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

数字鸿沟的代际视角转换可视作对传统研究反思的一种本土实践。该视角下的研究起初赓续了简单进步主义观念，但随着老年传播进入主流视野以及老年人主体性得到伸张，出现更为深入的本土化拓展和反思性研究。比如本研究通过对“重庆棒棒”进行研究，探讨在该群体中的数字鸿沟。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作者：刘国强，颜廷旺，四川外国语大学

来源：《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标题: 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

——基于重庆棒棒的扎根研究

摘 要

［目的］探讨老年虐待倾向发生的原因。［方法］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本文基于传播学领域的底层研究展开，采用扎根理论，选取对底层群体的智能手机拒用动因进行研究，对既往底层媒介使用研究进行了补充。经三级编码后，本文提炼出消费保守主义、熟人社会、“弱者”身份建构3个核心解释范畴。研究认为， 消费保守主义构成了重庆棒棒群体拒用智能手机的观念基础，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则消解了智能手机在工作场域中使用的必要性，为他们的拒用行为提供了实际支持；底层群体在主客观层面均高度认同“弱者”身份，而智能手机作为与弱者形象互斥的元素被弃置。消费保守主义和熟人社会根植于棒棒的乡土观念，“弱者”身份则源于长期的社会排斥与刻板认知。二者之间相互递推、动态互构，智能手机因此成为底层棒棒的一种负担。经验表明，底层群体的智能手机拒用行为渗透着理性考量，可以视作对新技术浪潮的日常抵抗行动，这为反思数字鸿沟理论提供了情境化理解。

关键词

智能手机;乡土性;

底层研究;数字鸿沟;“弱者”身份;

问题的提出

温纳（Langdon Winer）（1986：11）将技术描述为“重塑人类行为及其意义的强大力量”，而智能手机作为最普遍的数字技术设备，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为一种“透明”存在，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基础承载物。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10.07亿，较2020年3月增长1.09 亿。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新技术浪潮引发的数字化转型。在建设数字社会的过程中，智能手机使用逐渐向两个方向延展：一是本着弥合“数字鸿沟”的愿景，通过降低智能手机的使用门槛和价格向底层群体铺开；一是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通过推动智能设备的适老化向老年群体铺开。这个过程既符合政府的治理需求和发展策略，也符合互联网资本的实际利益，同时符合本土语境下的道德观念。三方合力之下，对数字技术的推崇不啻于一种新时代的“技术迷信”（刘红艳，2021）。

数字化推进过程中遭遇的实际障碍、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伦理问题，推动了技术反思的兴起。这要求研究者为技术神话祛魅，看到数字技术在不同群体、地方、实践场域中的适用性差异，从而打破数字普遍主义的迷思。笔者注意到，对许多底层群体成员来说，使用智能设备方面的障碍，并不完全在使用成本和技术门槛，技术所承载的变化性意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基于这一观察，笔者采取底层视角，选取重庆老年棒棒作为考察对象，对其数字工具（本文特指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进行调查。

既往有关底层群体的数字使用问题多采取进步视角和效果分析，对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了解不足，尤其缺乏底层主体的自我表述。本研究通过在地化调研，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使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欲讨论的问题如下：老年棒棒们何以拒用（或者非常节制地使用）智能手机？这种使用状态背后存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动因？他们是完全被动地身陷数字鸿沟之中、遭受数字排斥，还是具有相当的应对能力？

文献回顾

（一）底层群体及其手机采纳影响因素

本土视域下关于底层群体的界定取向基本一致。陆学艺（2002：9）将其界定为“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孙立平（2002）则视之为“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心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两种界定的提出时间较早，并不完全适应现代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变化，但在宏观层面上，二者共同强调的贫困状态和缺乏保障的就业情况，依旧可以视为底层群体的基本特征。依据该特征，本文所使用的底层群体概念可定义为由于缺乏经济和制度保障而导致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社会成员。

既往关于手机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中下层社会成员或老年人、残障人士等边缘群体为研究对象，与底层群体密切相关。研究路径偏向采取统计学方法进行大规模、大样本的整体描绘，大致形成了如下三个研究层次：一是从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变量出发，研究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等因素对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Gerpott & Meinert，2017）；二是从家庭和社会变量出发研究新人力资本、家庭禀赋、社会支持、宏观机会等方面对采纳手机的影响（汪斌，2020）；三是从个体特征的角度出发探索健康状况（Hossain，Xi，Nurunnabi & Hussain， 2020）、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祥龙，陈艳，劳颖欣，江雅琴，2017）等维度与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研究中，这三个层次的变量往往交互渗透，形成以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变量为座架，社会、家庭、个人因素彼此交融的综合态势。

