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图史；《滇南矿厂图略》；《伯麟图说》；云南舆图
清代云南矿业发达，在康熙至道光朝的150余年中，云南矿业生产及运输关乎清廷财政命脉，矿务不仅是云南政府的重要政务，而且受到清廷中央严密掌控，以滇铜为矿务之首。滇铜在清代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致在清乾隆年间，云南已有专门记述冶金和厂矿生产情况的专著。至光绪年间，各种冶金著作多达十余种，有100余卷[1]。这些著作有些已经散佚失传，有些在其它著作中存留了一部分。《滇南矿厂图略》完整保存，流传颇广、影响深远，是研究清代矿业的重要著作，不仅在矿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西南边疆交通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
关于《滇南矿厂图略》，前人在研究清代云南铜业等著作中①，从铜矿采冶、矿厂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且征引广泛。本文不再全面探讨该书正文的内容和价值，仅就书中舆图展开研究。《滇南矿厂图略》舆图标绘了大量矿厂，这种矿业舆图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周礼·地官司徒·矿人》，此后从主流地图发展中淡出，具有独特性，前人研究对此未涉及。本文从矿业史、地图史、方志史等方面分析与探究《滇南矿厂图略》舆图的来源。这一研究对了解这部重要的矿业著作之编辑著述方式及地图价值或有裨益。
《滇南矿厂图略》版本众多[7]，本文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880卷》收录的版本为主要依据，同时参阅云南图书馆藏本。云南图书馆藏本为清道光云南刻本，分上下两卷，上卷题《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下卷题《滇南矿厂舆程图略》。这两卷都署名：“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抚云南等处地方吴其濬纂，东川知府徐金生绘辑”（如图1）。②
图1 云南图书馆藏本②
图2《续修四库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图2）所收版本印刷精良，对照云南省图书馆藏本的绘图和雕版，比较舆图内容、版心等，笔者认为二者应该是出于同一刻版。虽然刻板相同，但《续修四库全书》的来源并非是云南省图书馆影印本，而是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来源相关。鉴于二者刻本相同，故本文以《续修四库全书》录本为参考依据。
《滇南矿厂图略》分为两卷。上卷《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对矿厂采矿、拉龙、背塃、洗矿、冶炼等生产全过程和炼炉、采冶工具进行了描绘，共有图13幅，占21版面。关于工器图，在中国科技大学刘磊的硕士论文《滇南矿厂图略研究》中有介绍[8]。另外北京科技大学王文芝、梅建军在《鼓铜图录浅探》一文中将《滇南矿厂图略》中的工器图和日本《鼓铜图录》中的工器图进行了比较研究[9]。
下卷《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云南全省舆图1幅、分府厅州图21幅、铜运路线图1幅，共占46版面。在各府州舆图中标出了矿厂的位置和名称，在路程图中画出了运输路线，并注明了各府州县的位置、各铜店的位置，和陆运水运的方式，运输情况一目了然。这些舆图结合铜运路线图，成为描绘清代云南矿业的重要地图。鉴于这些舆图篇幅大，本文不一一列举，在后文中会详细探讨其绘制风格和包含的矿厂信息。
