民族型”。由于交通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一地区前期受外界影响相对更小，现代化起步也更晚。但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又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本主义的冲击大大加强，商品经济和近代工商业在相对集中的政治中心发展较快。各少数民族从不同的起点上被强行拉入了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大多缺乏传统文化的较深积淀，面对西方文化冲击作出的维系自身文化的回应显得被动无力，传统文化易于解体，因此社会变迁较为迅速。主要表现为现代化潮流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9]
后来经过思考，我们认为“边疆民族型”现代化模式的提法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也不成熟，主张将地域的“边疆”型和族群的“少数民族”型进行区分。地域的“边疆型”是指中国早期代化的区域研究，而族群的“少数民族”型则属于民族史研究，二者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从近代区域史的角度，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四种类型界定为“沿边型”现代化模式，也就是“沿陆地边疆型”，其内涵与整个中国早期代化的研究内容相一致。但沿边地区具有两大特点，即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少数民族众多。因而必须专门增加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即少数民族社会的现代化。基于此，我们将“沿边型”现代化模式的内涵修正为：现代化潮流影响下沿边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国家认同等。[10]
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潘先林在对川滇黔边彝族社会考察中，提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社会近代化有着'特殊内涵’，并大略构想了中国近代化空间进展过程，对我国民族史、近代史研究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11]
我们将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内涵表述为资本主义潮流影响下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国家认同等，但仔细检讨，这些内容似乎包罗万象，面面俱到。那么，其中有没有一个或两个方面是最为主要的呢？或者说，这诸多方面有没有一条主线？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受到金耀基先生的较大启示。1969年，金耀基先生说：“我个人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便是过去'中心’与'边陲’非常松驰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已变为'中心’与'边陲’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12]这里，金先生的本意是讨论中国政治中心与偏僻乡村的关系，我们将其“借用”过来，从字面涵义理解，认为“中心”（中国内陆）与“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14]因为，这里讨论的毕竟是“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
就西南边疆而言，“中心”（中国内陆）与“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打通与密接、经济上的打通与密接、交通上的打通与密接和文化上的打通与密接，并且这种打通与密接关系应该是双向的和动态的。如政治方面，我们知道，自元代在云南设行省以来，云南就开始了与中国内陆的一体化进程。由于云南僻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因而这种一体化进程是艰难曲折的，缓慢的，所以元明清均在云南建立土司制度。基于这样的发展状况，做为边陲的云南与中原相比总是落后的，迟缓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处于滞后状态，必须等待中央王朝的教化与开发，保持着山高皇帝远的松驰隔绝关系。因而元末朱元璋已经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但云南仍处在元朝旧势力梁王的控制之下达14年。到了明末，经历永历帝的南明政权及吴三桂的叛乱，37年后云南才归于清王朝的一统。清代以来，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自强、新政，加以滇越铁路通车，昆明自开为商埠，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等，云南已经在发展上与内陆甚至沿海地区处于大体相同的水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反映迅速。27日滇西爆发腾越起义，30日昆明爆发“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表明云南已经结束了自元代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落后、缓慢、与中原松驰隔绝的关系，已经从“边陲”开始走入中国的“中心”。此后，云南护国起义，再造共和，阻止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倒退，延续了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唐继尧发动靖国战争和建国战争，实行对国内外的开放政策，举办第九届中华全国教育总会等，加强了云南与中原内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与凝聚，有利于云南与内陆之间双方打通而密接关系的深入与发展，有利于云南与内陆的一体化进程。到龙云时期，云南地位迅速提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成为中国最早反攻获得全面胜利的正面战场。
