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编者按
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关系密切的斯拉法1927年应凯恩斯之邀去剑桥大学任教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驻英国使馆仍然监视他，这使得斯拉法形成了不和剑桥同事谈政治的习惯。同时，他积极参加了凯恩斯周围青年学者的“马戏团”（罗宾逊夫妇，米德，卡恩等），对凯恩斯从1930年的“货币论”到1936年的“通论”的思想转变影响很大。他后来潜心编辑“李嘉图著作与通信集”，其中译者也是“资本论”的翻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阿玛蒂亚.森比斯拉法小35岁，他两人成为忘年交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故发本文略做介绍。
2003年，70岁的阿玛蒂亚.森 (Amartya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刊物“经济文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斯拉法，维特根斯坦和葛兰西”的文章[1]。这是他在意大利的一次纪念斯拉法的学术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从一个学生的视角看斯拉法”的缩减版[2]。森回忆说，50年前的1953年10月，20岁的他从印度坐船到达英国的第一周后，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 斯拉法的房间里拜访。斯拉法是森整个本科学习期间的“学术指导”（Director ofStudies）, 这意味着斯拉法要帮助森选定具体课程方向的老师（斯拉法给森选的老师包括罗宾逊夫人，Maurice Dobb等），也意味着森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斯拉法去讨论。不过，森强调说，“可以来讨论任何问题”（“discuss anything”）一般只被理解为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少本科生经常去找自己的“学术指导”。森却真的这样做了，和比自己大35岁的斯拉法(Piero Sraffa, 1898-1983)成了忘年交。
经艺术家朋友的介绍，斯拉法1921年8月首次在英国拜访了凯恩斯（凯恩斯和伍尔芙姐妹等艺术家来往密切，形成著名的Bloomsbury团体）。凯恩斯邀请斯拉法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关于意大利银行危机的文章，不料斯拉法的文章发表后墨索里尼大为光火，亲自打电报给斯拉法的父亲（位于米兰的Bocconi University校长）要求其劝说儿子声明撤稿。面临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日益猖獗的形势，凯恩斯1923年邀请斯拉法赴剑桥大学任教，但因为斯拉法1919年和葛兰西一起编辑“新秩序”杂志被意大利和英国政府视为左倾激进分子，斯拉法1927年才抵达英国。实际上，斯拉法并未加入葛兰西1921年创建的意大利共产党，但他和葛兰西保持着密切的个人交往，1926年葛兰西入狱后，斯拉法给他在米兰一家书店开了一个由斯拉法付账的买书账户，为葛兰西写出著名的“狱中笔记”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斯拉法来到剑桥两年之后的1929年，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他1903年首次来剑桥跟随罗素学习逻辑），此时维特根斯坦因为“逻辑哲学论”1921年的出版已经扬名世界，凯恩斯把维特根斯坦的回归剑桥称为“上帝来了”。但维特根斯坦1945年出版的“哲学研究”却完全推翻了以前的“逻辑哲学论”，这一根本转变维特根斯坦自己在序言中归功于和斯拉法在“三一”学院的频繁散步和讨论。
因此，指出斯拉法对维特根斯坦的重大影响并不是森这篇回忆的贡献，这一点是维特根斯坦本人和许多研究者和传记作者都广泛承认的。森的文章的特色在于他把葛兰西放进斯拉法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中，并探讨了斯拉法的哲学思考对斯拉法的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特别是斯拉法在1950-1960年代“两个剑桥资本理论争论”中的特殊地位。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关于命题的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是一种图像理论( the PictureTheory of Meaning), 认为一个命题（句子）和它所反映的事务必定有同样的逻辑形式。斯拉法却用意大利拿波里地区的一个表达怀疑的手势推翻了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因为这个手势谈不上逻辑形式，而是特定社会共同体所接受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彻底被斯拉法说服了，他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不同于图像理论的研究命题“意义”的“人类学方法”, 即意义来自于特定共同体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规则[3]。