《滇南矿厂图略》著者吴其濬，河南固始人，生于1789年，卒于1847年。1816年，考中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任湖北、江西学政，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及湖广、浙江、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巡抚或总督。1843年闰七月吴其濬调任云南巡抚，1844年八月任云贵总督，1845年四月调任福建巡抚。吴其濬在滇时间虽短，但对滇矿颇为重视。《新纂云南通志》“名宦”载：“吴其濬对于滇省矿厂，富有研究，曾著《滇南矿厂图略》二卷，条分缕析，为采滇矿者不可少之书。”（[10]，58—59页）《滇南矿厂图略》是吴其濬在1843—1844年任云南巡抚时所撰。在一年时间，编成此书，颇为不易。与清代云南其他几种矿业著作仅用文字表示不同，《滇南矿厂图略》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这正是吴其濬的高明之处，他非常重视“图”在书中的作用，采取绘图与立说相结合的方式，使内容生动形象、清晰明白。吴其濬博学多才，注意亲自调查研究，另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滇程纪行》等著作传世。
《滇南矿厂图略》图画绘辑者是徐金生。《新纂云南通志》“名宦传”记载：“徐金生，字琛航，浙江龙游人，举人，道光十七年任东川知府，勤恤民隐，政简刑清。举孝行贞节，以激励风化。”（[10]，139页）光绪《东川府志》“卷之一·循吏”记载：“徐金生：字琛航，浙江衢州举人。性温和，寡言语，恂恂有儒者气，道光十七年任东川知府。勤求民隐，嘉惠士林，郡有节孝事，必尽心采访，以期旌扬。暇时常做诗文示诸生，提倡风化，允推大宗。尤长于听讼狱，局有疑案，则调省城往鞠，一讯而决，其才干如此，又不仅以文墨见长也。”（[11]，483页）又光绪《东川府志》“卷之一·官制题名·知府”记：“……徐金生：浙江衢州人，举人，道光十七年任。彭舒萼：湖南长沙人，翰林，道光二十年任……”（[11]，470页）从这些记载可知，徐金生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调任东川府知府，1840年，湖南长沙人彭舒萼任东川府知府。由此推断，徐金生任职东川府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840年，吴其濬抚滇时，徐已不在东川府任上。而从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记载来看，徐金生从东川府知府离任后，可能不再任职云南省，而其是否继续留在云南，帮助吴其濬编纂《滇南矿厂图略》呢?进一步的考证则需参考民国《龙游县志》（1925年）。《龙游县志》卷十九“徐崑”条载：“（徐）金生，字琛航。幼颖敏，有神童之目。嘉庆二十一年顺天举人，铨选云南，历任恩荣、建水知县，擢知永昌府，调东川府知府，旋奔父丧，未至里而卒。金生在云南久，曾绘辑《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一书，于采铜方法言之甚详悉云。（原文注：据叶元祺譔传墓）”结合光绪《东川府志》记载分析，徐金生卒于1840年左右，不可能帮助吴其濬编写《滇南矿厂图略》，而《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和《滇南矿厂舆程图略》都题录“图画绘辑者东川知府徐金生”，这就存在疑问。既然徐金生和吴其濬不能共事于编撰此书，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吴其濬编书时辑录了徐金生所绘之图。《滇南矿厂图略》正文部分，所收录前人采铜炼铜著作颇多，如《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中“附浪穹王崧矿厂采炼篇”、“附倪慎枢采铜炼铜记”、“附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滇南矿厂舆程图略》中“附论铜政利病状”等[4]，说明该书一部分内容是辑录前人著作，而非一同写作。