这样一种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偏重于群体描绘，注重在大样本数据基础上引入相关理论概念进行逻辑推演，近年来产出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其弊端也由此彰显：遵循该种思路进行的研究往往为方法和理论框架所限，较少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微观行为，这使相关研究缺乏更丰富的情境性理解。正如全球化研究者Ethan Zuckerman（2015：30）所言，更值得现代人考虑的是“技术影响哪些人以及哪些为人所关注的日常事务”。因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手段，选取特定对象，深入其生活之中，意图进一步探索社会底层成员在选择手机时表现出何种行动意向？建立起怎样的选择机制？

（二）“数字鸿沟”：多元视角与理论反思

“数字鸿沟”滥觞于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不平等（胡鞍钢，周绍杰，2002）。该理论可视作知识鸿沟（侧重阶层）和资源分配（侧重区域）问题在数字化时代的重组与演变，因此内嵌了这两种底层的分析逻辑。随着老龄化社会渐成核心社会议题，该理论在区域和阶层视角之外，勃兴以代际关系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并重点考察了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的媒介使用行为。但无论研究视角如何扩展，该理论始终以“信息弱势群体”或者相对弱势者为研究主体，重点考察了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残障人士等数字工具使用主体，代际视角下的研究则重点关注老年人。

基于区域和阶层视角的研究不断证明了数字鸿沟对于底层群体的相对剥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数字资本造成的不平等。由于设备的接入难度和使用门槛较高，数字资源的使用进一步强化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状态（Bonfadelli，2002）。邱泽奇（2016）从资本视角出 发，认为接入沟的逐渐消除导致了新的互联网红利差异，“使人们有机会把以往投入的各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组合性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由此，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不仅是旧资本在网络上的简单复制，更是对新资源空间的抢占和相对增殖。

微观层面作出的研究聚焦于底层群体和农村地区。有学者通过考察三轮车夫、拾荒者和渔民的手机使用情况，揭示出底层民众通信工具的获取与使用造成了新的不公，他们认为生活在经济金字塔底端以致负担不起一部手机的群体正不断遭受挤压，被置于一个极小的社会空间之中（林，2012/2020：147-148）。曾亿武等人（2018）在江苏沭阳对乡民电子商务所作的实证考察中证明了数字“接入沟”扩大了同一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李怡、柯杰升（2021）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完善，他们的农村数字经济研究证明，在同等的数字资源持有条件下，较高地位和教育程度的群体获取了更多的收益。数字经济虽然促进了整体增收，但也扩大了彼此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对平等议题的新挑战。

由此可见，在区域和阶层视角下，无论是整体分析还是对特定时空具体行为的考察，“数字鸿沟”都呈不断扩张之势，社会不平等程度亦由之加剧。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功能为准绳的理论检验忽略了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这类基础性要素的中介作用。由于缺乏对群体内部差异和地方性差异的考察，既有研究总是将底层群体锚定为被动的数字社会适应者或数字信息弱势者，这不仅导致理论研究难有推进， 也在经验层面束缚了诸多社会观念及实际政策。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焦点从功能、效果转移到行为主体上来，一方面推动底层群体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则要对所研究群体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做深入剖析。

数字鸿沟的代际视角转换可以视作对上述反思的一种本土实践。该视角下的研究起初赓续了简单的进步主义观念，但随着老年传播进入主流视野以及老年人主体性得到伸张，出现了更为深入的本土化拓展和反思性研究。

周晓虹（2016）不仅阐述了数字鸿沟与代际鸿沟之间的普遍联系，更指出其“不仅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变迁本身”，这拓展了对此问题的考察视野。周裕琼（2014）在“文化反哺”研究的基础上，将数字鸿沟聚焦于家庭社会学视域，通过考察本土家庭关系的变化提炼出“数字代沟”概念。

之后，周裕琼、林枫（2018）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概念厘定，认为“对数字代沟的考察，应该看到的是'差异’而非'差距’”，强调不同代际的数字生活方式只有不同而无高下之分。王斌（2019）将视线从数字代沟转移到数字化代际冲突上来，认为后者“更能揭示同处于网络场域中的子代与亲代由于差异化的数字行为而引发的争端和扞格”。至此，研究重心进一步从“数字”迁移到“代际”上来，其本质是对数字鸿沟理论的微观经验矫正。这意味着“数字鸿沟”不再局限于媒介效果一隅而充分着眼于代际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本土社会的代际文化考察。

依此进路，反思性研究继之而起。周裕琼在长期的实证调查基础上，最早指出“数字难民”这一比喻的失真，并提出以“数字弱势群体”代之（周裕琼，2018）， 认为“'弱势’并不意味着'可怜’，而是蕴藏希望与力量”，并特别建议“研究者不应该采用居高临下的视角来对他们指手画脚”（周裕琼，2020）。

