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国与陆地国的角逐仍在继续。农场主、工业党、学者与商人建立产业，蓝色海洋与褐黄土地被拓展作人类的疆域，产业一再升级，直至碳排放数值逼近 12——这意味着，“水龙王”和“火龙王”随时可能制造一场灾难，战争、瘟疫或饥荒，将无差别地给两国带来经济损害。该怎么办？方案似乎只剩下一个，即，所有参与者，无论行业或国家，需要在“建设”中及时“减排”，并通过国家间谈判找到最优发展方案。
以上所描述的，是“翻云覆雨手”桌游中常见的一幕。这个由科莱美特气候青年开发的桌游，将时间设定在文明重建的 2106 年，其余部分参照现实世界，揭露出关乎气候、生态与发展的背后逻辑：所有人都是共同体，过度追逐经济发展只会反噬环境，而对生态的破坏，最终将无差别地伤害到每个人的直接利益。
在桌游说明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农场主、工业党、商人、学者，四大行业彼此竞争而又紧密依存。碾压对手能否保自身平安，高速发展的成果是否足以支付它的代价？灾难，对于人类来说，是毁灭之路，还是觉醒之路？”游戏结束后的复盘环节，参与者往往提及，“翻云覆雨手”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所处的环境已然岌岌可危，原来在经济发展中平衡生态发展如此重要，原来减碳是一件需要全球通力合作的事……
环境的逻辑需要有人点明。背后的金手指，即游戏的创造者，科莱美特气候青年担起了重任。
对很多人来说，更熟悉的组织名字或许是：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简称 CYCAN）。它在 2007 年 8 月由一群心系气候变化及能源转型的中国青年发起，在过去 16 年间覆盖了超过 500 家高校社团，直接参与学生人数超过十万人，间接影响人数超过百万人次。
创立至今 16 年，在如今的分众时代，要影响他人，方式很重要。玩桌游，就是种下一颗关心气候变化的种子。经过两年的研发和测试，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已有超过 50 位桌游合伙人，与科莱美特气候青年一起，在学校、公司、社区、户外等场地举办 166 场“翻云覆雨手”桌游活动，玩家人数达到 1532 人次。
科莱美特气候青年现任秘书长张思璐认为，过往几年，公众或多或少对气候变化议题有了基础认知，节能减排不再是全然陌生的词汇。然而，气候变化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议题，它是数据，是 30 年的气候变化规律，是地球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学者们的研究项目，和公众的日常生活之间却存在明显的断裂。
“公众对于议题的了解有改变，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肯定要顺应社会的潮流、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想要进一步聚焦到青年人，告诉他们，气候变化背后系统的知识有哪些？气候变化在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上的落地是什么样的？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联系又是什么？”
于是，近年他们发起更多基于“联系”的项目，比如小微生境调研，通过组织拍摄身边的树池，让参与者深入观察人类所处的最小单位的自然，辅以固定频次的专业培训，例如从农业病虫害来讲解气候变化，尝试拆解议题本身的距离感；再比如沃土行动田野调查营，让青年去建立微观社会与宏观气候议题的联系，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当春天到来得更早，农民采茶的日期提前，如果不及时采摘，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让“气候变化”这个词真正落地，和中国青年之间发生互动、产生联系，是科莱美特气候青年的工作重心。
机构创立以来，延续至今的项目“零碳校园”，从最初组织高校学生对身边教学楼、宿舍的能源使用情况进行调研，逐渐扩展到从气候变化视角出发，对身边的生物多样性、饭堂剩食情况进行调研。
2007 年，高校能耗调研第一期开展，活动覆盖全国 21 个地区、23 所高校；2010 年被写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 年度报告》。直到今年，项目已经逐步发展出“零碳校园·生物多样性随手拍”、“零碳校园·饭堂剩食调研”等子项目。
这是科莱美特成立初期最典型的项目之一——强调其网络形态，足够延展，相对松散，活动偏向接触到更多青年，突显影响的广度。
