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洋车”
洋车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叫法，在北京叫洋车，现在咱们很多演北京的影视剧里，动不动就是叫“黄包车”，北京从来没有“黄包车”的称呼，只有上海等南方地区叫黄包车。不论黄包车也好，洋车也好，不是仅针对这车，是连人带车的称呼。上海雇车，“喂，黄包车”，黄包车既代表了车，也包括了拉车的人，是一个组合。北京这个组合叫“洋车”，到了广东叫“车仔”，到了天津叫“胶皮”。为什么叫胶皮呢？据说盛宣怀出使日本，带回来一辆洋车，洋车严格意义上应该叫“东洋车”，只有日本才有，后来才发展到中国和东南亚。我去过日本北海道小樽，小樽现在还有这种人力车。最初那两个轱辘是铁轱辘，没有胶皮，后来才有胶皮的轮胎。洋车轱辘上用的胶皮轮胎，全是英国邓禄普公司出产的，有了这个以后，拉起来和地面的摩擦小了，这车就不怎么颠了，拉车的人也轻快了，轮胎还可以换，所以有一圈轮胎这个洋车就比较进步了。天津人一看这个东西也很新鲜，干脆连人带车都叫“胶皮”。
鲁迅的短篇《一件小事》，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写洋车夫的。一般来说，拉车的最高理想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像祥子那样，花了一百二十多块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他很爱护，也很自豪。国家大剧院曾经演《骆驼祥子》的歌剧，让我写了一篇关于洋车的文章，放在节目单的前面。第一场场面非常大，就是一个大场景的咏叹调——“看我这车,这车多么好”,旁边就有众人褒贬附和的合唱,这人说好车，那人说不好；这人说值了，那人说不值，祥子和整个群体互动的情景、心态都表现出来了。
一辆洋车的讲究首先在于车架好、轮胎好，白铜的或黄铜的挡泥板，擦得要倍儿亮——就像今天开汽车的人洗车，舍不得花钱洗就得自己擦；也像从前骑自行车的时候，有自行车的人使劲擦这自行车，擦得倍儿干净。拉洋车的也有个脸，车就是他的脸。这种车有折叠的棚子，夏天的时候是月白色的布棚子，遮阳；雨天有油布棚子，突然变天下起雨来，把这油布棚子支起来，可以防雨，坐在车里面的人自然就淋不了多少雨，但是拉车的人顶多戴个草帽，还是要淋雨。
洋车的铃要清脆悦耳，跑起来，车夫嘴里可能喊着：“靠边靠边，车来了，看车。”手上有打的铃，还有脚踩的铃。洋车的车灯是四面玻璃的煤油灯，也有电池灯。时间长了，玻璃就污了，要拿布把这车灯擦得倍儿干净，倍儿亮。雇车的时候，哪个雇车的主儿都希望挑一辆干净车。这车座套要洗得干干净净，夏天是棉垫子上铺凉席，冬天可能就是棉垫子，垫子要厚实，要干净，夏天是月白色的，冬天可能是深颜色的。
可是绝大部分拉洋车的，生活还是比较困苦的，没有能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当时一辆新洋车的价钱，是九十块钱到一百二十块钱。作为一个拉洋车的来说，攒一百多块钱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绝大部分是在车厂子里租车拉，车厂就像《骆驼祥子》里虎妞她爹刘四爷经营的仁和车厂之类。
租车厂的车，你拉一天车下来，不管挣没挣着钱，都要交车份儿，就跟咱们今天的出租车似的。拉车中途有什么坏了、保养，得车夫花钱。拉洋车的也能挣钱,拉城里的活儿没有那么贵,一般都是在一毛、一毛五、两毛、三毛，在北京四城跑，最多不超过三毛钱，刮风下雨可能坐车的人会多给一点外加的辛苦钱。一天拉个三五趟活，假如能挣一块五到两块就已经了不起了，可能还得交五毛钱或者八毛钱的车份儿钱,剩下的得挣出一家大小吃窝窝头的嚼谷，如果再剩一点钱，就犒劳一下自己。拉车的也心安理得，因为他为一家人挣钱很辛苦，他吃得要比别人好一点。一家人晚饭也许是棒子面窝头，他中饭在外头可能来个酱肉加烧饼，还能喝二两，这是指能遇上些肥活儿，他才能对自己犒赏一下，要是运气不好或是遇上兵荒马乱，这一天就算是白干了。
拉洋车说是一个力气活，实际上也是个技巧活。首先是必须得会干。你要是一松手，后面坐车的仰个回去了，摔着、碰着是你的责任。
洋车两个轮子前头有两根长杆，拉着这么跑，拉车的重力一定要掌握得适度，你要是一味使劲往前跑，反而跑不快，这完全需要一种惯性。
后面那个坐着的人压着那个车，你这边再按着把，阻力就小。有的洋车跑起来，两脚能离地，就是蹬这么一步，这两脚可能空着再蹬一步，好像腾空而起。拉车的也要跑得“边式”（就是帅气），在这一行里自有他们的标准。
雇车也有学问，雇太年轻的不行，十七八岁，有力气，但是没技术，是愣头青，也不懂躲闪，很容易出危险；而年龄太大的跑不动。