再来看该书的成书年代，严中平在《清代云南铜政考》序言中指出，《滇南矿厂图略》成书于1844—1845年间[12]。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该书成书年代确实在1844—1845年间，而刊刻年代尚难判断。吴其濬在滇时间虽短，但对云南矿政颇为重视，即使他调离云南后，还有关于滇矿的奏章上呈（[13]，2992页），笔者认为书既然成于吴在滇之时，或当即付刊。1846年吴其濬在山西巡抚任上，以病开缺，旋去世。《植物名实图考》③成书于吴其濬去世前，1848年，山西太原知府陆应榖（云南蒙自人）将该书刊刻[14]。如果吴其濬在云南未及付刊《滇南矿厂图略》，将书稿带到山西，或许会和《植物名实图考》同时刊刻。而《清史稿·宣宗本纪三》载，“（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调吴其濬为云南巡抚”（[15]，691页）；“二十四年十一月乙丑，以吴其濬兼署云贵总督”（[15]，694页）；“二十五年，夏四月甲辰，调吴其濬为福建巡抚”（[15]，695页），“八月辛丑，调吴其濬为山西巡抚”（[15]，696页）。另据《清史列传》载：“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奉上谕曰：山西巡抚吴其濬由翰林院入直南书房，存跻卿贰，外擢巡抚，学优守洁，办事认真，兹闻溘逝，殊深轸惜，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照巡抚例赐恤，寻赐祭葬……”（[13]，2992页）我们看到《滇南矿厂图略》版面上的题名，并没有“兼署云贵总督”“太子太保衔”，说明定稿刊刻时，吴其濬很可能还不是云贵巡抚，也没有去世。那么，由此推断，该书的出版应该在1843年吴整顿云南矿厂之后的1844年间。这点非常重要，据此可以了解，该书正文主要来源于实地考察，因而文字详实认真，与所辑之图录仓促形成对比。
《滇南矿厂图略》对铜厂、银厂、铅厂等矿厂，均有详细记载，前人在探讨清代矿业时，多有引用，然而对该书中舆图关注甚少。笔者发现该书舆图中包含大量的各类金属矿厂以及盐井等信息，舆图所蕴含的信息和该书正文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有必要详细对比这两者中的矿厂名称。
据表1，《滇南矿厂图略》舆图和正文中矿厂名称不同的有27处，总体是正文记载矿厂较多而舆图中较少，例如，“老硐坪厂”系金钗厂子厂，“建水猛喇掌寨地，道光十三年开，抽课通商为例，供京运，今实办课余京铜四十万斤”（[4]，179—180页），而《滇南矿厂图略》临安府舆图上未标绘此厂。甚至连金钗厂（临安府属，康熙四十四年开，乾隆四十三年定额铜九十万斤）这样的大厂都未标绘。《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有，而该书正文中没有的，只有昭通府“老彝良铅厂”。另外，个别文字不一致，但矿厂实为同一处的，有两处，即昭通府“人老山厂”和楚雄府“寨子箐厂”。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矿厂位置和正文记载存在巨大出入的有五处，即云南府“义都厂”和东川府“大风岭厂”“茂麓铜厂”“碌碌铜厂”“大水沟铜厂”，关于这一点，下文需要特别说明。考察“义都厂”，《滇南矿厂图略》“铜厂第一·临安府属”（[4]，179页）：
表1《滇南矿厂舆程图略》舆图、图说以及《伯麟图说》中的矿厂种类及名称
“义都厂”在嶍峨西一百五十里，东北距易门一百里，崇隆环抱，山大无名，易门县知县兼理之，乾隆二十三年开，四十三年定额铜……。
王昶《云南铜政全书》：
义都铜厂，在云南府易门县西南一百里，地属临安府之嶍峨县，东距城一百五十里，山大无名。乾隆二十三年开采……四十三年，定年额铜……二十四年，归嶍峨县管理。二十五年以后，专员管理。四十二年，归易门县管理。……云南府专管，易门县经营。[16]
根据这两本铜业专著记载，“义都厂”应该在临安府嶍峨县西一百五十里地方，此处山大无名，该地东北一百里，就是云南府易门县。可见，“义都厂”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归云南府专管，易门县经营，而地理位置仍然在临安府嶍峨县，因此，在云南府舆图境内，绘制“义都厂”，是与正文记载明显不符合的，如图3所示。
