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活着：拆迁时代的小型众生相

住房问题一直是现代俄罗斯社会的核心问题。

尤其是在超巨型城市莫斯科，从十月革命到如今的一个世纪以来，人与居住空间之间关系，一直错综复杂。与之相关的私有财产、个人隐私等问题，也是国家内部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区的许多家庭住在军营里。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所谓的“公共住宅/Kommunalka”变得比以前更加拥挤。

1954年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建筑大会上的一次演讲不仅改变了苏联的建筑政策，也改变了整个“东方集团”的建筑政策——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了一种规制化的集体住宅建设。

2017年，在莫斯科，成千上万衰败残破的“赫鲁晓夫楼”正在被拆除。担负这一历史性项目的，是时任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依然在任）。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市政计划之一，也是欧洲最大的拆迁工程，但许多老百姓并不同意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至今还在进行中，只不过关注度小了很多）。

瑞士摄影师 Mario Heller 采访了一些莫斯科的居民，记录了不同阶层人群的声音。

尤里：住在兔子洞里

42岁，住在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尔之间的M8公路边上的一个土屋里。曾在首都担任律师，如今是个小网红，“俄罗斯霍比特人”。

他留着金发脏辫、长长的红胡子、戴着粉色毛线帽。初次见面时，他挂着满脸宽厚慈祥的笑容在高速公路口等我。

他身边，蹲着一只白毛红眼的肥兔子，一起晒太阳。

屋顶上装了的太阳能电池板，有电，能上网，还有柴火炉、桑拿房。

他经常吃免费食物，有时是住在附近的朋友给的，有时是YouTube 粉丝给的。

尤里在莫斯科生活了10年，先是读大学，再是工作。住在租来的公寓里，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慢慢，他变得越来越懒。他心里不甘，尽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到月底的时候，兜里的钱总是几乎都不够买面包。

月光的日子过够了，于是决定，再也不去赚钱了。

索性当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打破所有束缚和义务。住在兔子洞里，像个兔子一样活。

但生活还是得有模有样的，不能随便过。杂乱无章的土屋里，布置得温馨可爱。几百册书籍、五颜六色的画、俄罗斯作家们的肖像、希腊哲学家雕像、中亚的地毯、被当成烟灰缸的异域陶瓷杯，还有一个铃铛，专门用来呼唤兔子回家用。

乍一看，他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但他并不与世隔绝，他特别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比如支持反对派，给示威者提供咨询、建议，等等。

有一次，总统普亰的车队要从他家门口的高速公路开过去，警察们专门找上门来，告诉他，把那些反对派的标语给拿掉。

“抓悍匪时都没见他们这么认真过。”尤里嘲讽道。

他希望政治上能有所变革。

“我始终闹不明白，为何许多像我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得不生活在温饱线之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尔盖：喝酒、钓鱼、当船长

40岁，住在莫斯科河畔的一艘旧船上。

多年前，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买下了这艘船，当时它还是一艘生锈的驳船，他顺着伏尔加河把它弄到了莫斯科。

童年梦想实现了。他和他的朋友德米特里一起，花了大概10万人民币，把船恢复原状。

他坐在落满阳光的甲板上，脸上带着轻松的表情，抽着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们明年想去黑海的克里米亚。我们的计划是租一个停泊船位，然后往返旅行。”

谢尔盖说着，脸上带着孩子般的光彩。

他喜欢在船上喝酒，一次喝个一两瓶伏特加没问题。住在船上让他很开心，他改造出了卧室、客厅、厨房，光线充足，安静舒适。

他喜欢在船上看夕阳，听夏天的知了叫，还可以随处钓鱼。

他是普亰的支持者，他经常赞美总统。他认为自己是个浪漫的爱国主义者。他觉得，社会的凝聚力在现在好了很多。

“我怀念童年，共产主义的岁月。比如少先队员夏令营，那时候的孩子们很有活力，不像现在，都只知道坐在电脑前。”

塔尼娅：小中产、性少数

34岁。住在5层的赫鲁晓夫楼里，据说这里很快就要被拆除了。

她和伴侣住在28平米的小屋里，她说这是壁橱一样的房子。她梦想着去欧洲生活。

“那里有人权、强大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宽容。在俄罗斯，一切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她养着一只大橘猫，抚摸着它，让她感到平静、开心。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仇外，对性少数群体充满敌意。你越是开放，外界的反应就越糟。”

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工作，生活得还行，算是俄罗斯的小中产。

“虽然俄罗斯的经济上比1990年代好了，但社会发展却让她感到难受。这不仅是由于蓬勃发展的宗教信仰，也是由于媒体。普通大众还是爱看电视，接受国家宣传，相信那些。”