与此同时，方惠和曹璞（2020）以“断连”为切口批判了高度建构的老年群体“数字融入”议题， 她们认为现有的研究框架存在将“断连”现象问题化的趋向，实则忽略了对老年群体不同数字使用面向的考察，社会应提供多元选择来调适技术与老年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维护老年群体的权利与尊严。“断连”问题化的根源之一就是数字鸿沟这一整体性隐喻。刘翠霞（2021）指出数字代沟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将代际问题简单化、代际形象刻板化的弊端，她以“数字化融入差异”替代“数字代沟”以增强其包容性和开放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鸿沟隐喻中的二元对立结构。

这些对“数字代沟”的反思在两个方面推进：对主体的描述经历了从“数字难民”到“数字弱势群体”的变化，并开始强调该群体内蕴的能动性以及选择“断连”的合理性；对过程的描述上则从相对静态的“代际鸿沟”发展到动态的“融入差异”，对“数字弱势群体”抱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上述研究多着眼于大规模的样本分析或具体的文本反思，但同样缺乏对地方差异和群体内部差异的情境考察，诚如研究者所言，接下来的研究应立足中国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对特定群体的身份、阶级与教育程度等维度展开探讨（方惠，曹璞，2020）。

综上所述，数字代沟研究的相关进展已经构成了对数字鸿沟理论的初步挑战， 但尚未对其根本逻辑形成足够有力的质询。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深入到所谓“数字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认真倾听其关于数字系统的意见，并对其日常行动的丰富意涵及功能进行“深描”，以期在不同研究取向之间进行更深程度的理论对话。基于此，笔者试图结合代际视角和阶层视角，重点考察底层主体的自我表述，同时借重数字代沟的反思资源，欲探究如下问题：

相较于知识精英书写的高度规范化文本，底层主体自身会以何种态度看待数字媒体（在本文中特指智能手机）？其应对数字系统的具体策略是什么？“数字鸿沟”理论在地方性社会系统中的适用性如何？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重庆棒棒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源于以下理由：首先，在数字社会进程中，“棒棒军”的衰落成为一个现实的社会议题。随着数字化发展，棒棒的工作条件发生了改变，网络交易和物流系统冲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导致其工作空间逐渐收缩，收入下降，而且转型困难。其次，棒棒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多为来自重庆下辖区县和外地的农民工，其“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社会身份”与农民工相近，而在“社会构成、行为方式”等方面则保持着相对的独特性（秦洁，2013）。最后，随着中青年成员转型流出，棒棒在群体属性上具有老龄化的结构特征。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该群体符合底层群体和老年群体的构念，同时也在与数字社会的交互中被建构为数字鸿沟问题下的典型受难者形象，符合本文研究问题的对象选择要求。

根据段振东（2021）等人的抽样调查，重庆棒棒中56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2%，农村人口达到88.2%，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占六成左右。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均在50岁以上。根据扎根理论充分考察被研究者异质特征的要求，笔者以手机使用类型和手机使用状况作为区分要素进行研究对象的差异选择，意在分析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对智能手机的评价差异。根据手机类型的不同可分为智能手机使用者、老年手机使用者、二者同时使用者、二者均不使用者四类。手机使用情况主要考察智能手机用户的流量使用状态，可分为三类：经常使用者、偶尔使用者、不使用者。此外，研究对象的选取还考虑了年龄、性别、儿女情况、户籍属性等异质要素，最终选取并访谈了13位棒棒从业者（参见原文表1）。

本研究始于这一特殊经验现象：老年棒棒活跃在现代都市空间并与各类异质群体展开贸易活动，遍在的技术支持和广泛的交易需求似乎更应促其融入智能手机时代，但部分群体成员仍维持着使用老年手机甚至不用手机的传统惯习。如秦洁（2015：111）所言，他们至今仍大幅度进行着“现过现”“面对面”的交易。据笔者的访谈和参与经验，研究对象存在三种情况，一是直接拒绝使用智能手机，二是在接触智能手机后放弃使用，三是虽然使用但未对工作生活产生正面影响。这种现象为数字融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类陌生化经验，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二）扎根理论与研究步骤

王锡苓（2004）认为扎根理论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弱势群体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扎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科宾，施特劳斯， 2008/2015：10），重视归纳与演绎的结合，通过清晰的程序手段进行资料收集与  分析。另外，该方法并未将编码程序（coding procedure）进行严格限制，而是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三大流派，提供了多元的资料分析路径。就其开放程度而言，即便是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继承者科宾（Juliet Corbin）（2015：前言3）也鼓励“研究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procedures）”，让研究者可以视研究问题以及个体学术旨趣进行灵活选择。以卡麦兹（Kathy Charmaz）为奠基人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更进一步提高了研究人员参与理论建构的权重，重视溯因（abduction）推理的研究逻辑（陈向明，王富伟， 2020），这为解决本问题提供了更为匹配的操作取向。