图3《滇南矿厂图略》云南府舆图
再来考察东川府属“大风岭厂”“茂麓厂”“碌碌厂”“大水沟厂”的位置问题。在舆图中，这四个厂均在东川府城会泽县东北方向，由近及远，依次排列，即会泽县之东北方有“大水沟厂”，“大水沟厂”东北方有“碌碌厂”，“碌碌厂”东北方有“茂麓厂”，“茂麓厂”西北方、金沙江外有“大风岭厂”。如图4所示。
图4《滇南矿厂图略》东川府舆图
而《滇南矿厂图略》正文记载：
大风岭厂在巧家西金沙江外，山有风穴，每春月风极大，东川府知府理之，乾隆十五年开，四十三年定额铜……
茂麓厂在巧家西北地临金沙江，气候极热，东川府知府理之，乾隆三十三年开，四十三年定额……
碌碌厂在会泽西，距郡一百六十里，一名落雪山，极高气极寒，夏衣棉冬多雪，东川府知府理之，旧属四川，雍正四年改隶云南时开，乾隆四十三年定省额铜……嘉庆七年减定……
大水沟厂在巧家西南东川府知府理之，雍正四年开，乾隆四十三年定额铜……嘉庆七年减定。（[4]，175页）
佐证以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④《云南铜志》⑤《铜政便览》⑥，记载“大风岭”“茂麓厂”“大水沟厂”所在位置，均为会泽县境内，《滇南矿厂图略》则记载为巧家西，这是因为这几种著作成书时间不同。通过考察巧家厅和会泽县的建置沿革，发现这四种书记载的内容并不矛盾，“大风岭厂”“茂麓厂”“碌碌厂”“大水沟厂”都应在东川府城会泽县西北方向，除了“碌碌厂”在会泽县，其余三厂都在巧家厅。
此外，据《东川市地名志》[17]附录“东川清代铜厂”记载，结合《云南省地名辞典》、《云南省地图册》，可以判断，《滇南矿厂图略》关于以上四厂位置的记载与《东川市地名志》的记载吻合。因此，以上四厂应该在东川府城会泽县的西北方向，而非舆地图上标绘的东北方向。再者《滇南矿厂图略》为实地考察之作，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考察其中的舆地图，却发现很多问题，与正文记载不相符合者颇多。该书题名“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抚云南等处地方吴其濬纂，东川知府徐金生绘辑”，而这四个铜厂，属东川府知府管辖。那么，身为东川府知府的徐金生，对这四个矿厂应该是了解的；而舆图中的矿厂位置和图略正文记载差距如此大，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通过本节考察，可以得出结论：（1）《滇南矿厂图略》中关于矿厂的正文记载，即“说”，内容较为详实，且符合当时的实际，有权威性。（2）《滇南矿厂图略》中的“图”与“说”差异甚大，且舆图中有较大错误。（3）对东川知府徐金生绘辑舆图的可能性应当提出质疑。
接下来，考察《滇南矿厂图略》舆图的可能来源。
《伯麟图说》是清代重要的民族图册，清道光以后长期淡出人们视野，曾被视为“佚书”。近年来发现其多种传本，本文所依据的版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是最早的《伯麟图说》抄本，包括《滇省夷人图说》和《滇省舆地图说》两部分[18]。据祁庆富、揣振宇考证，《滇省夷人图说》是伯麟在嘉庆二十三年云贵总督任上延聘当时云南著名画师李诂等绘制。
首先考察《滇南矿厂图略》和《伯麟图说》的绘图风格。
《伯麟图说》之《滇省舆地图说》有云南全省舆图一幅，分府厅州图21幅，绘图风格一致。《滇南矿厂图略》有云南全省舆图一幅、分府厅州图21幅、铜运路线图一幅，分府厅图绘画风格一致，云南全省舆图和铜运路线图又别有风格。比较《滇南矿厂图略》舆图和《伯麟图说》舆图：从两种舆图的字体和河流形状看，字体排列不同，河流形状基本相同，细微处稍不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的矿厂全用空心的“∩”表示。关用黑色实心“”表示。《伯麟图说》舆图中武定州和澄江府的矿厂用“○”表示，与“撒甸”、“勒品甸”、“草溪井”、“只旧井”、“香水泉”等都用“○”表示，并无分别。除此之外，矿厂都用黑色的“∩”表示。《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的府城不用回字形框表示，而用口字形框表示。