又如交通方面，这是西南“边陲”与中国“中心”双方打通而密接关系中最为关键的现实性问题。西南之所以被称作“徼外”、“边陲”、“窎远”、“天末”、“天南”等，很大程度上是地理位置和交通困难所致。1910年4月滇越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最早修筑的铁路之一，也是一条国际性的铁路通道。由于修筑的特殊背景和过程，这条铁路承载了如此多的有关“主权”、侵略工具、“插入云南的吸血管”等民族主义色彩的表述和批评，但在客观上，这条铁路带给西南边疆的影响又是如此的深远。铁路通车前，云南交通主要依靠人力步行和马帮运输，由昆明步行到京师（北京）需要4个月时间，后来转乘平汉路火车也要1个多月。乘坐滇越铁路火车，经海防、香港、上海到北京仅需11天。[15]这就大大缩短了西南“边陲”与中国“中心”的距离，这种缩短不但包括地理的，也包括文化的和心理认同等方面，大大加深了“边陲”与“中心”之间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到1937年3月，云南交通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那就是从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建成通车，全长2971公里，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五省。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了“京滇公路周览团”一行170余人沿途访问，成员包括中央各部院、国民党中央党部、学术研究团体及高校、民间团体、各省代表、新闻界代表等，以“宣扬中央德意，慰问民间疾苦，开发边疆实业及切实发展国内交通”为目的。[16]途经各省也相继成立京滇公路周览团分会。京滇公路通车及京滇公路周览团的沿途访问，进一步缩短了西南“边陲”与南京“中心”的距离，更进一步加强了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为抗战时期昆明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创造了条件，推动了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对此，前人较少进行深入的讨论，也未能将西南“边隀”与中国“中心”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主要现象进行考察。因此，基于传统思维、习惯性表述或“民族国家建构的叙事模式”，在论述西南“边隀”与中国“中心”的关系时难免存在互相矛盾甚至似是而非的认识。如一本2009年再次翻译出版并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认为：“抗战爆发以后，云南才在国家政治中享有一席之地。由于战争推进到西南各省，它已是中国政府不可争辩的组成部分。”同时又说：“自从1935年以来，云南已经跨入了最现代化的工业发展时期。”“瞬息之间，在文化和经济方面，云南也汇入了民族大家庭中。……一夜之间，昆明从文化沙漠脱胎成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施展本领的中心。”[17]这种明显矛盾的论述，无法回答近代以来云南边疆发生的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等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同时，使用“瞬息之间”、“一夜之间”等词汇，割裂了西南“边隀”与中国“中心”双方打通而密接关系的动态演进历程，也不尽准确。
该书又说，抗战爆发以后，“就文化和种族而言，云南还是化外之地。它离加尔各答比上海更近，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和它毗邻。”“云南人对一切外来势力都心存戒意，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汉人。”[18]我们不知道作者是如何区分所谓“云南人”与“汉人”的，但这种认识却牵涉到一个重要而又关键的问题，即近代以来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及其发展变化，这也是“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心”（中国内陆）双方打通而密接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另一最主要现象。对此，前人研究不多，所能依靠的资料又大多限于少数民族上层即民族精英。因而，对该问题的探讨似乎仅限于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认同。
如贵州安顺府郎岱厅南龙桥土司安健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代表了清末沿边土司对清廷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他们对西方国家及西方文化的认识。1911年，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清廷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出现了滇、蜀、桂、黔四省土司联合乞保护于法国的谣传。安健著文发表于《民立报》，称其事“自绝于天”，认为各土司中出现这样的考虑，“实有五惑三谬见”。五惑即“土汉之成见”、“主客之臆断”、“种族革命之错信”、“官吏之凌暴”、“自身之不能存活”；三谬见即“中国必不可救药，不如舍旧谋新”、“外人招徕如恐不及，必不夺我世守之地”、“有所凭藉，积不能相容之宿怨，可以报复”。对此，安健逐条进行了驳斥，强调“清政府胙土分茅之恩”及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劝告各土司“不容于廓其有容之汉族，而谓窃邑奔去，能见容于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宗教信仰相背而驰，皮肤毛发一见判然，骄夸凶暴、疾视黄人之碧眼黄须儿乎？”[19]