一般来说三十岁上下的是最好，有经验，也有力气。那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坐洋车，认为很不人道，你在上面坐着，跷着腿，前面那个人扶着两根杆儿拉着跑，于心不忍，所以不愿坐洋车。
有的富裕人家可能家里有包月车，包月车就是私人家雇着一辆车，固定给一家人拉，有活儿就走，没活儿就闲着，每月挣固定的工资，车是人家主人的，也有带着自己的车拉包月的。拉包月车挣的是一个死钱，却稳定，《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也给人拉过包月。我家从来没有过包月车，因为我的祖父深居简出，外出的时候不多，两位祖母虽常外出，但是胡同口随时都有洋车停靠，十分方便，没有必要养一辆包月车。家里曾一度买了一辆汽车，也雇了个专职司机，但是北平沦陷后，家中生活拮据，也就卖掉了。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末，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四五年间，有一个交替，就是街面上既有洋车，也有三轮车。三轮车不叫洋车，洋车不等于三轮车，洋车只有两个轮子，而三轮车是三个轮子。很多人开始愿意选择三轮车坐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半机械化的车，不是拉车的人在地上跑了。三轮车和洋车交替时，基本上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敌伪时期，逐渐洋车不见于市面。今天咱们拍的很多影视剧，到40年代末还满街拉洋车呢，那是很不真实的。最后一代洋车夫，大概就是像《四世同堂》里的小崔那样的，那是在北平沦陷初期。
三轮车取代了洋车以后，价钱和洋车所差无几。上海虽然从洋车改成了三轮车，但基本上都叫黄包车；天津叫胶皮，也有叫三轮的；
只有北京的叫法泾渭分明。从骡车到洋车，再从洋车到三轮车，这是北京人在城里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
我小时候已经没有洋车了，但三轮车坐得很多，我父母他们是新派，出门喜欢坐公共汽车。我的两个祖母出去，一般是雇三轮车。三轮车的闸是在车的横梁上，用手这么往上一拉，车就制动了，我最喜欢看三轮车夫这么一拉，那车就停了。那时候我家住在东城南小街，从那里到东安市场，三四站路，当时的价钱，标准价是一毛五。有时候我祖母觉得车夫挺辛苦，给两毛钱不用找了。
但是遇到刮风下雨，还有兵乱(《骆驼祥子》就描述过这个)，情况就会不同。平常从西直门到清华园，可能是三毛钱，如果遇上兵荒马乱，出不了城了，三轮车就可以漫天要价，结果出西直门到清华园愣要两块钱，这种情况也有。当然这就属于比较黑了。
当时燕京、清华的教授进城，进城以后三件事：一个是逛英文书店或中文书店，中文书店在琉璃厂、隆福寺，几家英文书店在东安市场的丹桂商场，像中原、春明等；第二是吃小馆，清华、燕京那些个地方没有好馆子,解馋要到城里咱们以上说的那些有名的饭馆;还有一个就是听戏。所以一般来说,他们的安排是这样:头天下午从西郊进城，吃顿馆子，晚上听场戏，第二天早上逛逛书店，吃完中饭回燕京、清华。那个时候没有双休日,就是单休一天。那么停留的这一天怎么办呢?不住旅馆,住什么地方呢?当然有亲友的可以住亲友家,没有亲友的，当时燕京和清华在北京内城有很多临时性的招待所。我去过的像骑河楼——原来妇产医院旁边有一所院子，就是清华大学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有专人管理，被褥什么的都是干净的，有人给换。
后来有了公共汽车，进城就坐公共汽车，除非私人有汽车的，但那太少了，基本上就是坐三轮。
内城的三轮跟跑长途的三轮是不一样的。内城三轮，第一车干净，拉车的穿得比较整齐，没有光着脊梁拉车的。30年代初统一管理以后，发一种号坎，等于工作服，其实就是一个坎肩，夏天可以单穿，冬天套在棉袄外面。有相当一部分拉洋车的不穿号坎，但是得带着，搁座位底下。座位底下是小箱子，那里头都是拉三轮的零七碎八的一些工具什么的，号坎就搁在那里头。或者有的穿着自己的小短褂，号坎在身上搭着。不管穿不穿这号坎，你都得带着。这号坎上面有编号，是你的行车执照，就像咱们现在开车出去，不敢不带驾照，那个号坎就是驾照。
有很多三轮是不出城的，不愿意跑远道，但也有愿意跑远道的。
刚才说的这些教授坐三轮从内城坐到西直门，再换专跑远道的，到燕京，到清华园，这车价钱就贵了些。从西直门到清华园，大概在五毛左右，车也没城里的那么干净，跑热了，光着脊梁跑的也有，就不那么规矩了。那时很少有在东四雇个车,一直给拉到燕京大学的,偶尔可能会有,基本上要换乘,就是到了西直门门脸儿,换一个跑长途的。
跑内城的和跑长途的是同一个行业中的两个不同分工。
三轮车停靠的地方非常重要,那时候很少有人像现在打出租车一样,站在马路边上招呼三轮的。基本上是车等人,等在什么地方呢?
