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报童
编者的话：这里所说的“工读学校”，与新中国成立后所办的“工读学校”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半工半读，通过劳动付出养活自己带有社会实践的意思，后者带有思想改造的意思。随着社会的进步，后一种工读学校也取消了。
在上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有一家名叫《北京晓报》的报馆别出心裁地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工读学校。那时在北京的街头，经常会看见每天上午有一批卖《北京晓报》的穷孩子，他们夏天头顶大草帽，冬天头戴黄色毡帽，帽沿上钉一条白布，上书“工读”二字。他们有的走街串巷，有的在前门脸儿和顺治门脸儿叫卖：“看报！看刚出版的《北京晓报》啊！一个子儿一份儿……”您要向他们买别的报，则回答：“没有！专卖《北京晓报》。”
他们是工读生，上午卖报，下午读书。他们有学校，有教师，所以名曰工读。创立这所学校的是《北京晓报》创办人方梦超先生。学校全称为“《北京晓报》附设工读学校”。
工读学校有两所，一校设在报馆馆址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附近。二校设在宣武门外潘家河沿南头路东的尼姑庵内。学校租用该庵西房三大间，两明一暗，明间为教室，暗间为教师办公住宿之所。教室内有新置单人课桌凳三十套，面对南墙木质黑板，整齐清洁。屋外有相当宽阔的走廊，房门旁放一张小长桌，上置小闹钟一座，手摇铃一具，有校工司铃，极具学校规模。
第二校招生于1920年初夏，在南横街一带贴出招生广告，我报名投考。记得国文试题是“工读互助说”，数学是整数四则，投考者百人左右，录取三十名，我名列第二。
首日晨六时到校，老师姓江名世通，桐城人，年约三十余岁，中等身材，着竹布长衫，朴素文雅，脸形瘦长，容颜隽秀，言谈动作，和蔼可亲。他首先申述办学宗旨，大意是救济贫苦儿童，使能自食其力，学习知识。然后宣布必守规则：一不可带卖其它报纸，二不可无故不到，三不可任意花用售报所得，四不可不守返校时间，五不可不上课读书等。说毕，发给每人一顶大草帽，帽沿书写有“工读”二字的白布条。约七时左右，由方姓校工率领我们走到宣武门内顺城街《顺天时报》印刷所，在门外等候片刻，晓报馆发行员抱出一大摞四开版的《北京晓报》，因为是头一回，每一名工读生发给十份，领到报的立刻去叫卖。不过，我们二校只可在城外卖，一校只可在城内卖。因有地区之分，所以我们二校同学，领到当天的报，赶快跑出顺治门，分头去卖。
我领到报纸，想沿街叫卖，却羞于开口，忽然想起天桥南边有一家露天茶馆，茶馆字号是“水心亭”，那儿的茶客大都是穿长衫温文尔雅的人物。我抱着极大希望，急忙奔跑，到了这家茶馆，擦了头上的汗，放眼一瞧，约有十几位茶客，差不多每位手中都有报纸。有人双手左右撑着对开版的《晨报》，有人手中是《顺天时报》或《益世报》。有一位青年人，看的是《消闲报》。他们坐的都是藤躺椅，或躺或坐，真是悠悠然得其所哉，而我却心焦如焚，在茶馆里兜来兜去，只卖了一张。在极端失望的情绪下，快怏离开这里，当我走到看《晨报》的那位先生面前时，他从我手中拿去一张报，反复地看了看，在茶桌上拿了一枚铜元给我，算我卖了张报纸。
到了学校，已有十多位学生先我而归，江老师把他房内一张小写字桌横在屋门口，他坐在桌前收钱和退报，按名记帐。三十名学生先后交完帐，只有我一个人只卖了两份报，交铜元二枚，退报八份，但也没有一个人全部卖光。江老师办完这件事对大家说：“你们是报馆的学生，卖不出去的报可以退。若是报贩，卖不出去自己赔本。”说明这是对我们的照顾。然后又说卖报所得的十分之四，交学校保存，按月发还。都交代了，命我们回家吃饭，并嘱下午一时半之前到校，二时上课。
下午到校，每人发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新国文》高等小学第一册，算术课本一册，想不起是什么版本了，江老师每天下午二时起，给我们上两节课，第一节是国文，第二节是算术，四时放学，江老师每天准时上下课，从不无故缺课。
江老师上课严肃认真，讲授详细清楚，深入浅出，学生安静聆听，细心练习。江老师也精细批阅，随时教导，教学效果，异常良好。
记得这本国文的第一课是《专制与共和》。什么是“专制”，什么是“共和”，我们这些生长在封建历史悠久，封建色彩仍极浓厚的北京的孩子，对之茫然不解。我们的江老师像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头脑，针对着我们的思想情况，在讲授课文词句之前，先举实例，如同说故事，由浅到深地突出两种不同制度的区别。使我们，尤其是我这读了好几年“子曰”“诗云”的孩子，不仅懂得词语的意思，而且对两种政治制度的应兴应废，形象地印在脑子里，思想立即倾向共和。
江老师还利用上午时间，进行家访，记得有一位同学，是被《晨报》印刷所排字房辞退的学徒，原因是太贪玩。江老师知道后，便设法向《晨报》印刷所请求，获允这位同学恢复学徒。
江老师访问我家，知道我父是塾师，现卧病在床，学生只有三五名，家境清寒，深表同情。对我的学习生活，非常关怀。允许我和另几位住家距校较远的同学住在校内，允许我们支用卖报所得维持日常生活。
每日晚饭后，江老师和我们几位住校的同学在院内乘凉，同学中有的唱几句二黄，有的唱一段大鼓，我学吹箫，能吹几支民间小曲。江老师认为小曲欠雅，便为我说了昆曲《闹学》，教我学会“一江风”曲调。在江老师培育下，我们的文化学习，在短时间内有了进步。
卖报，是一件有关生活的大事，这个学问，江老师无可传授，要靠我们自己去创。
我，开口叫卖不害羞了，所以也能走街串巷，城门脸儿追洋车了，每天能卖到二三十份报，所得足可供两顿饭、一顿早点了，可我还是落后于其他同学。他们当中有的已经闯出了“道”，所谓“道”也者，就是一段大街，整条胡同，已有订户若干家，每日分送。这种“道”，就成了自己拥有的“财产”，不允他人侵犯，如要转让他人，还有一定代价。
总的说来，工读生对卖报之“工”，有了成绩，但也可以说对《北京晓报》扬名与推销，起了很大的作用。试算一下：二校三十人，每人每日卖三十份，共九百份。在当时北京大小报，不下几十家，一份新出版的报纸，一时销到千份以上，是罕有的，何况还拥有了不少订户？销路广，广告多，经济上又有一定收益，自属必然。想来这也是开办工读学校的宗旨。我每一想起这所学校，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年幼，对《北京晓报》的背景，没有了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