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为了攫取位于班洪炉房的银矿，英国当局出动大批人员进入云南的班洪、班老地区。1934年1月，班洪当地人民与英方展开激战，冲突持续到同年6月，史称“班洪事件”。当地人民奋勇抗争，其中景谷县团防大队长李占贤组织了“西南民众边防义勇军”助战。在昆明则有爱国人士成立“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声援班洪的抗英斗争[1]。1934年1月至3月，身为外交部驻云南特派员的王占祺与英方多次交涉，但英方坚持未越过黄线（即陈刘线），并以私人方式和正式信函强调此事[2]。
1934年3月18日，旅京滇人因西南边防紧急而组成的云南旅京同乡会[3]，开会讨论此事[4]。3月21日，云南旅京同乡会推举代表张凤岐等20余人，向中央请愿，要求中央向英政府提出交涉，并派代表到滇缅边界调查[5]。3月24日，“我外交部向英使馆严重抗议，提议派员勘界，并由外交、军政、参谋三部会同派员前往调查，同时更决定对班洪交涉之进行步骤。（一）电滇省府，派员察勘边界。（二）会同陆地测量局研究滇缅界址。（三）照会英国在此问题未切实解决以前，不得再有任何行动，以免益滋误会。（四）呈请中央选派参谋李元凯、杨光荣为勘界正副专使，会同外部所派外交专员，暨陆军测量局高级测量员，从事勘察。（五）由外部事先照会英使，请该国推派代表，会同前往班洪实行勘界。”[6]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外交部两部派员赴滇缅边界调查，以供交涉参考，参谋本部决定派遣李元凯，外交部本意打算派遣有滇缅界务工作经历的尹明德，后因云南旅京同乡会反对作罢[7]。1934年4月5日，应滇省旅京同乡电召，滇籍军官赵云岸到南京，报告滇缅界务沿革。同日，蒋介石召李元凯赴赣，咨询一切，并指示勘界事宜[8]。4月18日，经云南旅京同乡会举荐，周光倬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班洪事件及滇缅南段未定界情况。1934年6月10日，周光倬一行从南京出发，于同年7月1日到达昆明。在昆明，周光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至1934年10月23日才从昆明正式出发。1935年5月8日，周光倬等人返回到玉溪，结束调查后写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
目前，学界对班洪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佤族人民的抗英行为[9-14]、云南地方管理机关及国民政府的应对[15-17]。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使用周光倬著、周润康整理，2015年出版的《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1）。关于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仅有苑世林从地理考察的角度探讨了周光倬调查工作所涉及的民族、物产、界务、教育等方面[18]。
因此，本文以《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为基础史料，辅以其他材料，围绕周光倬的准备工作、周光倬滇缅边界调查的经过、周光倬边界调查的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到达昆明后，为调查滇缅边界，周光倬展开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其一，收集资料。周光倬收集到涉及滇缅边界的资料除了相关官员所著的书籍，还有滇缅南段未定界的档案、志书、地图等。1934年7月4日，《滇缅边界调查日记》云：“借来陈崑山所刻之《宦滇存稿》一书，托实若觅人代抄”[19]15。7月5日，“阅南段未定界档案，以陈灿及石鸿韶两人之存案较有关系，托陈科长代觅书记抄誊。三时至实业厅晤实若及吴漱泉先生，谈请代抄关于档案事”[19]15。7月27日，“借得关于界务书、志书共十二册，其中最有关系者为黄云生《滇南界务陈牍》、薛叔耘《滇缅划界图说》二书，拟觅人代抄稿”[19]28。9月17日， “看《顺宁府志》”[19]49。9月20日， “看《永昌府志》，顺手摘录，所搜的材料亦不少”[19]50。
查勘滇缅南段边界，地图尤为重要。因此，周光倬专门收集了云南省政府绘制的滇缅边界南段地图。1934年7月24日， “得见民国十四年（1925年）该局派[员]所测南段未定界之编撰图为十万分之一”[19]26。9月7日，“王玺君来，讯其测量局地图印就否，并催其将所绘地图赶出”。[19]45 9月12日，“访测[量]局赵局长谈所印地图，知于日内可以印出”[19]48。
其二，筹措资金。云南省政府向周光倬等人提供资金支持，周光倬等人可在沿途分兑。1934年7月14日，“由陆厅长处知昨日省会议对于中央此派来之任务仍赞助进行”[19]19。10月19日，“向财政厅拨兑滇票新币三千六百元（合旧币一万八千元），分由大理、永昌、腾冲、镇康、澜沧、普洱等六县分兑”[19]62。
其三，拜访官员以及对滇缅边界有所了解的知名人士。其拜访原因为：一是疏通关系，以便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征集众人看法，以便了解班洪事件原委。其中，所拜访官员有龙云、卢汉、缪云台、丁兆冠、顾视高、陆亚夫、周钟岳等；知名人士有陈一得、秦璞安、李景森等。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李景森，他是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人，其在《葫芦王地概况》一文中，曾提出开发葫芦王地的建议[20]。1934年7月13日，周光倬与李景森谈及班洪事件，日记云：“据彼云前后共到过四次，此次事件实由于政府对于汉奸马美廷、宋忠福驾驭之失策所致”。周光倬根据李景森的意见，其认为有三点要注意：一是炉房位置是否在黄线之外；二是团结葫芦王，使其共同抵御英人；三是使汉奸马美廷、宋忠福内向[19]18-19。李生庄的《云南班洪问题之真相》[21]在讨论班洪事件起因时，其中“利之所在人”所指的就是马美廷、宋忠福二人。这足以佐证李景森所说的真实性。