成立最初的科莱美特也是网络形态的机构，没有固定创始人，由包括中国大学生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北京大学生绿色论坛在内的七家青年环保社团于 2007 年发起。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趋势，认为中国的青年人应当发出声音，应当表达自己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见解，并希望有机会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 COP）。而当两年后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指出，“眼前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国内其他组织才开始大量跟进“气候变化”相关议题。
机构的组织形态随着社会、行业、青年群体的发展遇到不少挑战。作为一家全公益性质的青年组织，活动筹办需要经费支持。“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日”于 2009 年和 2010 年连续举办两年后便难以维系，“也许之前办得有声有色，一群人骑自行车低碳出行、到海边和沙漠以行为艺术呼吁关注，然而一旦没有新的内容，没有办法证明活动能够给合作方带来持续的价值产出，大家就不会再投入资源，也就会遇到筹资困境。”
在基金会有过工作经历的张思璐深刻理解这些问题。接任秘书长职务前，张思璐曾是科莱美特的资方，“原来我是适应规则的人，到机构后变成制定规则的人；原来我跟着做就好，现在要想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因为自小对“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有所关心，大学读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张思璐自然地进入基金会做项目经理，负责项目资助、筹款和品牌建设，与科莱美特有着直接的业务联系。2020 年 8 月，张思璐以志愿者身份担任科莱美特的机构监事，2021 年 6 月，她开始全职，成为机构的秘书长，直接负责项目和机构的管理。
这个选择，和公益行业传统的成长路径似乎是相悖的。绝大多数公益从业者选择从草根性质的机构做起，随后进入基金会或是在海外寻求加入国际基金会、联合国等组织的机会。经过再三考虑，张思璐还是选择加入科莱美特，希望真正带领一支团队，“通过一线的行动和一线的工作去服务自己想服务的人群”，发挥影响，造成改变。
张思璐打趣说，同行之间时常调侃，公益行业意在帮助底层，自己却“活得如同底层”。尤其在草根出身的非营利性组织，顾虑是极其现实的：CYCAN 有 100 位左右的月捐人，但没有固定的年募捐，平时需要主动向企业和基金会募集筹款；公益行业在国内亦非主流，参与其中的青年人往往是迷茫的、犹疑的，容易被外界压力击退。
张思璐有过些许纠结“选择是否正确”的时刻，在担任秘书长的近两年时间里，她逐渐厘清自己和机构的关系、和青年的关系。
“以前我总觉得团队成员是我的手手脚脚，一起执行我的想法，但现在，最大的收获反而是团队本身，这个团队对我的支持远远大于我的期待，青年们成为支撑我的一部分。”
过往同国外机构交流，张思璐曾被问到：你们是青年引领的组织吗？如果是，你们如何定义“青年”，你们的架构又是怎样的？
接任秘书长一职时，她的设想，是让公众听见中国青年的气候之声。参与 COP 的经历，让张思璐对全球青年有进一步的观察，在她眼中，中国青年身上有不同于其他国家青年的鲜明特质：岛国青年关注损失与损害，他们质疑碳排放大国的行为，认为这些国家应为气候灾难中弱势国家和群体提供资金；欧美青年看起来比较“激进”，他们常常以抗议、游行、破坏等方式索求社会关注；而中国青年则温和、好学、务实。
“当中国青年在讨论气候变化时，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科莱美特希望呈现青年在行动中的思考：他们是怎么想的？若有合适的机会，他们会表达什么？
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是一个平台。作为科莱美特的另一个长期项目，峰会已举办至第 15 届，意图让参与者共同讨论更落地、更具体的话题。
过去三年的峰会在线上进行，筹办的组委会共有 30 多位青年，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其中，分为公关组、议题组和运营组，每组一位秘书长。去年大主题为“气候变化的青年诠释”——意在呈现青年的独特视角——与青年们共同讨论分会议的选题时，张思璐更清晰地看到，青年的活力，正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双碳目标提出后，各种领域都在举办关于双碳目标落实、能源转型、碳市场等议题的培训或研讨会，而青年峰会的优势则在于青年的视角和观点。”他们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例如生活博主如何减少使用塑料，如何从艺术、音乐、文学领域理解和表达对环境、生态及气候的关注，这些角度都非常有意思。
去年的第十四届峰会，科莱美特与组委会的青年伙伴一起做了很多创新，例如效仿音乐节开设早鸟票、预售票、现场票，并将最后的峰会成果寄给每一位购票的参与者；针对峰会参与者的线上运营维护，大家则参考《哈利·波特》的“分院”玩法，让参与者可以线上进行互动和协作。