胡同口。但是你别找那都是穷人住的胡同，一般得是有大宅门的胡同。
这种人家里面有自己的包月车,可能就不雇外头的车了。但是你别忘了,这种大宅门里头人来客往多,客人走了就要雇车的,还有不少。
再说大宅门可能只有一辆车，要是同时从一家子出来，除了那个包月，也可能会再雇几辆拉散座儿的，总会有生意。
除了大的胡同口，还有一些像金鱼胡同东安市场的北门、西单商场的门外,都停着一溜儿洋车或者是三轮车等座儿,总有人叫,甚至待不住。还有一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在中山公园的南门，就是今天天安门西边那个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每次和家人去中山公园，那里最少停着十几辆车，多的时候二三十辆车。因为很多人到来今雨轩喝茶什么的，雇车雇到中山公园，这车可能就不走了，停在那儿，等着再出来的人，又是一趟活儿，就像今天出租车到机场，有去有回。
车站都是一些接人的、送客的，所以在前门火车站停靠的三轮车或洋车也非常多。再有就是戏园子，这种车叫拉晚儿的。那时北京晚饭以后，街上的行人就不太多了，拉车的可能就回家休息了。到十点半、十一点再出来，到戏园子门口，比方说金鱼胡同吉祥戏园、东华门真光戏园、珠市口开明戏园、前门外的广和戏院、中和戏院，门口都停着三轮。那时散戏晚,总要到夜里十二点前后,戏一散了,三轮、洋车就都围上来，“要车吗？您上哪儿？”这时的价钱可能就比白天的价钱翻倍。拉晚儿的百分之百能挣着这个钱，起码他不会白去，没有散戏后这一场人都不雇车的，只是有远近之分。
上世纪50年代，三轮车生意也还很好的，到处都有三轮车，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说。许多国家干部也会乘坐三轮车。那时候三轮车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交通工具,并没有把它上纲上线到剥削这个程度。公职人员也叫三轮,尤其去看病什么的都坐三轮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三轮消失了。生了病，最多就弄个平板车，三轮基本上就绝迹了。现在三轮车又重出江湖了，什刹海胡同游什么的都是三轮，但是性质和旧时完全不同。从什刹海到后海转一趟竟能要二百元车费，纯属用于观光。那时候的三轮跟今天的三轮形制也不太一样。今天的三轮都是双人三轮，一个人在前蹬车，后面坐两个人。以前北京的三轮车90%都是单人三轮，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去，得雇两辆车，很少有双人座的三轮。但在南方，上海有很多两人座的三轮车，广州的三轮基本上也都是俩人的，当然一个人坐也没问题，并不少收钱。
早年北京，也有出租汽车，民国时代已经有几家出租汽车公司，最大的公司也就有五六辆车，小的可能只有两三辆，多是那种老爷车，价钱可能是洋车的十倍左右，洋车要两毛，出租汽车可能就是两块，所以北京人很少有人雇汽车的，最多结婚弄个花车，所以出租汽车生意并不算好。
上世纪50年代，仅有的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在东华门大街路南，后来在东四三条又开了一家，也就二十几辆小轿车，电话号码是一个连续的数字，好记。但是叫出租车的也很少，即使生孩子都不坐，而是坐三轮去医院，只有产妇出院怕受风才雇个出租汽车。结婚坐出租汽车，接送病人可能坐出租汽车，那时出租汽车的用途是比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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