在步骤上，本文首先基于田野调查进行实地观测和深度参与，继而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进行文本资料收集，最后对所搜集资料持续进行比较分析直到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taion）。考虑到被调研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有限，仅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恐难尽收其效，故笔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高度卷入，并选择田野过程中的笔记和备忘录对其进行补充说明。

具体而言，笔者在2021年5月份（4天）、7月份（20天）和8月份（5天）分别三次进行田野调研。调研空间可分为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两类，在工作场所中以不同批发市场的两个棒棒群体为观测对象，生活场所以该群体常去的“棒棒馆子”（就餐点）和“扁担房”（群租房）为观察场地2。针对访谈对象，笔者选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在理论抽样原则下采取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两种方式，最终选取13位访谈对象，其中女性2人，男性 11人。在建立互信关系后，对其中9人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对其余4人进行了1次焦点小组访谈。

为增进对访谈对象的了解，访谈形式均为面对面直接沟通，在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进行录音。访谈通过日常聊天切入，将结构性问题打散在对话中，以期获得直接反馈。在面对被访者回答出现持续回避或跑题情况时，采取重复提问和亮明目的两种方式进行纠偏。在获取阶段性访谈文本后，立即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并针对开放式编码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提高询问权重，作为下一次访谈的重点。

实质编码分析

扎根理论强调理论概念的逐步浮现，是一个搜集和分析资料数据共进的连续循环过程（王锡苓，2004）。针对该过程，Glaser（1978：116）将其分为实质编码  和理论编码两个阶段，理论编码构筑于实质编码。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质性编码阶段，为统合数据分析的严谨性与数据获取的灵活性，本研究采取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分析取向，同时遵循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操作路径，对原始数据执行三阶段编码程序，即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与选择性编码。

首先是进行开放性编码。笔者在进入田野获取访谈文本资料时，依据两类文本进行开放编码并进行初步的范畴提炼。其一是Glaser（1978：23）所重视的现场笔 记和备忘录，其二是研究对象回答问题的访谈文本。编码过程与访谈过程同步，结束一次访谈立即对其进行编码。根据抽象程度不同，开放性编码分为标签化和概念化两个阶段，在全部资料分析完毕后，经删除冗余内容剩余109个初始编码；在此基础上进而对类型相同和相似的标签性编码进行合并、重组和整合，获得概念性编码28个，并归纳为感知有用性、社会化程度、使用成本与职业收入、阶层区隔与惯习、身份认知等五个主范畴。

其次是进行主轴性编码。此阶段编码为发现并且命名包含各种指向的范畴，以根据范式模型发现和关联类属为目的（Strauss & Corbin，1990：114）。编码过程中将与研究问题关联最为紧密的概念从初始编码中挑选出并实现范畴聚焦，然后按照“对后文具有阐释性价值”的标准进行选择，共获得使用成本、潜在风险、感知利得、功能性代偿、社会交往程度、代际身份、社会身份7个范畴。

第三步是进行选择性编码。这一步骤在同其他组类的比较中进一步详细展开轴向编码的生成和整合，聚焦于潜在的核心概念和核心变量（伍威·弗里克，2018/2021：64）。经过对生成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持续性比较分析，挖掘出3个能够统领既有概念  和范畴的核心范畴，分别是保守主义消费、熟人社会与“弱者”身份建构。

最后通过焦点小组访谈获取的资料重复上述过程以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经分析提炼出的43个初始编码与上述编码重合，并未涌现新的解释要素，故认为理论饱和。

小结理论编码与研究发现

按照吴毅等人的研究，理论编码的过程是一个构建新理论的过程，新理论既可以是实质性理论，也可以是形式性理论（吴毅，吴刚，马颂歌，2016）。在实质性编码完成后，研究者带着原始问题继续进行分析，经过对概念、范畴与核心范畴间的类属、相关和因果关系进行充分调整修正，最终发展出解释问题的“故事线”。根据上述手段，笔者建立起研究对象手机选择和使用行为的解释框架， 如图1所示。

通过深入挖掘三个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加以论述。第一部分同时关涉保守主义消费和熟人社会两个范畴，笔者将指出这二者可视作传统“乡土空间”在现代城市空间中的迁移和重塑。同时，我们将解释为什么“保守主义消费”成为拒用智能手机的基本动因以及“熟人社会”如何成为抵抗新技术浪潮的保障机制。第二个部分集中于弱者身份，我们将就研究对象“年龄-职业”的双重弱势属性展开分析，并说明代际身份和底层身份都可统归于“弱者”身份的概念之下。研究对象们对“弱者”身份的主客观认同排斥了智能手机的使用，成为底层群体抵抗新技术浪潮的日常手段。

