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为了攫取位于班洪炉房的银矿,英国当局出动大批人员进入云南的班洪、班老地区。1934年1月,班洪当地人民与英方展开激战,冲突持续到同年6月,史称“班洪事件”。当地人民奋勇抗争,其中景谷县团防大队长李占贤组织了“西南民众边防义勇军”助战。在昆明则有爱国人士成立“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声援班洪的抗英斗争[1]。1934年1月至3月,身为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的王占祺与英方多次交涉,但英方坚持未越过黄线(即陈刘线),并以私人方式和正式信函强调此事[2]。
1934年3月18日,旅京滇人因西南边防紧急而组成的云南旅京同乡会[3],开会讨论此事[4]。3月21日,云南旅京同乡会推举代表张凤岐等20余人,向中央请愿,要求中央向英政府提出交涉,并派代表到滇缅边界调查[5]。3月24日,“我外交部向英使馆严重抗议,提议派员勘界,并由外交、军政、参谋三部会同派员前往调查,同时更决定对班洪交涉之进行步骤。(一)电滇省府,派员察勘边界。(二)会同陆地测量局研究滇缅界址。(三)照会英国在此问题未切实解决以前,不得再有任何行动,以免益滋误会。(四)呈请中央选派参谋李元凯、杨光荣为勘界正副专使,会同外部所派外交专员,暨陆军测量局高级测量员,从事勘察。(五)由外部事先照会英使,请该国推派代表,会同前往班洪实行勘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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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外交部两部派员赴滇缅边界调查,以供交涉参考,参谋本部决定派遣李元凯,外交部本意打算派遣有滇缅界务工作经历的尹明德,后因云南旅京同乡会反对作罢[7]。1934年4月5日,应滇省旅京同乡电召,滇籍军官赵云岸到南京,报告滇缅界务沿革。同日,蒋介石召李元凯赴赣,咨询一切,并指示勘界事宜[8]。4月18日,经云南旅京同乡会举荐,周光倬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班洪事件及滇缅南段未定界情况。1934年6月10日,周光倬一行从南京出发,于同年7月1日到达昆明。在昆明,周光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至1934年10月23日才从昆明正式出发。1935年5月8日,周光倬等人返回到玉溪,结束调查后写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
目前,学界对班洪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佤族人民的抗英行为[9-14]、云南地方管理机关及国民政府的应对[15-17]。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使用周光倬著、周润康整理,2015年出版的《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1)。关于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仅有苑世林从地理考察的角度探讨了周光倬调查工作所涉及的民族、物产、界务、教育等方面[18]。
因此,本文以《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为基础史料,辅以其他材料,围绕周光倬的准备工作、周光倬滇缅边界调查的经过、周光倬边界调查的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到达昆明后,为调查滇缅边界,周光倬展开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其一,收集资料。周光倬收集到涉及滇缅边界的资料除了相关官员所著的书籍,还有滇缅南段未定界的档案、志书、地图等。1934年7月4日,《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云:“借来陈崑山所刻之《宦滇存稿》一书,托实若觅人代抄”[19]15。7月5日,“阅南段未定界档案,以陈灿及石鸿韶两人之存案较有关系,托陈科长代觅书记抄誊。三时至实业厅晤实若及吴漱泉先生,谈请代抄关于档案事”[19]15。7月27日,“借得关于界务书、志书共十二册,其中最有关系者为黄云生《滇南界务陈牍》、薛叔耘《滇缅划界图说》二书,拟觅人代抄稿”[19]28。9月17日, “看《顺宁府志》”[19]49。9月20日, “看《永昌府志》,顺手摘录,所搜的材料亦不少”[19]50。