森的回忆文章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当他作为本科生和斯拉法在“三一学院”草坪散步时，他问了一个似乎幼稚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怎么一下被你的拿波里手势说服了？”。斯拉法的回答是，“这是很显然的啊”。森认为这并不显然，他回忆文章的精彩之处是论证了斯拉法和葛兰西共同编辑“新秩序”杂志时形成的对语言的看法（“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提供了斯拉法影响维特根斯坦的背景。我在此不做剧透，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去读本文注释2所引用的森的回忆全文。
但是，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森突出了维特根斯坦在接受斯拉法批评后仍然面临的悖论，即Saul Kripke所谓的“维特根斯坦悖论”。Kripke在其名著“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一书中说，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01节的名言“没有一项行动可以被规则所决定，因为每一项行动都可以被事后解释为依照规则做的”可以用简单的“加法规则”来说明。森用了如下“加2”的规则来解释“维特根斯坦悖论”：
森在回忆文章中用一个例子来简明地解释Saul Kripke所谓的“维特根斯坦悖论”。一个小学生被要求“按规则”在一个序列的数上继续添加，这个序列目前是2，4，6，8，10，12。这里隐含着要求小学生按“加2”的规则行事，继续添加14，16，18等等。但是，如果小学生添加的是112，我们能说他违背规则了吗？小学生可以反驳说，他或她理解的规则不是“加2”，而是“对于小于或等于12的数，继续加2；对大于12的数，加100”。因此小学生给出的序列，即2，4，6，8，10，12，112，212，312等等，这也是符合他或她理解的规则的。因此，维特根斯坦说“没有一项行动可以被规则所决定，因为每一项行动都可以被事后解释为依照规则做的”。森认为，“维特根斯坦悖论”的启发在于，对理解一个命题的“意义”的“人类学方法”（即意义来自于特定共同体的“语言游戏”规则）只能做最低限度（minimalist）的接受, 即命题的意义离不开特定的共同体的规则，但特定的共同体规则也不能完全穷尽可能的意义（例如，小学生就突破了“加2”的规则）。
在解释了斯拉法的哲学观点（即对一个命题的意义的最低限度人类学方法的解读）之后，森的回忆文章的精彩之处就体现出来了：斯拉法在1950-1960年代“两个剑桥资本理论争论”中的特殊地位要从他的哲学观点才能得到理解。两个剑桥之争起源于1954年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发表的“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一文（中译文见顾准翻译的罗宾逊夫人“经济学论文集”，参见本公号第431期“从顾准想到阿克洛夫和席勒的动物精神以及罗宾逊夫人的香蕉图示”），认为资本的异质性使得总量生产函数不可用，但此文得到了美国剑桥的萨缪尔逊和索洛的有力回应，罗宾逊夫人后来也承认在一定条件下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还是可用的。真正使得美国剑桥陷入理论困境的是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
森的回忆文章讲到，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交付出版之前，斯拉法曾要求森在保证不告知罗宾逊夫人的条件下，连续四个晚上在他的房间里看“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手稿，并当场告知阅读心得。可见森和斯拉法忘年之交的一斑。斯拉法此书最具挑战性的是证明，在一般条件下，作为可替代的总量生产要素的资本，不能独立于利润率而被定义，因而也谈不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利率。更具体的来说，“用商品生产商品”第12章证明，不同的生产技术甚至不能按“资本强度”来排序，因为资本强度会随着利率的变化而改变原来的相对排序。萨缪尔逊和他的博士生David Levhari原本希望证明一个“不变相对排序定理”（ NonswitchingTheorem）来回应斯拉法，但斯拉法的学生Luigi Pasinetti 1966年证明了萨缪尔逊和David Levhari的“不变相对排序定理”是错误的，并得到萨缪尔逊的承认[4]。
森认为，应从“意义”来自于特定共同体的“语言游戏”规则来理解斯拉法对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命题。这里的特定共同体是两个世纪以来的关于资本家收入是否来自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的辩论。斯拉法证明在一般条件下，总量资本不能独立于资本边际生产力（利润率）来定义，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但是，森也强调，不应在特定共同体外泛化斯拉法对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判命题。例如，很多情况下的计量经济研究，可以不把资本作为总量生产要素，而是作为不同的资本品，这样的生产理论还是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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