（一）流动的乡土：数字化压力下的抵抗空间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乡土是不流动的，或者说是“富于地方性的”（费孝通，2017：9）。现代社会则以高流动性为典型特征。本部分所说“流动的乡土”是“流动性”和“乡土性”在长期动态互构下形成的一种变体。棒棒们在乡土中孕育的性格、观念和行为随着其社会性流动迁移到城市空间之中，这个过程出现了社会分化，少部分人实现阶层跃升，大部分人则缺乏这种机会，他们虽然在城市务工，但始终是以乡土社会的价值系统为坐标。通过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这种不绝如缕的乡土观念始终影响着研究对象对于智能手机的认知和使用，下文将从经济行为和交往行为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1.智能机购买与使用行为的观察

研究对象在智能机购买和使用上出现了两种回避情况：第一种是直接拒绝购买，第二种是使用时不开通（或间歇性关闭）网络流量。从学界的既有研究看来， 拒绝购买和关闭流量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断连”方式，前者大多被认为是被动的， 后者则被认为是主动的（Kuntsman & Miyake，2019；方惠，曹璞，2020）。积极主动地“断连”一直被视作深度网络用户的自主行动，而底层群体的“断连”则通常被看成缺乏使用能力和使用条件的表现。笔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在手机价格和使用门槛积极下调的情况下，棒棒们并不缺乏使用智能手机的条件与能力。他们之所以拒绝使用智能手机，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保守主义的消费倾向，而且这种保守行为基于主体对现实的理性分析。

该类行为表现为在购买阶段反复衡量未来收益、在使用阶段力图节约可见成本，也可根据具体内容区分为对成本的重视和对风险的恐惧两个方面（参见表3）。

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以智能手机为表征物的数字技术在棒棒群体中遭到了反复质疑与评判，并最终分化出接受和拒绝两种情况。这些质疑和评判不能简单视作科技恐惧（沈杰，2019）或者“数字思维的匮乏”（周裕琼，2018），而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生存观念和传统乡民的性格特征。就乡村生存条件而言，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产量提升和流通或许让斯科特（James Scott）（1976/2020：32）所说的“日常生存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棒棒的经济底层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他们依旧抱持着“安全第一”的生存观念，“不愿为未知事物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谨慎的怀疑主义态度”结合，导致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不信任和不认可（参见表2中的具体表态）。

这种生存观念同时培育了乡土生活中具体的保守导向人格特征。如弗洛姆（Erich Fromm）（1981/ 2017：30-32）所言，个人主义的、善于贮藏的、极少时间观念的“农民性格”综合体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结构”。各个阶层或群体具备不同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则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普遍理想观念之间的一项居中介质。对于棒棒来说，通过入城务工早已建立起合作意识和时间观念，但那种“善于贮藏”的性格却依旧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而正是这种保守的消费性格同其底层经济地位和以家庭为核心的理想观念之间的相互成就，使该群体能够“满足其需要和实现其目的”——为家庭和子女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养老问题进行充分的储蓄。（除了没有家庭和子女的被访者之外，其他所有访谈对象都提及到对家庭的责任，并将为子女减负作为义务，参见图2）。

正是由于乡土生活的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性格，面对席卷而来的数字普遍主义，大部分老年棒棒在消费观念上依旧坚持保守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全然放弃了智能手机，也有部分棒棒为了扩大业务果断更换了智能手机。这说明在确保风险降低和可观回报的基础上，他们就会主动采纳先进的设备。但对大部分老年棒棒而言，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和国家政策（如疫情）更迭所带来的风险始终是飘忽不定的，智能手机带来的收益并无法与之匹敌。由此言之，智能手机对于群体内部的各种差异性个体来说具有相当不同的作用，对于其中的弱势者而言，智能手机反而成为一种经济上的风险和消耗物，不仅制造经济问题，也制造心灵焦虑（如上表中的M1总是担忧网络诈骗）。在这种情况下，拒用智能手机成为底层主体主动选择的理性行为。

2. 熟人社会：拒用智能手机的地方经验

在经济理性考量之外，承袭于乡土社会中的熟人交往模式为棒棒们提供了行动空间，熟人关系中产生的“个别的认识”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特殊职业经验（费孝通，2017：11），为老年棒棒提供了生存资本。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要对本部分的熟人社会进行界定。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强调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的重叠（费孝通，2017：9），但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乡村为界域的熟人社会逐步改变乃至瓦解（贺雪峰，2000）。其后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借助微信这种强联系工具又得到再现（高莉莎，2018）。本文所使用的“熟人社会”与原意不尽相符，也与技术手段无涉，而重点强调主体间交往的熟悉程度和对地方生活的经验把握。从空间上来讲，这一概念着眼于与主体有限流动相伴随的一种地方性社会。

在创新扩散理论视域下，人际交往频率越高，越有利于采纳和使用智能手机（苏林森，2016），棒棒们相对固化的劳动空间和较强的领地意识，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动力与区域内的人进行交往，但这种高度频繁的人际交往反而为他们远离智能手机提供了支持。这一点分别体现在群体外交往和群体内交往两个维度：