也正是在筹办峰会的过程中，工作组的青年们开始达成深度的互相理解。“峰会另外的价值在于，真正关心环境、关心生态、关心气候变化、关心公共利益、关心社会发展的这群青年，能够找到他们一见如故的朋友，彼此之间有联系，互相支持，共享一种价值观和一种信念。这非常重要。”
社会学的学习为张思璐带来一种工作方法，她希望，青年们可以聚在一起，以峰会、活动等项目彼此磨合，共同摸索属于群体的价值观，形成有深层联结的社群。“因为一个人做事情是非常孤独的。有了共同认可，青年人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做出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为公益行业或为社会发展做出有价值的改变。”
这是曾经的科莱美特所缺乏的，因其网络形态强调铺陈的广度，不追求认知及联结的深度，很多参与活动的青年对组织认可却未必认同。
如今大三，就读于山东大学法语系国际组织班的殷子皓，曾在科莱美特有过八个月的实习经历。因为一次机构宣讲会，他感知到极端天气、洪灾等周遭切实发生的气候变化，很快便进入科莱美特青年工作组。
在 2021 年的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中，他担任秘书长，负责公关组。设计峰会的传播方案、对接合作方，很多事情都是人生头一遭，遇到的困难不少，身边人的支持同样多——这段“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经历，加深了殷子皓对气候议题的兴趣，至今仍是他最乐于分享的一段故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思璐觉得，面对组委会的青年时，很多职场人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需要有耐心地从头开始教，但另一方面，又要发挥青年的能动性，保护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得让他们觉得，这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为机构做事。”社群运营是门学问，但也是机构转型的必需。
其实，转型是自然生发的需求。科莱美特创立的十六年，每个阶段的目标和举措，都在随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国内青年认知尚浅的头五年，讲求广泛的青年参与，科莱美特把力使在寻求关注上；而后的 2012 至 2019 年，青年间的交流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2020 年至今，气候变化从上至下推动，科莱美特则希望把“联系”深化，使青年意识到如何做出明智的决定，如何在小事上应对气候变化，如何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由意识的唤醒、思想的交流，至行动的倡导，科莱美特还在从小事着手，深化组织的影响力。
到底要影响什么，改变什么？这又是个宏大的问题。
“我们最终肯定是希望环境变好，能看到环境绩效的改善，但这是长线的工作。”环境的改善从对人的影响开始——目前，科莱美特每年通过项目直接影响累计 2000 人次，公众号、b 站等新媒体平台的内容传播，则可以抵达得更遥远，触及更多人。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对气候议题投注同样的时间与精力，因此，科莱美特青年提供了不同的选项，短期项目如气候变化桌游、气候派对、青年气候峰会，参与者需要投入半天至三天不等的时间；中期项目如零碳校园调研、沃土行动田野营、气候共学营，则需要青年投入 1-3 个月在气候领域开展学习和行动；加入青年工作组，筹办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甚至作为代表参与 COP 青年代表团，这些更深度的体验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投入。
“我们对青年唯一的考虑，就是他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参与到气候议题当中。”张思璐说，科莱美特所有项目都是围绕支持和陪伴青年理解气候议题展开——因为当教育项目结束，观念就像蒲公英一样，会被播散至更遥远的土壤，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姿态，落地生根，再次生长。
张思璐记得，一个参与沃土行动田野营的伙伴告诉她，自己在参与项目之后，恍然发现气候变化和所学专业之间隐秘的联系。“她说，原来法学里面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像国际法、国际公约或者是气候融资，这是她在接触气候议题之前完全忽视掉的部分。”
“大部分主动报名参加项目的青年，都是对气候议题有基础认识并希望进一步了解的。但我们未来想要影响更多对气候议题相对陌生的人，他或许是因为桌游、因为生态多样性、因为食物浪费而参与进来，但我们希望，在参与之后，他能够用新的视角看待生活，看待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