查勘滇缅南段边界,地图尤为重要。因此,周光倬专门收集了云南省政府绘制的滇缅边界南段地图。1934年7月24日, “得见民国十四年(1925年)该局派[员]所测南段未定界之编撰图为十万分之一”[19]26。9月7日,“王玺君来,讯其测量局地图印就否,并催其将所绘地图赶出”。[19]45 9月12日,“访测[量]局赵局长谈所印地图,知于日内可以印出”[19]48。
其二,筹措资金。云南省政府向周光倬等人提供资金支持,周光倬等人可在沿途分兑。1934年7月14日,“由陆厅长处知昨日省会议对于中央此派来之任务仍赞助进行”[19]19。10月19日,“向财政厅拨兑滇票新币三千六百元(合旧币一万八千元),分由大理、永昌、腾冲、镇康、澜沧、普洱等六县分兑”[19]62。
其三,拜访官员以及对滇缅边界有所了解的知名人士。其拜访原因为:一是疏通关系,以便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征集众人看法,以便了解班洪事件原委。其中,所拜访官员有龙云、卢汉、缪云台、丁兆冠、顾视高、陆亚夫、周钟岳等;知名人士有陈一得、秦璞安、李景森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李景森,他是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人,其在《葫芦王地概况》一文中,曾提出开发葫芦王地的建议[20]。1934年7月13日,周光倬与李景森谈及班洪事件,日记云:“据彼云前后共到过四次,此次事件实由于政府对于汉奸马美廷、宋忠福驾驭之失策所致”。周光倬根据李景森的意见,其认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炉房位置是否在黄线之外;二是团结葫芦王,使其共同抵御英人;三是使汉奸马美廷、宋忠福内向[19]18-19。李生庄的《云南班洪问题之真相》[21]在讨论班洪事件起因时,其中“利之所在人”所指的就是马美廷、宋忠福二人。这足以佐证李景森所说的真实性。
总之,周光倬在昆明期间所收集的资料,为接下来的实地调查提供了参考;所筹措资金,为后期调查提供了经济支持;拜访官员及其对滇缅边界有所了解的知名人士,为后期更好地调查班洪事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身为外交部特派专员,周光倬“所负的使命……是班洪问题” [19]413及“调查未定界实情”[19]176。为此,他采访了三类人:一是对班洪事件了解的官员,二是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三是参与过划界的人员。
周光倬于1934年7月抵昆明,10月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保山、腾冲、镇康,到达孟定,又到勐角、勐董,经岩帅、双江赴澜沧、孟连,然后从勐遮、勐海、景洪转普洱,最后沿宁洱、磨黑、元江于1935年5月返回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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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路途中,周光倬访问了部分对班洪事件比较了解的官员。如到大理,周光倬访问了赵钟麟,并与他讨论班洪事件。赵钟麟认为,班洪事件的“远因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缪云台之处置失当,派美国工程师卓柏往调查,仅由缅甸往班洪,随即由缅出省。其所上意见,以为无开采之价值,即其地亦应属缅甸。事干边界,妄事定论,影响不小。此其内容必系勾结缅甸工程师伍波澜之故。近因则由于东北丧失,英人观此,始乘机侵入。实则果能于北伐军胜利时即着手经营,先下棋一盘,则当时英人退谦,何致蕴染至今,而引起此恶果”[19]78。到腾冲,周光倬专门拜访了李曰垓,李曰垓是云南腾冲人,时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督办。李曰垓对滇缅界务极为重视,其1930年所著的《滇缅界务说略并图》分为四章:界务之分段、南段之损失、北段之延误和今后之补救[22]。班洪事件发生后,李曰垓向云南省政府报告班洪情况[23]。在昆明时,外交部来电要求周光倬“尊重地方意见之处……以第一殖边督办李子畅先生意见较有办法”[19]29。1934年12月14日,李曰垓向周光倬谈及:“此次班洪之事变,原于班弄之酋马美廷、户板领袖段子光(保山人)、贵概厅土司杨文炳三人为主,又加一宋忠福,相连一气向银公司献媚,为之动心。由马美廷先运动班老,已接受。再向班洪、永班疏通。班洪本为长房,见此事于己不利,遂与班老联合,誓不承认,乃事先讨伐班老。马美廷遂率兵进攻班老,烧毁其寨子。而[后]进攻班洪,占炉房。斯时又恰遇李占贤出兵,大受损失,对方所得不偿所失,于是杨文炳首先退出,而老银厂不料受此挫折,颇为懊丧。英政府深怪马等之[人]欠斟酌,皆受申斥,遂告失败。实则此事之起,皆由于班洪之攻班老也。” [19]125
