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餐厅内景
莫斯科餐厅“文 革”中改称展览馆餐厅，是北京展览馆苏式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1954年餐厅开张时，据说是一色的男服务员，都是从哈尔滨抽调来的。这里起初俗称“小莫”，后被叫成“老莫”，这个称号如今男女老幼、外地人北京人都这么叫，发明者是谁，已无从考稽，但可以断定他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孩子。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场戏，两拨孩子打群架，最终被王朔饰演的一个顽主摆平，双方杀奔饭馆，举杯欢呼并像奥运会冠军对待他们的教练般地把顽主抛了起来。饭馆就选在莫斯科餐厅。
北京有那么多家有名的饭馆，由王朔、姜文这些北京孩子构成的创作班底所以把莫斯科餐厅搬出来亮相，是清楚“老莫”在北京孩子眼里的分量的。说起来，莫斯科餐厅的饭菜未必多对北京孩子的胃口，无非是西餐，猪牛鱼排、罐闷鸡、杂拌、鱼子酱、红菜汤、黄油、果酱、面包、色拉、什锦炒饭、红茶、葡萄酒之类。但“老莫”对北京孩子的吸引力，要害不在于饭菜的味道，而在于饭外的东西。说白了，那里的就餐环境、餐具、吃饭的姿势，都有别于中餐的“土”饭馆。
莫斯科餐厅宽敞、高大，举架有七米之高，有大粗柱子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桌椅台布透着洋气，刀叉和杯盘更不待言。服务员推车送餐，盛罐闷牛肉、罐闷鸡的是一种状似地球仪的器物，即使几片面包也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和茶杯托是一水的镀银货。餐厅服务员的着装和态度也显得比别处温柔和妩媚。所有这些，在当时京城的饭馆中都能称得上“独一份”。去“老莫”吃饭，是那个年代没有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的理想，也是去吃过的许多北京孩子禁不住常向别人回味一番的话题。以至于或同学，或同院。很有不少孩子在一起花心思切磋如何攒钱凑钱去一次“老莫”，这已经构成一种现象，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年有什么大事、难事麻烦别人。北京孩子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事成之后，请你到老莫儿吃一顿。”
有个如今已腰缠万贯的女性朋友告诉我，她上中学时有一次和院里另一个女孩在大街上捡了十块钱，两人合计怎么花。当年十块钱能干太多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都非小数，何况孩子。她们商量来商量去而后付诸实践的，就是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这件事足以印证当时莫斯科餐厅对北京孩子的诱惑力。我认识的另一个孩子，把到莫斯科餐厅掌勺当作“我的理想”写进了作文，声称要“做一名战斗在反修前线的厨师”，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不过不是掌勺，干的是白案。
有不知多少北京孩子在莫斯科餐厅受到西餐的启蒙教育，往往是第一次用刀叉吃过饭，第二次便以老炮自居，刚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当另一个来这里受教育的孩子的教练：刀叉不能使出动静，面包要用手掰着吃，用勺喝汤要从里向外舀，半截上厕所时要把刀叉呈Ⅹ型摆在盘子里等等。当年，莫斯科餐厅的镀银餐具，手感沉甸甸的，不像商店里流行的不锈钢产品，亮堂照人，实则小气。这种餐具凿实而气派，别处根本见不到，看着比牛排更诱人。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我不止一次听当年出入“老莫”的孩子提到过，他们是如何利用桌布作掩护，顺那里的餐具，通过军大衣、棉猴里的深兜带出去。用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口气。中苏关系和缓后，展览馆餐厅正名为莫斯科餐厅。上世纪90年代，一位当年在那里顺过餐具的朋友约数发小去重温旧梦，进门发现，从镀银刀叉到杯盘到桌椅台布到饭菜和服务质量以及价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剩下的只是那间不可能变的房子。他们大发今不如昔之慨，回来的路上，叹了一道。
去“老莫”消费，底线是多少呢？友人田晓鸣是195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他几次和我说起他的“老莫”之旅。上世纪60年代末，晓鸣因病住过一段阜外医院，同室病友中有个青工，两人处得不错。有一天闲着没事，青工对他说：晚上请你去“老莫”吃饭。他一愣，问道：你有多少钱？答：五块。再问：五块钱能去“老莫”?再答:没问题,跟我走吧。晚上,两人在“老莫”点了红菜汤、罐闷牛肉，色拉和面包，这是田晓鸣头一次进“老莫”，算是开了眼，吃得很舒服。出院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用他的话说，去过“不知多少次”“老莫”，多数是他请客。晓鸣家当年属典型的小康之家，父母收入不错，子女少，连要带摸，总能从家长手里蹭出钱来，手头之宽裕，是他那帮孩子里的“大户”。
他说，在“老莫”最多一次花了25块钱，大概请了四五个孩子，还喝了葡萄酒。当时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去晚了得等号，他们一般是一早动身，先逛动物园，十点来钟出来，在餐厅门口等着赶头拨。吃晚饭则需在四点以前赶到餐厅门口排队。去得多了，他们在那里遇见过不少名人，有一次几个孩子刚点完菜，看见北影演员张平进来，穿着一件当年很流行的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落座邻桌。有个孩子脱口而出:“这不是《小兵张嘎》里的老忠叔吗?不吃烙饼摊鸡蛋改吃西餐了。”这话被张平听见，扭过脸笑着向他们点了点头。
莫斯科餐厅毕竟是一家高消费的餐饮场所，北京孩子再怎么向往，也不可能拿它当自家食堂，不眨眼地说去就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请客去“老莫”让不少北京孩子找到了“拔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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