去年，殷子皓作为 COP 青年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 COP27 之后，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有了更加笃定的规划。他发现，要在气候议题中发挥影响、造成改变，途径是多元的，参会的国际青年们从事于能源或公益领域，“这对我很有启发——未来读研究生或是选择就业方向，我会有更明确的方向。”
当受到影响的青年人在社会的不同分工发挥作用，提出问题的人就会变成解决问题的人。张思璐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免费午餐”为例，项目最先由媒体人邓飞联合 500 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倡议每天捐赠 3 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最后，这个实验竟然撬动了国家资源。
有时候，宏大的叙事要被肢解成具体而微的小事，才能叫人感同身受；有时候，足够多的小事经由累积和堆叠，扇动翅膀的蝴蝶也会引起地球另一端的风暴。小和大的界限，并不是一种绝对。
张思璐和科莱美特气候青年，着眼于钓一条看不见的鱼，种植一片无法亲眼见证的森林，小和大的尺度，在他们身上来回游移着：人的确很渺小，但人也很庞大。
以下是更多我们与科莱美特气候青年的对话：
《WSJ.》：目前工作组的架构是怎样的？作为非营利机构，你们在招人上往往会遇到哪些困难？
张思璐 ：我们目前有两个全职，四个兼职，然后有一个青年工作组，差不多 40 人，其中 2、3 个人是有工作的，其余都是在校学生。
机构很难招人，一个可能是内部的原因，比如说薪酬架构、福利是否合适，二是外部因素，因为公益不是社会主流的选择，不像考公或者进公司这些相对安全的选择。走这条路，可能会遭遇很多来自家庭的质疑，而当一个人的内心不够坚定，不确定要做什么的时候，每次提问都是对价值观、相信的东西的拷问。
《WSJ.》：你自己经历过类似的时刻吗？
张思璐 ：我是 2021 年来科莱美特的，之前在广东的一家社区基金会工作了 4 年，当项目经理，做项目资助、做筹款、做品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如果没有按照父母的期待来选择生活，至少要生活得比他们原来的期待更好，才能跟父母去证明说，这条路也不错。但是后来我发现，父母对我真正的期待就是健康和快乐。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件自己比较认可的事情，就蛮开心的。
所以来做秘书长，是我主动的选择。我们做草根机构的负责人，需要做很多事情，资金却不是那么多，我们没有固定的年度募捐，只有一百位左右的月捐人，其余都是要自己去筹款，这两年双碳目标的关系，也有企业找我们做活动的合作。总而言之，会选择来公益领域做 CEO，一般都是因为想通过一线的行动和一线的工作去服务想服务的人群，因为它是一件性价比不太高的事情。
原来我在基金会做项目资助，我们对资金管理很严格，会强调执行需要符合预算，不能超过浮动比例，甚至严格到每月使用情况。在一次结项评估中，我发现伙伴机构并没有严格按照项目预算中的月度工资数额进行财务分摊，当时他们跟我解释，机构同时有几个项目，不同项目的周期、所承担的人力都不同，高峰期有 3、4 个项目在同步进行，低峰期可能没有项目，而我们是比较好沟通的资方，所以希望可以在确保项目产出和人力总费用不变的前提下，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并接受他们的调整方式。当时的我严格照章办事，但当我来到草根机构的时候，便开始深刻体会到这种不易，我们面临的基金会要求不一，单在工资分摊这一项上，就有每月汇报工时、按月固定数额分摊等不同管理要求，而我们招聘和管理员工时采用的是固定工资。所以这也反过来要求我思考如何符合资方要求的同时，用合适的方法做好机构内部管理。
《WSJ.》：你们所号召的这些青年人是什么年龄段？面对大学生和非大学生，你们的做法有什么差别？
张思璐 ：18—35 岁。如果有更多人愿意参与其中，其实年龄无所谓。以我们服务的青年为一个切入点，看看组织的影响力能扩大到多少。
但我们做了那么多年，还是以大学生为主，说实话，非大学生目前只有曾经参加过项目的人会回来做导师，量非常少，可能一年不会超过 20 个。
现在我们的桌游其实有拓展到非大学生，它能接触到愿意用桌游的人，比如说做教育的老师、在社区里工作的人，或者愿意去组织社群活动的青年，所以桌游这个项目有帮我们去突破大学生这个圈层。
《WSJ.》：在设计项目时，什么是你首要考虑的因素？
张思璐 ：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如果内心有疑问，需要在实践中追问。做完才会知道那个问题问得对不对，要不要调整问题，或者说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在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往往就是从追问开始。比如我会问，如何使青年之间产生连结？如何让青年理解气候变化背后系统的知识？