群体外交往主要是指研究对象与商铺老板、饭食店老板以及房东等的交往，棒棒与这些群体联系紧密且稳定。不同于熟人影响对农民工智能手机采纳的正向促进作用（徐旭初，陈荣，2017），棒棒们的交往行为消解了智能机使用的必要性。

首先，“熟人社会”侧重内部之间的互动，与外界并不产生过多交往（如M2说“我们不与别个交往”），无论是食宿费用还是力资（薪水）都普遍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这在圈子内部是一致认可的（在租住棒棒的群租房时，笔者也被要求以现金支付）。这导致其缺少数字使用的原动力。

其次，稳定互信的人际关系为他们提供了代偿服务，在遇到数字问题时可以求助于熟人。以支付问题为例，朝天门附近棒棒们基本上都是为固定的几个长期合作老板担货，偶尔给客人担货也往往要通过老板这一中介，客人们将薪资转付老板，老板再用现金结账。在遇上散客且只能数字支付的情况下，老年棒棒也可以求助同乡或“住一个屋的”（群租房工友）代为收款，由于棒棒工作空间的集中程度很高，这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在熟人社会中， 数字和现金之间的流转是非常便捷且被认为合理的。

棒棒的内部交往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职业群体在整体上对棒棒中的老年机使用者进行宽容与庇护。区别于迫于“社会规范”进行的通讯工具更迭，职业共同体并没有在创新扩散过程中对群体成员施加压力，反而为仅使用老年机者提供了一种更为自在的空间。一方面，大批的非智能机使用者避免了个体凸显，缓解了对个人直接的数字压力；另一方面，群体内部的熟悉程度和互惠原则让智能手机失去了功能优势。后者这类情况在M1与一位聋哑棒棒之间的交往中被深刻体现出来。聋哑棒棒的一个眼神和几个动作，总是能够被M1准确解读。这种主体间超越语言的交流体验植根于十几年的在地交往。这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种“面对面的社群”，具备听脚步而辨来者的能力（费孝通，2017：14）。

由此可看到熟人社会中交往模式的特殊之处，

这也决定了其媒介使用需求的特殊性。

第一，与现代数字社会（或者说工业社会）相异，棒棒只与具体的个人打交道而非公司或机构，生存资本来源于具体可感的个人，他们也更加认可和习惯面对面的交流和现金交易；第二，棒棒的生存优势在于主体对地方的长期经验体认（例如不为人知的小路、隐藏的门店、收货人特殊的性格），这一点是数字技术难以企及的；第三，正如“文字”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不必要一般（费孝通，2017：12-24），熟人社会中的交往主体不存在技术依赖，而更加偏重于情感交流和地方伦理，这些内涵都强调主体在场。正是在这些因素堆叠下，那种关于智能手机作为必须品的假设，无论是在工作场域还是生活场域均被瓦解。

（二）“弱者”身份的建构与呈现策略

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1/2016：30）所言，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情境中，自我变成了一个“反身性过程”（reflexive project），自我之改变必须被视为个人变迁和社会变迁两者相连的反身性过程的一部分来供人们探求和构建。故此，有必要结合社会结构对棒棒的身份建构过程进行考察。

1.“年龄-职业”的双重弱势身份

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会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世界（吴小勇，杨红升，程蕾，黄希庭，2011），而且这种自我启动的身份凸显性往往会受到群体规模和地位的影响，相较于占多数的地位大致相同的群体，少数特殊群体的身份凸显性更高（Forehand & Deshpandé，2001）。这种身份凸显分别在代际和阶层维度指向老年群体和底层群体。根据访谈结果，棒棒们通过两种对立结构建立起“年龄-职业”这一双重弱势身份。其一是在代际维度上将自身定义为时代的“落伍者”，其二是在阶层维度上将自己定义为城市空间的“边缘人”（参见表4）。

就代际方面来看，棒棒从业者的平均年龄普遍偏高，多数从业者处在老年阶段，由年龄带来的心理变化对他们的手机使用产生普遍作用。学界将这类问题归结为两种情况，一种指向数字代际鸿沟（周晓虹，2016；周裕琼，林枫，2018），一种指向数字代际冲突（王斌，2019）。就前者而言，使用过又旋即放弃智能机的69 岁访谈人F2认为“我们老年人玩不来那个”，智能机使用者M3表示“我们这个文化嘛，脑子嘛，也跟不上这个年轻人”。

这些表述显示了研究对象基于年龄、身体的认知引发的手机使用差异，主要指涉身体机能层面存在的相对客观的事实。

另一种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如57岁的访谈人M5认为同住出租房的年轻人（30-40岁左右）都是“耍的，玩起（手机）来哪里顾得上做活路（工作）”，“他都没有考虑家庭负担不负担哦，他就是玩起好耍。今天找了今天吃，明天找了明天吃”。另一位访谈人M6对智能手机在不同代际的使用情况进行比较，他指出“那些80后，90后的（在玩智能手机），（而）60后的一般都不搞那些，因为消费观念不一样。有一些（此处指年轻人）觉得很烦恼，（工作）搞不好也搞不来，就堕落下去了嘛。到了五六十岁就思想不一样了。”

