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雙方博弈與會勘經過雲南等六個待勘省份已基本做好準備，但面對申請展限的英商及閉口不談會勘事宜的英國官方，北京政府的壓力與日俱增。英商指責中國“三省尚有私土，及帝制發生後，各省紛擾，遂致銷路梗滯”，“合同未能充分履行，存土未能於期內售盡”；以至“洋藥公所幾欲請英政府出而干涉，施以壓力”。北京政府原本“可執前約以相繩”，但因懼怕英方施壓阻撓，“不免有藉詞交涉之舉，擬即另籌的款將所存煙土酌量收買，以杜口實”。1917年1月24日，英國駐華使館收到中國政府將收買洋藥聯合會所剩庫存鴉片的消息後，判斷該協議可能面臨的阻力較大，便立即通報上海英商，聲稱該協議“並不太可能生效”，但建議將收購價格由每箱9,500兩降至8,200兩，並提議“中國政府應該假裝鴉片被用於醫療目的”。28日，副總統馮國璋與上海洋藥聯合會正式訂立《收購存煙合同》，以每箱8,200兩的價格收購3月31日前“聯社尚存之全部剩餘鴉片”；“在上海每交出印度鴉片一箱，即交付中國政府捐款鷹洋3,500元”；並且“允認中國政府收購該煙土以供醫治使用，並無盈利之意”。存土收購協議擬定後，關於禁煙會勘的協商似乎順利起來。從英國駐華使館與印度部的通信中可以了解到，幾乎與協議簽訂的同一時刻，英使館“收到了中國政府的通函，表示有意申請對江蘇、江西、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省進行聯合檢查”。實際上，基於履行雙方條約所定時間的義務，即使未完全禁絕，英方也無權拒絕中方所提的申請。英方內部對是否同意按時會勘也進行了商討。駐華使館的阿爾斯通（Alston）爵士認為，他得到了一些事例，證明南部部分頑固省份依然充斥着鴉片貿易。但“1911年鴉片協定規定到1917年底貿易將完全消失，因此，即將到來的春季將是根據該協定進行視察的最後季節”，所以“我認為應該對剩餘省份進行檢查，而不管庫存處理的任何安排”。2月23日，英國外交部電告阿爾斯通，稱“你可以同意對其餘六個省進行聯合檢查”，但要求“在作出最終決定之前，必須把檢查報告送到這裡（外交部）和印度”。而英屬印度政府“尤其希望檢查工作盡可能徹底”。得此消息後，各省立即着手會勘事宜。1917年春，廣東會勘原定4月1日執行，粵省督軍已飭令各屬進行密切周祥的準備，委派檢查員32人，“亟須趕速認真搜查，不容再為推緩”；上海縣公署也在為會勘積極準備，特別提醒“葦蕩各地尚有煙苗遺種，務須特別注意，嚴切搜查，以期一律肅清”；江西已準備就緒，派員會勘的消息也已得到回覆，“特派潯英領事潘榮納為查勘贛省煙苗專員會同查勘”；蘇省亦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要求各屬“須勉盡義務，協力進行，務須分段調查”，至“英員會勘之日，不致有所藉口”；內務部則諮覆陝西省本年會勘煙苗派定委員為曹亞伯。各省皆已做好準備，等待中央與英方共同會勘查驗。《時報》評論對此次會勘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前此會勘煙苗一事因三省弛禁而中止，今禁絕之期將屆，聞英員又南下矣。夫年來禁種之公文紛如雪片於表面上，實不得不謂之鄭重，則此次會勘在理似不至予外人以口實。雖然會勘不過禁煙之一手續耳，而此項毒害果能掃除淨盡與否，是誠最大之問題也”。東南各省並非土藥種植的主產地，僅需剷除零星煙苗，阻斷外來煙土即可。查勘煙苗的重頭戲在西南雲貴二省，其中又以雲南最為重要。1917年春，雲南省督軍公署及省長已委派督軍署諜查課長詹秉忠為迤東會勘委員，並電請英方入滇會勘。英使答覆派駐宜昌領事竇爾慈（B. G. Tours）前往查勘。5月，在英方竇領事“先赴貴州查竣後，至雲南迤東一帶考查”；雲南方面“請派員前往貴州邊界守候”。因雲南邊民抗鏟情緒嚴峻，會勘人員前往後風險尚存，故省府決定“指派軍隊隨同前往，以資保護”。依據英方所派人員，此次雲南會勘共分為兩路：一路為竇爾慈勘察滇中、蒙自兩道，唐繼堯派出詹秉忠協同辦理；另一路由英國駐騰越領事義思德（A. E. Eastes）勘察騰越、普洱兩道，騰越道道尹由人龍、普洱道道尹陸邦純協同查勘。竇領事所查地區為雲南中東部，多屬漢地；義領事查驗之區為雲南南部與西部，地處中緬邊境，且少數民族聚集度較高。會勘一開始，英方代表與雲南方面便爭執不斷。在滇中、東地區會勘一路，起初雲南擬定的路線為“由羅平、宣威經東川、昭通出鹽井渡至四川以同宜昌”，但英方經過查閱地圖和尋訪路人，認為東川、昭通為入川大道，沿途必無煙苗，而開化、廣南一帶“人民強悍，煙苗必多”，於是臨時改易路線。詹秉忠在徵得省府同意後，“遂由羅平、師宗、彌勒、瀘西、丘北、開化、廣南、經老卡對汛以達河口”。據竇爾慈報告，即使擬定路線後，在如何前往的問題上，雙方仍有分歧：“在羅平，詹先生要求我直達雲南府，建議我們從雲南府（昆明）坐火車，兩天內可以舒適地到達河口。