以共学营为例，我觉得需要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青年在讲气候变化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不能让青年瞎讲，所以我们选题、选阅读文章，找导师组织讨论，引导写作，让青年和青年之间、青年和导师之间形成联系，互相讨论。
去年上半年我们做第二期共学营，刚开始没多久，一个议题小组有两、三个人退出，那次我多问了一下，助教就把聊天记录发给我，我看到青年说，觉得这些内容太难，自己能力和知识不足，想等到明年进步一些再回来。我就会开始反思，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学不了？
他那组的题目是气候变化下的地区冲突，是讲气候变化带来的对于自然资源的影响，可能洪水来了，没有收成，造成了地区人群或者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议题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整个组都是英文材料。无论是因为这个议题本身更偏国际政治议题，还是说英文他读不来，这件事我跟团队讨论了小半天，我们在想，如果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议题里面，我们自己却把门槛弄得挺高，是不是违背了初衷？我们能不能尽量选中文材料，或者说，即便它是英文材料，我们告诉大家怎样更方便地去读英文材料，用翻译器翻完之后粗看，觉得有意思的再细看？
很多问题，其实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周围的人给你提出来的。发现了问题，我们就会在下一次项目设计的时候去进行优化。
《WSJ.》：对于参加的青年来说，除了选择参加你们的项目，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张思璐 ：做青年参与气候变化的机构相对少一点，但是做可持续发展，或者减塑、海洋这些议题的组织还是有。我们也经常在微信公众号去推荐合作伙伴的活动和项目。
目前在合作中的机构有原乡生态，他们关注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去年跟食物小站也有合作，他们关注气候变化与食物的关系，还关注食物浪费议题。
《WSJ.》：这两年你们让青年从“了解”拓展到“行动”，在你的观察中，整个社会现在是否也处在行动起来的状态？突破点又会出现在哪里？
张思璐 ：社会有发展的惯性，要让大家在某件事情上全民动起来是比较难的。尤其是现在，保经济、保民生、保发展，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冲突，但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互制衡的。同时我们看到各行各业都开始做一些探索和尝试，比如说国家的碳市场，自愿的碳交易等等，通过经济、金融、政策的手段或者说行业重新建立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在做出一些回应。
人的意识的教育，我觉得永远是很重要的。但教育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改善，尤其是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我们机构每年的资金量在一两百万，面对的却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能带来改变，但是也很少。所以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尝试。
《WSJ.》：对于机构来说，你们都通过哪些途径让更多人，或者说更多青年看到自己在做的事，继而参与进来？
张思璐 ：还是通过项目，比如说桌游，当它的项目设计、内容研发和运营方式，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有更多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参与进来就是有活力，就是能发展的。已经开始有一些团队对我们的桌游做二创，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想怎么玩都行，把自己的东西带进来，它会更有活力的。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去投广告，做一些公关的内容。但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可能就只能通过一些合作伙伴让别人看到我们，比如说更大的机构愿意带上我们，我们就提供一些内容，他们出一些宣传的资源，这也是会考虑的。
《WSJ.》：前面提到了和企业的合作，能不能具体说说近期的成果？
张思璐 ：这两年跟字节跳动、德勤、广汽丰田都有合作。德勤公益基金会有给我们项目资助做零碳校园，德勤公司也邀请我们参与“智护地球”的内部项目，我们会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能够组织桌游，带领更多人去讨论气候变化。