虽然M6比M5更加克制地表达了他对 年轻一代的意见，但同样认为年轻一代的做法是“堕落”的。这种价值观念上的根本冲突，间接导致老年棒棒赋予手机以消极意义，即玩手机行为意味着怠惰、不负责。智能手机因此成为代际间冲突的中介，成为上述负面属性的承载物。也正是在这种代际间身体机能和文化观念的张力作用下，老年棒棒愈发认同其与现代生活脱钩的“落伍者”身份。

与代际间产生的“落伍者”身份相别，“边缘人”身份源自四个子维度：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底层职业和农民工身份。棒棒们通过强调文化程度的不足（如M3说“我（上到小学）五年级，就是个文盲嘛，你没有文化，现在找工作都不好找”）、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关联（如G2说“我，我哪样机都没有。我们穷的（穷人），电话都用不起”“你也没得钱，你就会受人歧视，受人欺辱”）、职业身份的困境（如M4说“像你们这些就要用智能机，我们这些人，玩不玩都无所谓的”）以及被排斥的农民工经历（如F1说“有的老板儿就是看你好欺负啊，乡下人呐”），建构出的是一种居于城市一般公民之下的“边缘者”身份（王雄，郭忠华，2013）。

在这四个维度中，基于城乡之间的对立是最为深刻的。如M2在路中央高声詈骂言语羞辱他的机动车司机，并下意识将其描述为“自觉了不起的城里人”。另一位访谈对象G2则更加敏锐，他直指社会流动所造成的阶层分化，并坚定认为“我们乡下人进城把他们（城里人）抬高了”，当笔者咨询他为何不采纳先进的智能手机时，他愤怒地指责道“先进？啷个先进？我讲你是在给狗政府讲话……你们现在这些大学生的思想就是为了私心，哪个真的会为我们考虑”。

由此足见，长期的社会排斥经历在底层成员身上普遍酝酿出一种怨气，成为其“边缘人”身份的建构动力，也成为其拒绝理解数字技术的本能反应。

2.“弱者”作为一种手段

弱者身份具有其能动性。斯科特（1976/2020：43）认为底层的个体像成群的  珊瑚礁一样，用“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和逃避行动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也能够激发社会道德关怀，得到制度性或政策性庇护，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董海军，2008）。

在棒棒们的日常生活中，

“弱者”身份能够带来实际利益和保护。

首先，在本土语境下，“弱者”身份意味着对社会同情的争取，雇佣者会碍于同情而延续用工或者对价格有所让步；其次，在社会同情的基础上，“弱者”身份召唤出社会道德想象，“弱者”是不公行为的施暴对象，公众对社会的理想期待投射到这一群体身上，为他们偏离规范的行动提供道德合法性；再次，基于这种道德观念，“弱者” 身份可以获得政策上的倾斜（如在疫情严控期，由社区和派出所联合颁发的纸质出入证明）；

最后，凭借以上程序，“弱者”身份取得一种“例外”对待，棒棒横穿马路、高声喧嚷、衣着不整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理解和包容。基于此，研究对象们通过强化精英结构下饱受压制的“弱者”身份，为有悖城市管理规范的行为获取合法性，并赢得其他社会主体出于道义的宽容与支持。此时，内嵌于本土语境下的“弱者”身份，就作为一种保障策略在老年棒棒中得到了更为明智的运用，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保持弱者身份的利益动机。

除此之外，棒棒们对弱者身份的认同还必须求助于客观的象征性物质构序。智能机和老人机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和使用主体。在社会状态方面，智能机指向现代世界，以数字化、碎片化、高效率为其表征，老人机指向传统世界，以慢节奏、稳定性、整体性为其表征；在主体上，智能机代表着社会中间力量和中青年群体，老人机则代表着边缘者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照此来看，在棒棒的工作场域中，智能手机与“弱者”身份构成一组互斥的象征元素，老人手机与粗壮的竹棒、印着商家广告的免费汗衫、洗得发白的解放鞋、搭在肩膀上的旧毛巾以及现金收付款才构成一种高度和谐的、被大众认可甚至是期待的“弱者”象征系统。对于身处底层的行动者而言，为了在日常生活中维系并利用这套象征系统以获取实际利益， 便不得不谨慎考虑智能手机的采纳与否（例如M1在工作场所使用老年手机，在家中使用智能手机）。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弱者”身份与智能手机存在的互斥关系。当进步主义者大力倡导“数字难民”积极融入数字系统时，那些不使用者就愈发被建构为一种社会“弱者”，如果行动者自觉利用这种“弱者”身份，就会演化出与进步主义者的期待截然相反的事实。