试以云南府舆图（如图1和图5）为例来对比两种舆图绘图风格：
图5《滇省舆地图说》云南府舆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照排出版）
（1）文字排列
（1）“元江州新平县界”、“曲靖府马龙州界”文字排列不一致。
（2）《滇南矿厂图略》无“澄江府路南州界”。
（3）“滇池”字体大小不同。
（2）山川河流等
（1）峥嵘山：《滇南矿厂图略》没有绘制此山。
（2）《伯麟图说》山头比《滇南矿厂图略》多。
（3）《滇南矿厂图略》未标“姚陵山”。
（4）两图山名标注位置不同，如富民县北之“九华山”。
（5）《伯麟图说》富民县东，标有“大河”，《滇南矿厂图略》无。
（6）“板桥”，位置不同。查阅《新纂云南通志》有“大板桥”、“小板桥”，《伯麟图说》板桥在宝象河上，《滇南矿厂图略》板桥在马料河上。
经比较发现，两种著作中云南府图，仅有上述差异，余则基本一致。笔者对比了这两种著作的所有21个分府图，发现除了少数内容有差异，大部分内容相同，且分府厅州图一一对应，排列次序也一致。
其次，从矿厂名称位置探究二者关系。
《伯麟图说》的舆图和图说基本一致，没有矛盾之处。《滇南矿厂图略》舆图和正文记载出入较大，正文记载和实际情况相近，也较详细，而舆图所标绘的矿厂相对较少。再对比《伯麟图说》和《滇南矿厂图略》的舆图，发现此二者相同之处极多，差异处较少。据表1矿厂名称对比发现，《伯麟图说》舆图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矿厂名称不同者仅有5处。其中，（1）《伯麟图说》中没有，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有的矿厂，存在2处，即东川府“矿山银厂”和永北厅“东昇银厂”；（2）《伯麟图说》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矿厂名称不一致的地方，有1处，即昭通府“人老山铜厂”，考诸《云南铜政全书》等文献，均是“人老山厂”，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绘的是“老人山厂”；（3）《伯麟图说》舆图中有，而《滇南矿厂图略》中没有的地方，有2处，都在临安府，即“绿矿硐铜厂”和“摸黑银厂”，而这两处在《滇南矿厂图略》正文中有记载，只是《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没有标绘。
对于差别（1），《滇南矿厂图略》只添加了2处矿厂，即东川府“矿山银厂”（嘉庆二十四年开）和永北厅“东昇银厂”（道光十一年开），按照祁庆富等的考证，《伯麟图说》成书于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18]，这两个银厂不出现在该图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在《滇南矿厂图略》成书时再绘制上去，完全说得通。差别（2）仅仅是同一个矿厂名称中两字错位。对于差别（3），考察“绿矿硐铜厂”和“摸黑银厂”的情况。据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矿厂三》《云南铜志·厂地下》等资料记载：绿矿硐铜厂，开采于1805年（嘉庆十一年），到《滇南矿厂图略》成书时，该厂还在开采。这与《滇南矿厂图略·铜厂第一》记载相同。可见，《伯麟图说》成书时（1818年），该厂已在开采，并绘图记载。《滇南矿厂图略》成书时，该厂仍然在开采，在图说中记载了，只是在舆图中没有标绘。至于临安府“摸黑银厂”的情况与“绿矿硐铜厂”相同，《伯麟图说》成书时，该厂已在开采，并绘图记载，《滇南矿厂图略》成书时，该厂仍在开采，在正文中记载了，而在该书舆图中没有标绘。