她还对莫斯科市的大规模拆迁计划持批评态度。

虽然她赞成翻新破旧的建筑，但她不相信业主会补偿到足够好的新房。他们得到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理位置，最糟糕的小区。

她熟人圈子里的一位活动家曾组织过反对拆迁计划的请愿活动，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被刺死了。事件的背景还不清楚，但她不想排除与冷血的开发商有关。

一开始，她参加了与邻居们的线上讨论，但由于她的自由主义观点，她被踢了。

“我们正在慢慢变成第二个朝鲜。”

安德烈：地下室艺术家

43岁，艺术家，住在一座有神秘感的房子里，它建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不久。

公寓的大门总是开着。直到下午，他仍然躺在阁楼床上。

他刚睡醒，坐在床边，上身赤裸，抽着烟。纹身和墨渍缀满他肌肉发达的手臂。

左耳朵上有个金耳环。在黑边镜框后面，眼睛不安地在房间里徘徊。

他从圆木桌上拿起一罐炼乳，用勺子吃了起来。

他手机里放着迷幻摇滚，旁边一个几乎没牙的男人在卷着🍃。他来自敖德萨。

安德烈生活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带有防毒面具的恐怖装置、宗教符号、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启发的人物、墙壁上飞溅的油漆、门上的塑化剂、一架布满灰尘的钢琴、一个古董橡木柜、唱片、书籍、烟头和写有恐怖诗歌的记事本。

安德烈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游荡在天才和疯子之间。

他住的房子从未完工，本来应该在1990年代被拆除重建。

这栋建筑是被列入了保护建筑名录，20世纪初的一个著名画家在这里有个工作室。

房子的地段很好，市中心，离克格勃总部所在地卢比扬卡地铁站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他说起一个传说，The Beatles 乐队曾在1960年代在地下室为勃列日涅夫举办过一场秘密音乐会。

但今天，地下室看上去则像是恐怖片拍摄现场。

安娜和阿尔乔姆：有钱、任性

安娜（23岁）和阿尔乔姆（33岁）住在莫斯科“七姐妹 ”之一的高层住宅里。

“这七座摩天大楼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甚至，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安娜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合唱团工作。鲜艳的红唇、瘦削的脸、金手环、红色礼服。

她的男朋友阿尔乔姆是一家知名营销公司的CEO。他留着短发，山羊胡，蓝衬衫、蓝袜子、橙色裤子。

“从这里到克里姆林宫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对他来说，这个地方是商务会议的理想场所。”

她用精致的瓷器盛装巧克力和茶。书籍、油画和一幅圣像矗立在木制钢琴上。

在苏联时代，只有高官显贵才能住得上这样的房子。

安娜和阿尔乔姆喜欢环游世界。他们认为当一个人没有机会的时候是很不幸的。

“我们是不会拘泥于一个地方的人。今天我们在葡萄牙，明天在莫斯科，后天在纽约。” 

在俄罗斯，他们都感到生活很舒服，即便有有经济危机和国际制裁。

“俄罗斯的食品禁运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法国奶酪。但我们已经学会了生产我们自己的奶酪”。

她从冰箱里拿出新鲜的奶酪，分享给大家。

“商人们则对未来将何去何从仍不确定。我们可以留在这里，或者我们可以离开。我们对一切都持开放态度。”

乌里扬娜：也过日子、也死磕

44岁，住在1951年斯大林时代结束时建造的房子里。

她的单间公寓明亮而友好。虽然这栋房子不是赫鲁晓夫时代建的，但依然被列入拆迁计划中。

乌里扬娜和她的丈夫坚决反对拆迁。

“我们不想搬走，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

这位来自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的妇女有一头黑发，皮肤黝黑，面容清秀。

他们在2015年11月，以500万卢布（60万左右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套公寓。

市政府当时承诺，房子肯定不会被拆掉。在几周前的居民投票后，这所房子才被列入了拆除计划。她和丈夫相信，投票是通过不公平手段进行的。

她的丈夫是一名音乐教师。简单粉刷砖墙有种温暖的气氛。浅色的木地板、坐垫、高高的天花板和滑动门散发着令人愉快的光亮。

她很恼火，当谈到这个城市不透明的交流时。

“我们不知道他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哪里。从这里步行到地铁只需5分钟，到市中心只需15分钟，而且还有郁郁葱葱的公园。”

“老房子的地板坏了，修地板就行，而不是拆毁整个房子。”

她激动地解释。她想和邻居们一起组织集体诉讼，该行动是否会成功仍不确定 ，但她满怀希望。 

微店：冷物商店

点击图片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