他說他不喜歡在中國內地旅行的艱辛和不便。我告訴他，我不打算去雲南府，那裡有英國領事館。那裡有長期駐紮的英國官員，我絕不會乘火車去視察。然而，詹先生幾天來從未停止過喋喋不休地談論火車旅行的舒適與我們崎嶇道路的對比。”此外，竇領事認為雲南官員對其會勘顯示出極其不耐煩的態度，“雲南代表給我留下了最不好的印象。詹先生對我的態度很隨便，粗魯到了無禮的地步。”另一位為雲南府的書記員楊先生，“之所以被任命為代表，是因為他精通英語，但我努力與其交流之後，他只能用一個句子回答所有問題，那就是'我不知道’。”從英方代表的陳述可以看出，雲南對此次會勘並不配合，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應對英國會勘人員。但從雲南方面的記載來看，英方的態度同樣不甚友好。他們認為，英國領事自行變更路線，若不隨之更改，“恐啟其疑而生爭端”，“依之則先日所預備的飯菜等要搬移另做，時間不夠，自難周全”。因此，唐繼堯只好命蒙自道尹何國鈞“率隊駐往邱北，會同詹秉忠保護招待”，但竇領事仍不滿意，態度頗為刁難。就雙方爭執的情況而言，可以洞察到部分關鍵信息。雖然存土收購問題初步解決，但英方對此次會勘的態度依舊嚴格，仍視其為往後談判的籌碼。雲南方面雖做了周全準備，但鑒於複雜環境的影響，對自身的禁煙效果並不自信。同樣的的矛盾在滇南、滇西會勘路線上亦有出現。首先，義思德領事認為，“在我勘探騰越地區鴉片作物時，整個中國官僚機構顯然有意在此過程中設置障礙”，且騰越道尹“從一開始就試圖阻止我在所走路線上的自由選擇權”，並且“試圖阻止對大量據點的訪問”。其次，由於在雲南騰越駐派多年，義思德領事與當地官員較為熟悉，故其認為，“聯合調查的原則必然意味着對雙方委派進行檢查的官員相互不信任”，否則在具體操作的情況下，很難客觀，“至少應該堅持中國被委派陪同英國官員的代表，既不應是該地區的本地人，也不應是該地區的官員”。雙方會勘在緊張的博弈中展開。在中、東一線，儘管竇爾慈領事聲稱雲南官員在回答勘察線路的問題上存在“厚顏無恥的欺騙”，但在其反復變更計劃、竭盡全力查驗的情況下，並未發現任何煙苗，最終在會勘報告中承認：“我沒有看到罌粟種植，也沒有跡象表明，在我到達之前，罌粟可能已被連根拔起。我認為，無論如何，雲南東部是一個特別貧窮和乾旱的地區；那裡居住着非常貧窮的土著居民；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它成為鴉片種植區的可能性明顯很小。”該路線在查勘無果後，遂由詹秉忠將英方出示的證明書呈送省府報備。在西、南線，英方對雲南官員顯然是不信任的。義思德及其隨從採取大量走訪的方式來調查該區域的鴉片種植情況。例如，在南部的南甸地區，他們在勘察到哈尼族聚居區有一片面積很小的罌粟地後，便隨即找到兩位當地居民進行走訪，但得到的信息是“從去年11月開始實施了徹底的鎮壓措施”，“在騰沖區，分別採取了不少於三次的根除行動”。在大理下關，義領事認為此處為“雲南最大的鴉片集散地之一”，故求助於一位法國商人和麗江的一個英國使團代表，“以秘密的方式為我獲取有關該省西北部罌粟作物的可靠信息”。據法方消息稱，在保山北部及麗江永北，“除了在不易到達的地點之外，沒有留下任何作物”；到4月中旬，麗江鶴慶等地“已經沒有種植的痕跡”；“可能只有傈僳族和其他部落的人種植，而官方幾乎無法控制他們”。駐大理的英美代表也認為，“他們兩人都進行了廣泛的旅行，他們向我保證，現在已經晚了幾個星期，不可能在麗江發現鴉片作物”。西、南線會勘共計76天，除發現一處極小的孤立罌粟地外，義領事認為：“我們這次旅行同樣沒有發現任何罌粟種植的痕跡”。“無論是由於會勘時間晚了，還是由於鴉片鎮壓運動的深入”，“中國人無疑作出了真正的努力”；“這一努力肯定使該省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據騰越道尹估計不少於50萬美元。他向我保證，在去年11月至3月期間，僅就鴉片問題的官方電報費，每字6美分，就達2,000多美元，這是一個開支巨大的例子。”雲南禁煙會勘的成功，離不開官方的努力和普通百姓的積極配合。每到一地會勘完畢，各地官員即電覆省府確無煙苗。羅平縣報告“會勘煙苗並無一莖，發現其一切招待保護均未疏忽”；景谷縣勞知事會勘完畢即報告“會勘煙苗克竣，並無發現”；陸良縣各屬民眾在會勘前多次前往田間拔除野生奶漿、苦麻等藥株，尋其緣由，“均謂此種草質含有白漿，如果不預拔除恐會勘時誤為煙類辦理”。唐繼堯也在會勘中途向北京內政部電告“騰越、龍陵兩屬勘畢確無煙苗，除候全省勘畢，再遵電統核所屬官吏分別呈請獎懲”。最終，由義領出具證明書交與由道尹，並電北京英公使覆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