有部分企业本身会很强调公益，所以报名的人就是感兴趣，但我也接触过一两家公司，他们想做回应双碳目标的事情，做绿色的供应链，并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想做公众参与，只不过我们跟企业的合作方式，跟我们跟普通公众的互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是看合作企业的需求，根据它的情况来设计。但总归是在影响公众，只要能影响到公众，就是可以的。
《WSJ.》：回到上面的问题，在你看来，CYCAN 的角色更像是提出问题的人，还是解答问题的人？
张思璐 ：我其实一直很佩服最开始发起这个机构的那群人，我觉得他们是提出问题的人。因为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这个议题火过一段时间，因为 2020 年国家提出的 2030 目标，它又再次火了一下，但是中间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这群人在 2007 年就提出中国青年应该参与到气候议题里面，很有远见之明。
但是做了一些年，你就会发现光提出问题是不够的。我们也有很多行业的伙伴，比如说做水污染防治的，他会告诉政府，工厂又在偷排污水，政府就说，我知道，你有解决方案吗？或者说，矿山开完矿之后没有做好修复，污染了周围的水，政府也知道，也很想解决，但怎么办？所以慢慢地发展下去，我们是需要提供解决方案的。
我觉得社会组织来去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规模很小的范围里面去尝试，它的成本是最低的。国家政策推出就不能收回来，但是社会组织无论是在一个社区、一个街道，或是一栋楼去做实验，尝试一些方案，都是能够成为参照的。
《WSJ.》：你们目前在做哪些和气候议题相关的自媒体平台？怎样的内容和制作方式是最容易传播和被接受的？
张思璐 ：微信公众号、微博、b 站，今年开始做小红书，抖音还没想到很好的方式。我们做青年机构，想去找到跟青年对话的方式，去了解他们对什么东西是感兴趣的。但公益机构想做好媒体内容还是太难了，像我们粉丝量 2 万多的微信公众号，日常阅读量超过 1000 的文章都很难得。
大家蛮喜欢看一些有意思的选题，比如说我们去年做碳中和世界杯，做 2022 年气候大事件的回顾。我们也问过一些青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希望这个东西是有知识量的，但同时他也没办法去理解太深。所以我们以图文为主，写内容的时候，会去想怎么把一些概念解释到大家都能懂。
《WSJ.》：在和青年人交流的过程中，你会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张思璐 ：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他们放在平等和尊重的位置去对待，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要回到青年的能力和认知来开展对话和交流。
不少青年伙伴最开始连邮件都不会发，例如不署名、邮件标题空着。在共事过程中，我们不能以工作多年的人的标准去要求在校学生有相应交付，无论是职场素养、技能点或者知识。工作的每一步，都得跟青年讲。这对我们的挑战在于，既要让青年有自己的能动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得教人怎么去钓鱼，又要保护他们身上的创造力。在这样的陪伴和支持中，你会看到这些青年的改变。
和青年沟通下来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真的看到青年和青年之间实现互相理解。还是用峰会来举例好了，去年的会议是线上的，会议那几天我们组织了组委会进行线下集中办公，30 人的组委会最后有 10 人能够来到现场。他们当时第一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的朋友。说浅一点，他们好像在做联谊活动，那为什么一见如故，是因为大家一起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信任。青年在一起很容易因为成长经历和观念的不同而产生冲突，但那几天非常顺。
我挺开心，这群真正关心环境、关心生态、关心气候变化、关心公共利益、关心社会发展的青年，能够找到他们一见如故的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自己也是被这样一群朋友支持过来的，因为公益不是一件大众的事，你很难找到伙伴。很重要的是让他们彼此有联系，互相支持，共享一个价值观或者相信的东西。
《WSJ.》：如果大学生们想要继续往气候变化相关的方向发展，就业方面有哪些选择？
张思璐 ：如果是工作领域的话，像能源、金融方面的机会挺多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民企、外企、公益机构、国际组织、智库等等都有不错的机会。最关键还是从自己的专业或兴趣出发，不断探索，我觉得无论是做气候技术专家还是政策研究者，抑或像我这样从社会领域开展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才能一起带来改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