云南干崖土司刀安仁的《抗英记》和《游历记》，代表了清末民初沿边土司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化及其发展演变。1891年英国军队侵入干崖铁壁关地区，刀安仁组织队伍抵抗，击退了英军的进攻，并在铁壁关大青树安营扎寨，保卫边疆。1898年中英会勘滇缅边界，由于清廷的退让，丧失了干崖、陇川、勐卯的大片土地。刀安仁抗争无效，于是满怀悲愤，用德宏傣文撰写了叙事长诗《抗英记》，表现出了强烈的近代主权国家观念。“听吧！山川阻隔的疆外传来饿狼的嗥叫；看啊！南段异土漫来滚滚浓烟。……勤劳勇敢的兄弟姐妹啊！我们怎能放弃自己的主权？！”“祖国的疆土将被割裂，边境的同胞将会离开爹娘。”“我们从来没有夺过别人一寸疆土，也决不容忍谁人对我边疆垂涎。”“七司抚使们协力共向，万众一心守我边疆。筑起坚固的铁壁铜墙，让祖国河山永照霞光。”[20]1905年，刀安仁到缅甸、印度考察，后又经缅甸、新加坡、香港、上海到日本留学，沿途用德宏傣文写成诗歌《游历记》，增进了对世界多国体系的感性认识，主权国家观念更为清晰。在东京期间，他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过从甚密，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明确了在推翻清朝统治后建立“中华”国家的目标。
1935年底至1936年初，方国瑜先生以“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中国委员随员的身份，前往滇西边区考察工作。他在孟定土司的帮助下，前往班洪、班老宣慰，致送礼物和函件。“随取孙总理像，讲总理生平及其主义，且嘱当挂在正堂，有事当在总理遗像及党国旗面前行礼。次出林主席、蒋委员长、汪院长像，亦一一讲生平及近况。总管答：中国有如此伟大人物，可期民安物阜也。……又出镜子，余云：在这镜里，您看您的相貌与我们中国人一样吗？总管答：一样。问与洋人一样吗？总管答：不一样。余云：以后照照镜子，不要忘了我是中国人。”[21]班洪总管胡忠汉对他说：“我不大会说汉话，我说一句就是一句，我数代人服汉朝，汉朝对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汉朝。炉房银厂是汉朝的，我们为汉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洋人来，我一定要打，这是我的责任。”[22]阿佤山佤族各部落首领联合发出的《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书》和《告祖国同胞书》，表示“卡瓦山地为中国边土，卡瓦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征之中国政府所颁发敝王等祖先之印信，可证明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风俗习尚，与中国内陆大同小异，亦可证明汉族文化广被之民，是我卡瓦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也。”卡瓦山民“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驽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国之牛马。”[23]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认同及中华民族认同意识。
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世袭云南北胜土知州高长钦之女高玉柱，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丽江人喻杰才，分别以西南夷苗土司代表和民众代表的身份从昆明到南京请愿，到京后邀约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执委岭光电、王奋飞参加，陈述夷苗民族痛苦与边防情形，请求中央救济夷苗民族，扶助其发展，以挽救西南危机，复兴国家民族。他们先后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林森、教育部、立法院、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陆军大学等请愿，后又汇具开化夷苗办法十项，详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各院。并拟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请愿。同时，他们还接受记者采访，应中央执监委员会、中央宣传部、西南评论社、南京市妇女界等机关或团体宴请，讲述西南夷苗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所受痛苦与侵略，报告请愿经过及结果，并表达对国人的希望。1937年2月至7月，高玉柱和喻杰才多次赴上海活动，参观工厂、学校、图书馆、报馆、市政、工部局等，凭吊战迹，拜访各界人士，演讲西南夷苗状况，报告请愿经过及结果，筹组西南边疆开发协进会，商议土司子弟赴沪观光求学等。高玉柱和喻杰才等的请愿及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喻二氏为代表的西南夷苗土司、民众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强烈认同，有利于近代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宣传了西南夷苗民族，增进了国人对西南夷苗民族、西南边疆危机及中华民族的认识与关注。”[24]
1938年8月，号称“西南角上唯一师训机关”和边教中心的云南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出版了《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一书，涉及到了边疆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认为云南及其边地不仅继续扮演着国家西南门户的作用，还将成为抗战的后方根据地。该书的编辑出版，与著名边地教育家彭桂萼及著名历史学家陈碧笙（雨泉）关系甚深。1934年至1936年，陈碧笙感于“九·一”八事变后云南边地后方根据地作用的提高，赴滇缅边境和越南、老挝、暹罗三国北部及缅甸考察。1936年3月路过双江，应邀在双江简师演讲。提出云南边地的价值及其在将来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边疆开发面临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提出建议。此后，双江简师编辑处主任彭桂萼基于自己的认识，将陈碧笙的演讲题为《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加上自己及其他学者研究云南边地的文章，编为《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一书出版。应该说，陈碧笙的演讲提出了云南边地各界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边疆各民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以及边地在国家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还附有双江简师训班生缅宁人（今临沧县）赵炳文、杨洛清、吴尊汉听了陈碧笙演讲后的感想，表达出了边地人民浓烈的爱国情感和历史使命感。