结论与反思

（一）本研究的结论

第一，针对智能手机，棒棒群体形成了喜爱、无感、排斥三类情况，并由此导致了积极使用、有限度使用、拒用三种行为。而在老年棒棒中，无感和排斥占据主流，有限度使用和拒用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这种情况起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乡土性的延续、流动与重塑为之提供了一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认同空间，并实际上成为与数字系统相颉颃的地方性社会。经济上来自乡土的保守观念和家庭观念促使老年棒棒在选择和使用手机时进行审慎权衡；熟人社会则为之提供了拒用智能手机的生存资本和实际支持，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他们都能够通过人际间的交往与互动实现对数字工具的功能代偿。

另一方面，老年棒棒对“弱者”身份的主观认同与客观利用，使他们可以将智能手机锚定在“弱者”身份之外。在主观层面，棒棒们通过代际-职业的双重弱势属性建立起自己的“弱者”身份。在这种身份认同的驱动下，研究对象们“拒绝理解”智能手机及其所附带的文化价值，用“不服从和逃避行为”构建起自身的经济屏障（斯科特，1976/2020：43）。在客观层面，“弱者”身份成为一种本土语境  下的抗争手段而对底层群体具有特殊价值，智能手机作为与“弱者”身份不相匹配的一种象征元素被弃置。

乡土性所塑造的地方空间更加指向棒棒们在乡土观念、乡土惯习的影响下对地方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身份的建构与呈现则指向主体对“弱者”身份自内而外的主客观认同。正是由于这两种认同机制之间的互相递推，动态互构，使老年棒棒拒用智能手机的动机得到了强化。

第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数字鸿沟”理论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性解读的可能。依据三级数字鸿沟的构建，从接入方面看，相当一部分老年棒棒都主动拒绝而非客观上无法采纳和使用智能手机；在使用方面，智能手机经常被关闭网络流量或者直接不开通网络流量，智能手机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并非必须品， 反而被视作经济上无法逃避的负担；在知识沟层面，我们发现该理论存在强烈的精英视角，即指认系统化的、制度化的知识为唯一的知识蓝本，而忽视了底层群体凭借长期在地化实践获取的经验性知识。这一发现要求我们正视底层群体的主体性， 承认文本或系统知识之外的经验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第三，数字弱势者并非全然被动，而是具有积极应对策略的能动主体。这种应对方式并非形诸文本、传之四方的公开性反抗，而是一种日常反抗。斯科特认为，只有“考虑农民由他们的经验所形成的文化……才有可能决定农民实际上在何等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接受了精英所宣传的社会秩序观”（斯科特，1976/2020：49）。据笔者的观察，老年棒棒们形成三类抵抗形式：首先是态度上的“不承认”，例如多位访谈人提及“我不爱好那个（智能机）”，“（智能机）没好大用啊”；其次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不理解”或“拒绝理解”，如牢据自己的“弱者” 身份将智能手机排除在象征系统之外；最后是在行为上的“不使用”，通过在地经验和人际互动瓦解了数字技术的功能。

由此来看，新技术浪潮下的底层群体或老年群体并非“数字难民”，数字鸿沟是一种双向鸿沟，持进步主义的一方和持保守主义的一方各有其历史情境下的具体动机而无价值高下之判。对底层真正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对不同历史情境、不同社会构成的把握基础之上（何晶，2021），忽略这些情境并急切地将“落伍者”和“边缘人”吸纳进数字社会，是“一刀切”式治理思路的延续。推动数字弱势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初衷十分可贵，但过度强调数字技术反而遮蔽了社会问题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张力，例如本文所提到的城乡对立结构和社会排斥问题。相较于推进底层群体的数字应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更应该着手于消除和解决数字系统之外的社会歧视、资源分配问题。完全寄望于通过数字融入实现个体平等是倒果为因，反而阻碍了真正的社会平等的实现。

（二）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者基于底层视角探讨了老年棒棒的智能手机拒用行为，从地方性乡土空间的重塑和“弱者”身份建构两方面，搭建起研究对象为何以及何以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解释框架；其次，本文通过在地化的经验考察指出数字鸿沟理论存在的视线盲区和精英意识，并揭示了老年棒棒这一数字弱势群体对新技术浪潮的日常抵抗策略；最后，本研究推动了媒介研究领域的底层关注，认为被排除在网络视线之外的底层劳动者应该得到重视。媒介研究需要破除以ICT用户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为促进阶层间的理解与包容做出努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是基于特定对象的个案研究，手机使用行为的解释框架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建立的，对不同背景的群体来说可能不尽适用。在底层“弱者”的身份建构方面，除主体视域外，还缺乏对媒体视域的考察，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结合群体形象的媒介建构、主体的自我建构及具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对其间复杂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