除了比较两种舆图的差异之外，笔者对第3节中所发现的《滇南矿厂图略》东川府舆图中四个铜厂位置的错误，在《伯麟图说》中进行考察，发现其中东川府四个铜厂位置标绘与《滇南矿厂图略》中如出一辙，同样错误，如图6所示。即《伯麟图说》绘制有问题的地方，《滇南矿厂图略》舆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通过两种舆图中矿厂之异同比较，笔者认为后者当以前者或前者的抄本为蓝本描绘，画得比前者粗略，部分地方添加了《伯麟图说》成书之后开办的矿厂。
再次，从清代云南府厅州县的行政建置沿革考证《伯麟图说》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的绘制年代，具体参照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云南区划改革。
经过仔细比对，发现《伯麟图说》中的建制符合1818年的情况，而《滇南矿厂图略》成书在1844年，其间经过了几次区划改革，这在《滇南矿厂图略》的舆图中没有得到反映，如“腾越厅”明代为永昌府腾越州，在1820年升为腾越直隶厅，1822年降属永昌府腾越厅[19]，而在《滇南矿厂图略》永昌府图中仍然标为“腾越州”（嘉庆二十五年前的情形）而非“腾越厅”。通过两种舆图的对比发现，《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的行政建置完全照搬《伯麟图说》中的行政建置。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也可能来自于描摹刻板时的工艺过程。
研究古代地图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地图版本无法体现地名状况，因此，根据行政地名变更来判断地图年代虽然是常用方法，但也是辅助方法。前人在绘制地图的工作中，使用历史地图的情况很常见[20]，就清代云南各类舆图而言，官修的地方志等需要上交的地理图集在绘制的过程中，一般经过改绘，图中内容大体反映当时的区划状况，而私修的志书和非地理类的图书资料中使用历史地图的情况就很普遍，具体使用什么时期的地图，因撰修者的目的而不尽相同。比如，师范的《滇系》目的就是补雍正《云南通志》之不足，所以其中的云南全省舆图就和雍正《云南通志》中的舆图大体一致。而《滇南矿厂图略》成书年代在道光《云南通志稿》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绘图精确，距《滇南矿厂图略》成书间隔也最近，一般来说，《滇南矿厂图略》似乎应该采用道光《云南通志稿》的舆图，但考虑到《滇南矿厂图略》是一本矿业专著，舆图除了指示疆域的作用外，矿厂位置是舆图的关键内容，因此极可能使用了此前已绘制矿厂位置的《伯麟图说》舆图，同时由于成书时间仓促所以改动不大。就这点来说，虽然嘉庆时的建置和道光末的建置不同，造成了正文内容和地图内容在表述矿厂所属区划时模糊不清的缺憾，但舆图中的自然地理要素是一样的，根据矿厂所在山川及其与府厅的相对位置，能够让读者明了矿厂所在。再看《伯麟图说》的舆图，由于该舆图集是奉诏编修，让皇帝了解山河疆域[21]，所以不可能使用历史地图集，必须如实反映当时的地理状况，在这个意义看来，对《伯麟图说》舆图年代的考证，是可以根据地名变更来判断的。
图6《伯麟图说》东川府舆图
最后，从避讳上考察。《伯麟图说》图和说中的“宁台厂”和“威宁州”用“寜”字。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和文字中的“宁台厂”和“威宁州”用“寕”字。这是因为前者成书于嘉庆朝，而后者成书于道光朝，按清代避讳制度，道光元年至咸丰四年间，清宣宗“旻寧”避讳情形，一般是“旻”字去掉中间一点；“寧”改为“寕”[22]。在这一点上，《滇南矿厂图略》不敢马虎，作了相应的修改。
经过前文考证《伯麟图说》和《滇南矿厂图略》，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关系：（1）二者舆图的主体风格高度相似，其总体边界形状、河流走向、山川位置等等基本一致。（2）二者内容高度相似，包括行政建制、山川河流的标注等，只有个别有区别，如横排竖排的不同、个别矿厂不同或缺少等。（3）《滇南矿厂图略》基本沿用前者嘉庆年间的行政建制，而没有根据道光年间的建制甚至《滇南矿厂图略》“说”中的文字进行相应修改。（4）《滇南矿厂图略》沿用了前者的错误，如东川府四厂的错误。