[25]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王朝严重的边疆危机密切相关。1825年和1852年，英国发动了两次侵略缅甸的战争，占领下缅甸。1885年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实现了对缅甸的全部占领。1847年和1858年，法国对越南进行武装侵略，1862年迫使越南签订《西贡条约》，占领越南南方。1874年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面对如此变局，前人描述说：“越南遂亡，而滇之南防危。”“缅甸遂亡，而滇之西防危。滇自缅、越失后，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夺，互相生心。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约，未几而有滇越铁路建筑权之约，未几而有揽七府矿产之约，未几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约。部臣不敢拒，边吏不敢争，而西南之祸烈矣。”[26]英、法等国的步步逼近使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云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国防前沿。有学者指出，“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和地位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态势密切相关。自元明以后的历史表明，不考虑地缘政治形态的具体内容、结构、特征，凡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吃紧，边疆沿海防务态势严峻，则云南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反之，则下降。其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视具体情况而定。……从1884年起，云南的地缘政治地位就处于上升趋势。”[27]
1901年初，为挽救统治，清王朝展开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 “新政”建设，开始了最后一次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努力，西南边疆的早期现代化也正式启动。就云南而言，首先是政治机构的改革，在藩司衙门附设财政公所，裁撤善后局，特设清理财政局；设提学使司提学使，统辖会典、学务；以原提刑按察使司改设提法司提法使，管理司法上之行政事务，监督审判厅，并调度检察事务；增设高等审判厅丞、高等检察厅长，分设地方初级审判厅和各级检察厅；在省城创办罪犯习艺所，各府、县修建监狱；设云南交涉使司衙门，主持一切外交事务；增设巡警道，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事务；增设劝业道，专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其次是编练新军，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云南陆续添设新军步队、炮队、辎重队等，编成陆军第十九镇，隶属省督练公所。同时，将绿营、团练一律改为警察，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培训军官，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军事。第三，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学。云南陆续办了一系列高等学堂、师范、中等学校、小学、专业学堂及女子学堂，出现了自费出国留学的热潮。各县设立劝学所，成立云南教育总会。第四，成立了咨议局、自治传习所等自治团体。与此同时，蒙自、河口、思茅、腾越被迫开为商埠，昆明自辟为商埠，英、法等国纷纷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滇越铁路云南段全线通车，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云南，通商口岸洋行林立，自然经济有了分解，西方资本主义深入到云南的腹心地带，云南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西南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28]
应该说，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著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和社会进步反过来又使其更有能力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贡献。如留学生的派遺，“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政法，或习陆军，多以救国自任，而陆军生尤烈。”[29]据研究，云南从1902年派出首批10人的留日学生队伍，至1911年为止，持续了10年，派遣了至少368人的留学大军。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后，西南地区群星灿烂，英雄辈出，极一时人才之盛，对近代云南乃至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对此，参加领导护国起义的李烈均深有感触，他于1932年、1936年感于日寇猖獗，国事艰难，深切怀念早年共事的西南英雄，赋诗云：“金碧驰驱忆昔年，滇黔鼙鼓上云天，义声远播幽燕功，那得唐刘再戍边。”“昔年鼙鼓震南天，此际贼氛漫北燕，若使滇黔诸将在，同心御寇定争先。”[31]