其次,通过官员了解班洪事件本身,远远不够。班洪事件发生后,班洪等地的土司以武力对抗英军,因此慰问土司是了解事情真相的另一途径。如周光倬到达孟定等地土司管理的地区,给土司送礼以表慰劳。孟定土司罕中兴、耿马土司罕富廷、班洪小王胡忠汉等人,均参加过抗英的战役,其中孟定土司、班洪土司是班洪事件中较为核心的人物,此外,由于班洪王胡玉山于1934年10月去世,所以周光倬未能见到此人。
1935年2月6日,到达孟定后,“送与土司礼物——计花缎马褂料、袍料各一份,毡帽一顶,党国旗,风景片本,总理遗教表解,总理像,徽章,丝棉线、针一包,火腿罐头半打”[19]177。2月15日,到达班洪,“告以此来代中央政府慰劳,所送礼物极微末,不过略表情意而已”,班洪土司则“表示欢欣之感,并述时时受惊之苦痛,不能不望政府求援”[19]187。3月8日,到达澜沧县上允城,见刀氏土司,“赠以总理遗像、□帽、党国旗及个人相片”[19]216。3月12日,到达佛房,“购得铁机绣马褂及长袍料一套,以赠送孟连土司”[19]222。3月17日,见募乃土司石玉清,“赠以私人像片及徽章两枚”[19]224。
在孟定、班洪等地,周光倬还呼吁土司边地不能不争。1935年2月5日,“慰劳土司并便告以边地不能不争”[19]176。2 月15日,告以“对于土地,寸土尺地皆不让步,必达到班洪地方之希望”[19]187。
周光倬向土司赠礼和告诫土司寸土不让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周光倬所赠,除了一些物质礼物,还有象征意义之物——党国旗、总理像、总理遗教表解及徽章等。周光倬送给土司们代表国家的党国旗等物,有助于增强土司等边地人民的国家观念,加强中央与地方土司之间的联系;而告诫土司寸土不让,实际上是向土司灌输现代领土观念,国家由人民全体组织而成,国家领土属于国民全体,守土固边是土司民众的责任,有助于宣传和强化现代国家观念,培养土司与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最后,向参加过勘查滇缅南段边界的人员了解情况。如罕定国、李师爷、孟定岳新爷,是对滇缅边界较为了解的人员,周光倬对他们做了详细的采访[19]176-178。周光倬还访问了班洪师爷高耀恒[19]180。此外,周光倬又进一步收集档案、地图等资料。如1935年3月12日,周光倬与澜沧县县长旃德荣交谈时谈道:“知县署存有陈、刘勘界时所用之汉文图一张,此图殊可宝贵,中央欲寻此图不得”[19]221。到达普洱后,周光倬在第二殖边办公署休息。4月20日,“看督署所存界务档案。将关于案件经过者,及关于沿边外交案件,分别圈出……见班洪附近一略图,尚调查较详,拟自绘”[19]269。
班洪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专员调查,以供交涉参考。从专员人选来说,外交部采纳了云南旅京同乡会的意见,弃用了尹明德。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省政府的特殊关系,外交部听取云南旅京同乡会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工作的推进;二是周光倬是地理教员,因地理又重实际,加之周光倬是云南人,是为合适的人选。
总体而言,此次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包括收集资料、筹措资金、拜访官员以及知名人士等。二是正式调查阶段。周光倬主要采访了三类人,对班洪事件了解的官员、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及参与过划界的人员。周光倬在昆明的准备工作细致完备,有利于更好地推进调查工作。在正式调查中,周光倬通过了解班洪事件的官员、身为亲历者的土司、参加过滇缅南段勘界的人员等,向土司赠送礼物,告诫土司寸土必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因李元凯的不配合,测量工作无法推进,从而影响了调查的成效,但不能说完全“无结果”。调查后,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周光倬完成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其对班洪地区的调查,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了解边地的真实情况。在分析班洪事件近因时,周光倬采纳了李曰垓等人的建议,资料来源可靠。周光倬的《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与张维翰的《拟陈滇缅界务意见书》有部分相似之处,体现了调查工作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同时周光倬也有自己的突破,其中部分“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意见”对后期的中英滇缅边界会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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