总之，周光倬在昆明期间所收集的资料，为接下来的实地调查提供了参考；所筹措资金，为后期调查提供了经济支持；拜访官员及其对滇缅边界有所了解的知名人士，为后期更好地调查班洪事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身为外交部特派专员，周光倬“所负的使命……是班洪问题” [19]413及“调查未定界实情”[19]176。为此，他采访了三类人：一是对班洪事件了解的官员，二是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三是参与过划界的人员。
周光倬于1934年7月抵昆明，10月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保山、腾冲、镇康，到达孟定，又到勐角、勐董，经岩帅、双江赴澜沧、孟连，然后从勐遮、勐海、景洪转普洱，最后沿宁洱、磨黑、元江于1935年5月返回昆明。
首先，在路途中，周光倬访问了部分对班洪事件比较了解的官员。如到大理，周光倬访问了赵钟麟，并与他讨论班洪事件。赵钟麟认为，班洪事件的“远因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缪云台之处置失当，派美国工程师卓柏往调查，仅由缅甸往班洪，随即由缅出省。其所上意见，以为无开采之价值，即其地亦应属缅甸。事干边界，妄事定论，影响不小。此其内容必系勾结缅甸工程师伍波澜之故。近因则由于东北丧失，英人观此，始乘机侵入。实则果能于北伐军胜利时即着手经营，先下棋一盘，则当时英人退谦，何致蕴染至今，而引起此恶果”[19]78。到腾冲，周光倬专门拜访了李曰垓，李曰垓是云南腾冲人，时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督办。李曰垓对滇缅界务极为重视，其1930年所著的《滇缅界务说略并图》分为四章：界务之分段、南段之损失、北段之延误和今后之补救[22]。班洪事件发生后，李曰垓向云南省政府报告班洪情况[23]。在昆明时，外交部来电要求周光倬“尊重地方意见之处……以第一殖边督办李子畅先生意见较有办法”[19]29。1934年12月14日，李曰垓向周光倬谈及：“此次班洪之事变，原于班弄之酋马美廷、户板领袖段子光（保山人）、贵概厅土司杨文炳三人为主，又加一宋忠福，相连一气向银公司献媚，为之动心。由马美廷先运动班老，已接受。再向班洪、永班疏通。班洪本为长房，见此事于己不利，遂与班老联合，誓不承认，乃事先讨伐班老。马美廷遂率兵进攻班老，烧毁其寨子。而[后]进攻班洪，占炉房。斯时又恰遇李占贤出兵，大受损失，对方所得不偿所失，于是杨文炳首先退出，而老银厂不料受此挫折，颇为懊丧。英政府深怪马等之[人]欠斟酌，皆受申斥，遂告失败。实则此事之起，皆由于班洪之攻班老也。” [19]125
其次，通过官员了解班洪事件本身，远远不够。班洪事件发生后，班洪等地的土司以武力对抗英军，因此慰问土司是了解事情真相的另一途径。如周光倬到达孟定等地土司管理的地区，给土司送礼以表慰劳。孟定土司罕中兴、耿马土司罕富廷、班洪小王胡忠汉等人，均参加过抗英的战役，其中孟定土司、班洪土司是班洪事件中较为核心的人物，此外，由于班洪王胡玉山于1934年10月去世，所以周光倬未能见到此人。
1935年2月6日，到达孟定后，“送与土司礼物——计花缎马褂料、袍料各一份，毡帽一顶，党国旗，风景片本，总理遗教表解，总理像，徽章，丝棉线、针一包，火腿罐头半打”[19]177。2月15日，到达班洪，“告以此来代中央政府慰劳，所送礼物极微末，不过略表情意而已”，班洪土司则“表示欢欣之感，并述时时受惊之苦痛，不能不望政府求援”[19]187。3月8日，到达澜沧县上允城，见刀氏土司，“赠以总理遗像、□帽、党国旗及个人相片”[19]216。3月12日，到达佛房，“购得铁机绣马褂及长袍料一套，以赠送孟连土司”[19]222。3月17日，见募乃土司石玉清，“赠以私人像片及徽章两枚”[19]224。
在孟定、班洪等地，周光倬还呼吁土司边地不能不争。1935年2月5日，“慰劳土司并便告以边地不能不争”[19]176。2 月15日，告以“对于土地，寸土尺地皆不让步，必达到班洪地方之希望”[19]187。
周光倬向土司赠礼和告诫土司寸土不让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周光倬所赠，除了一些物质礼物，还有象征意义之物——党国旗、总理像、总理遗教表解及徽章等。周光倬送给土司们代表国家的党国旗等物，有助于增强土司等边地人民的国家观念，加强中央与地方土司之间的联系；而告诫土司寸土不让，实际上是向土司灌输现代领土观念，国家由人民全体组织而成，国家领土属于国民全体，守土固边是土司民众的责任，有助于宣传和强化现代国家观念，培养土司与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最后，向参加过勘查滇缅南段边界的人员了解情况。如罕定国、李师爷、孟定岳新爷，是对滇缅边界较为了解的人员，周光倬对他们做了详细的采访[19]176-178。周光倬还访问了班洪师爷高耀恒[19]180。此外，周光倬又进一步收集档案、地图等资料。如1935年3月12日，周光倬与澜沧县县长旃德荣交谈时谈道：“知县署存有陈、刘勘界时所用之汉文图一张，此图殊可宝贵，中央欲寻此图不得”[19]221。到达普洱后，周光倬在第二殖边办公署休息。4月20日，“看督署所存界务档案。将关于案件经过者，及关于沿边外交案件，分别圈出……见班洪附近一略图，尚调查较详，拟自绘”[19]269。
班洪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专员调查，以供交涉参考。从专员人选来说，外交部采纳了云南旅京同乡会的意见，弃用了尹明德。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省政府的特殊关系，外交部听取云南旅京同乡会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工作的推进；二是周光倬是地理教员，因地理又重实际，加之周光倬是云南人，是为合适的人选。