又如云南“重九起义”，全省光复，给清王朝在西南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新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为了支援全国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先后出军“援川”、“援黔”和“援藏”，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蔡锷“以光复大业非一隅一方之事，北庭未复，其责未尽，故谋合江左右同志联军北伐，而分一支道蜀入秦陇，以箝其臂。”[32]于是组织援川军一师，以韩建铎为总司令，辖谢汝翼、李鸿祥两梯团，于1911年11月出兵四川叙府和泸洲，促使川局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同时，又以“汉阳失守，民军不利，南北议和迁延未决。识者虑北清复振，谓非联合各民军大举北伐，不足以谋统一而巩大局。” “议以援川之师循江东下，自宜昌登陆，进规襄阳，出潼关武关之后，截击清军，使不得逞志陕鄂。然后结沿江之师，直捣燕庭。”[33]于是组织北伐军，以唐继尧为总司令，取道泸洲与援川军会合，径赴中原。后因贵州形势发生变化，唐继尧率军攻入贵阳，开民国以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之先例，客观上扩大了西南地区的革命力量。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驻藏川军发生哗变，达赖喇嘛派人策动各地的反汉暴动，组织藏军发动对川军的进攻。同时，川边西藏也普遍发生了武装爆乱，驱逐汉官汉军。蔡锷致电北京，表示滇军愿出兵西藏，“以救危机”。1912年6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进入康区平乱，又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增援。云南军政府组织了西征军，以殷承瓛为司令官，分兵两路，与叛乱藏军展开战斗，并于8月底攻克盐井，为保卫西南边疆安全、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34]1915年底，袁世凯帝制自为，严重威胁到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云南军民不避艰难，敢为天下先，在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的领导下，在孙中山等全国军民的支持下，于12月25日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兵四川，与袁世凯北洋军展开激战。此后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阻止了历史的更大倒退。因此，《云南会城护国门碑记》称：“天南一隅，搘拄中原；兴师仗义，劳哉滇人。乃鞏国基，乃辟垣门。”充分肯定了云南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其评价不为过誉。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在国家安全中扮演了更为特殊的角色。云南先后派出第60军、第58军及新3军奔赴抗日前线，全省共征集兵员38万余人，至少为全国输送兵员42万人以上。[35]同时，作为抗战大后方，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陆上交通线，大批工矿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迁往西南，昆明成为工业化发展及文化教育的中心，保存了国家经济建设及教育文化的精华。面对大量迁入的外来人口，云南努力生产，保证供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日寇侵入滇西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与云南军民紧密配合，发动反攻，使西南边疆成为抗战中最早反攻并获得全面胜利的正面战场，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以上讨论了中国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类型、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其立场和倾向性观点是比较明显的。正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存在两种视野，即“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36]本文的讨论无疑是“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之延续。问题的关键点正如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先生所说：“学术虽无国界，但对这一项——边疆史地——却该有国界。如果以为人家干得好，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那末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论》，我们作文章的时候岂不是可以照抄了？《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地理》，岂不是就可当作中华民国的中学或大学的课本了吗？”[37]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治而言。……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38]也就是说，“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是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39]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表现为边疆与内陆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整体，必须以整体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地。[40]因而，以西方学者固有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叙事模式来书写中国历史”，[41]必然会带来理解上“南辕北辙”的一系列问题，尤其在边疆史地的研究上。
载林超民主编《木芹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451～464页。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作者简介：潘先林，（1967～ ），云南省威信县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民族史、西南边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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