此外，通过对王崧《云南志钞》的考察，发现《云南志钞》的“地理志”部分，参考了《伯麟图说》。可见，《伯麟图说》在王崧修纂《云南通志》时，是很重要的资料，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按照吴其濬编撰书的风格应该是对图相当重视的，因此，在《滇南矿厂图略》成书时，这些图可能已经编好。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分府厅州图直接用了《伯麟图说》中的舆图，虽然是历史地图，与当时建置不符合，但矿厂所在的山川则并无不同，且这些图上标有矿厂，所以取用便易。
然而凭《伯麟图说》和《滇南矿厂图略》舆图的相近程度，还不足以说明后者直接来源于前者，因此有必要考察《滇南矿厂图略》成书之前的其他官修或私修志书中的云南舆图。经过比较，论述如下：《伯麟图说》之《滇省舆地图说》成书在嘉庆末，舆图不同于康熙《云南通志》和雍正《云南通志》；《伯麟图说》虽和道光年间成书的《嘉庆大清一统志》相隔较近，但二者舆图则不同；师范《滇系》仅有云南总图一幅，因此这三部官修私修志书，都与《伯麟图说》的舆图不同。仅有雍正《云南通志》和乾隆年间的实测图可能是李诂等重新绘制云南舆图的参考资料。王崧《云南志钞》“地理图说”，其中辑录了《伯麟图说》的“舆地图说”，可见《伯麟图说》在道光年间的云南省影响不小，通志馆中或许留有副本，到刊刻《滇南矿厂图略》时仍然以它为蓝本绘制。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吴其濬编写《滇南矿厂图略》时取用已有的舆图资料，合辑完全可能。但在刊刻时，为什么没有做一些符合当时情况的调整，或许刊刻该书人员并不十分精通云南舆地。更大的可能，则是徐金生绘制了《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中的图，而并未绘辑《滇南矿厂舆地图略》中的舆图，在这一点上，前人认识应该有误⑦。否则，作为东川知府，管辖东川的铜厂，对舆图和图说中的矿厂位置不一致，应该不会置若罔闻。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滇南矿厂图略》舆图中的矿厂是徐金生绘制上去的。通过本文的考证，明确早在嘉庆年间，《伯麟图说》中早已将矿厂绘制在舆图中，并且图说中简要说明了矿种、数量及所属州府。虽然《滇南矿厂图略》的舆图与正文并不能一一对应，但图中依然包含大量的矿厂信息，与正文内容结合，对了解清代云南矿厂位置，具有相当的帮助。
本文研究主旨结论是：《滇南矿厂舆地图略》中的舆图是以《伯麟图说》为底本编辑刊刻的。
注释
① 严中平《清代云南通政考》、张增祺《云南冶金史》、苏荣誉《〈滇南矿厂图略〉提要》、刘磊《〈滇南矿厂图略〉研究》、陈海连《清代云南铸币铜矿运输体系研究》等著作对《滇南矿厂图略》有专门的论述，此外引述《滇南矿厂图略》的研究也较多。
② 云南图书馆藏，图片来源于云南图书馆官网，“读者门户”“馆藏经典”。见：http：//www.ynlib.cn/Category_151/Index.aspx.
③《植物名实图考》是吴其濬毕生精力所成，图文并茂，直观鲜明，植物图像精美，采用工笔画法，富有立体感。
④《云南通志·食货志·铜厂上》，见《云南史料丛刊》卷12。王昶《云南铜政全书》是王昶在乾隆五十二年任云南布政使时奉命编纂的。
⑤ [清]戴瑞徵《云南铜志》，见《云南史料丛刊》卷12。戴瑞徵《云南铜志》所记止于嘉庆年事，嘉庆末年所作未刊。
⑥《铜政便览》卷数、目次与《云南铜志》大都相同，而有增补记事至1824年（道光四年）。
⑦ 严中平在《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57）序中言道，“《滇南矿厂图略》二卷，吴其濬撰文，徐金生绘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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