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员，顾名思义，就是采访人员。远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军阀当政，战乱频仍，官僚政客附庸权贵图为吹捧，纷纷办报，一时此报彼报，大报小报，充斥京城。
几位落魄文人、失学青年，采访社会新闻，分投各报，获得微酬，少补生活之需。以一个字代名，自称为访员，非受聘之职称也。笔者时方及冠，失学无业，乃闭目以指摸书文，得“挽”字，遂列访员之中。
初感采访无门，幸邻居中之人力车夫、设摊小贩、印刷工人、卖报小童每日以亲眼所见、道听途说见告，据以编为新闻。手书十余份，分装自制信封，次晨步至宣武门外南柳巷路西一座名为永光寺的小庙。此处每晨各报在此发行，笔者以“报市”称之。各访员均将稿件交由各报馆发行员代投编辑部，不必亲往报社。且有两份四开版小报，每日由发行员奉送各访员一份。
新闻稿酬以铜元计。正牌报如《晨报》、《京报》等，每则按质分等，多则十枚，少则三五枚不等，月初通知领取，极有礼貌。
杂牌报则不然，稿酬必须访员亲讨，三五次后，有的由门房先生付出一二十枚，有的在门房桌上放有几枚或十几枚，尚须在一张纸条上写收据。索酬无异乞讨，不无“斯文扫地”之感。
却说有一家报馆，日出对开一张，报纸名称想不起来了，自出版之日起，每日有我“挽”字的新闻稿登出，只是到期去索稿费，门房总是以“社长不在”四字作答。久之，我即不再为该报投稿。
一日，路经校场头条路东该报门前，见门前悬挂之玻璃镜框内，张出正反面该报一份。近前观看，不由一怔，只见该报第三版上方所载社会新闻中，有我“挽”字新闻稿二则，真是奇哉怪哉！何以我久不投稿该报，竟有我稿登出，遂到该报馆门房请教。
“您又来要稿子钱来了？”门房那位东北老乡问我。
“不是，我问您，为什么我早就不给你们这份儿报投稿了，怎么还登有我的稿子？”
“您听我说，我们这份报，是让印刷工在印完别人的报之后，换上我们的报名牌，登出社长作的一篇文章，换上揽来的十几家大字号的买卖家广告，别的都原封儿不动，所以您不投稿，照样有您的稿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份儿报，一天印多少份儿？”
“一百份儿。”
“卖得出去吗？”
“靠卖还行？靠送！”
“送？那不是白干？”我愕然相问。
“看送给谁，送十张给总统府里的一个衙门，听说社长可领到二百块一个月，送给登广告的字号一家一张，听说一家至少一个月给十来块……”。
“我懂了……，谢谢您，改日见！”
我告别出来，再次观察一下这份报，有点像《黎明报》，跑到阎王庙街和《黎明报》一核对，一点不错，就是把这份报改头换面又多了一份报。第二天清晨，在报市向钟姓访员老大哥谈了这件事，他对我说：“这种报不止一家，这叫'录活’。”他又关照我每有新报出版，不要立即投稿，观察几天，发现这种情况，就不理它。不然多抄一份儿稿子，白费了可惜了儿的。“录活”，不能让它骗到咱们头上啊！
那年头儿无奇不有，在文坛中竟有这类奇事，正史中不会有所记载。这一短篇记事，反映了当时报界中有利用出版报纸助纣为虐、欺骗商民的败类，对照今日之报界，清浊可辨，爱憎之情自有分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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