总体而言，此次周光倬的滇缅边界调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包括收集资料、筹措资金、拜访官员以及知名人士等。二是正式调查阶段。周光倬主要采访了三类人，对班洪事件了解的官员、亲历班洪事件的土司及参与过划界的人员。周光倬在昆明的准备工作细致完备，有利于更好地推进调查工作。在正式调查中，周光倬通过了解班洪事件的官员、身为亲历者的土司、参加过滇缅南段勘界的人员等，向土司赠送礼物，告诫土司寸土必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因李元凯的不配合，测量工作无法推进，从而影响了调查的成效，但不能说完全“无结果”。调查后，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周光倬完成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其对班洪地区的调查，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了解边地的真实情况。在分析班洪事件近因时，周光倬采纳了李曰垓等人的建议，资料来源可靠。周光倬的《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与张维翰的《拟陈滇缅界务意见书》有部分相似之处，体现了调查工作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同时周光倬也有自己的突破，其中部分“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意见”对后期的中英滇缅边界会勘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滇人对英兵侵占班洪之主张 民众外交后援会发表宣言[N].申报，1934-03-01（10）.
[2] 王占祺函旅京滇人述交涉经过[N].北平晨报，1934-08-06（4）.
[3] 旅京滇人组同乡会[N].申报，1932-01-12（8）.
[4] 英侵滇矿事件 当局拟派员前往调查 旅京滇人商应付方策[N].申报，1934-03-18（3）.
[5] 汪向中政会 报告中英外交[N].大公报，1934-03-22（3）.
[6] 苏大成.滇缅界务问题之回顾与前瞻[J].新亚细亚，1934，8（6）：45-46.
[7] 滇缅疆界纠纷外参两部派员查勘[N].申报，1934-04-17（3）.
[8] 滇籍军官报告滇缅界务沿革 蒋召李元凯赴赣咨询[N].申报，1934-04-06（3）.
[9] 李景煜.云南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一曲凯歌：班洪事件简述[J].云南社会科学，1985（3）：58-62.
[10] 李国明.民族精神：云南沧源班洪抗英斗争胜利之本[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28-230.
[11] 黄光健.从反帝斗争看近代佤族国家观念的形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2）：12-14.
[12] 张子建.民国时期中缅边界问题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回响[J].贵州民族研究，2011（2）：141-146.
[13] 白志红，柳青.民族·资源·国家：中缅边境佤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思想战线，2012（4）：38-41.
[14] 孙闯.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论班洪事件对班洪佤族人国家认同的影响[J].创造，2020（2）：19-25.
[15] 洪崇文.从班洪事件看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运作[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3）：69-78.
[16] 陈国保.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2）：132-142.
[17] 陈力.班洪事件新论：以南京政府的应变和佤族的民族认同为视角[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12）：17-28.
[18] 苑世林.民国时期滇缅边区地理综合考察研究（1934—1935）[D].昆明：云南大学，2018.
[19] 周光倬.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M].周润康，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20] 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下卷[M].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239-270.
[21] 李生庄.云南班洪问题之真相[J].申报月刊，1934（10）：69-70.
[22] 李曰垓.滇缅界务说略并图[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30.
[23] 英兵二千侵占滇边之警耗[N].申报，1934-02-21（9）.
[24] 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199.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对外关系史料选编第二辑：第19册[M].北京：蝠池书院，2017：453-455.
[26] 滇缅勘界工作暂停 俟深秋瘴气消减方可再行前往[N].申报，1935-04-22（3）.
[27] 张凤岐.云南外交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6.
[28] 严德一.云南边疆地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