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理人 _ 朱剑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文 _ 叶葳（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人类学与科幻的纠缠由来已久。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科幻小说屡屡被人类学者引为理论线，[1]其文学创作还被直接理论化为一种“推想人类学”(speculative anthropology)。[2]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也曾修习过人类学课程，并且尤其重视从现实经验出发为小说写作进行资料研究，她准备的文档被学者视为一种推想理论 (speculative theory)。[3]在人类学教学中，科幻小说也频频被引，据统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超过100所大学开设了讨论人类学与科幻的课程。[4]
Economies of Abandonment
Elizabeth A. Povinelli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此书以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短篇名作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开场。
不少人类学者也会创作科幻小说，比如终生以人类学者为职的查德·奥利弗(Chad Oliver)出版了十余部科幻小说作品；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印度作家阿米塔·高希(Amitav Ghosh)把他的小说The Calcutta Chromosome（《加尔各答染色体》）的背景设定在了未来的纽约和加尔各答；我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童恩正同时是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他曾写下被视为中国科幻代表作之一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他在人类学理论上对摩尔根范式的挑战更被视为中国人类学复兴的一个关键时刻。[5]
这种创作者和研究者身份的互动交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幻与人类学的思考方法的共通。人类学从差异与比较出发，期待多元可能性；而争取“其他”可能性的行动基础，正是对它们的推想与分析。与之相似，科幻小说的虚构陌生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并通过对反事实或异世界的想象来促成对当下的反思。
从学科史的脉络来看，人类学者对科幻小说的兴趣尤其与人类学的两股潜流契合。
其一，关于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反思与重建。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描”首先提示我们，人类学所面对的“事实”与“数据”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民族志总是“二阶和三阶解释”（对解释的解释），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总是“虚构的”。[6]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写文化》《女性书写文化》为代表的论文集进一步叩问文化表征主义，并要求反思人类学的写作方法。许多人类学者尝试使用多种体裁与形式来丰富表达，露丝·贝哈尔(Ruth Behar)从脆弱与共情出发的自反民族(self-reflective ethnography)《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深描”要求人类学者正视意义之网的复杂多维，尽力捕捉更好的阐释与理解，而（包括科幻创作在内的）跨体裁人类学表达可以扩大民族志思辨与推想的范围。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
Clifford Geertz
Basic Books 1973
人类学中第二类与科幻小说尤其契合的理论线索，是其关于“未来”的思考。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作为最早明确以“未来”为思考切入点的人类学者之一，[7]强调人类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塑造未来，而人类学正是这种规划与行动的有效资源。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说，“我们用来思考其他想法的想法很重要”[8]，这也是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讨论科幻时借用的句子。如果未来与可能性是我们关心的命题，那么人类学与科幻的交叉就有可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想法、故事和形状”[9]。科幻不仅可以作为人类学者多元民族志的创作方法，也是能够提供丰富思想资源的艺术媒介。
第一句引语是人类学者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标题[10]，该论文探讨了为何女性在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都被视为次要性别。奥特纳认为这是由于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与“自然”更紧密相关，而男性被认为占据了负责“文化”创造的高位；之所以有这样的对立，是因为女性被要求负责生育，必然比男性更多地投入到关于物种繁衍的身心劳动中，也因而被更多地视为与“自然”相连。这篇立足于结构主义理论的论文后来成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本，并在此后50年间被广泛讨论与引用，其中也不乏批评。但奥特纳开启了“自然/文化”这一人类学核心问题的性别视角的讨论，并对女性生育遭受社会限制与文化偏见的现象发问，至今掷地有声。
同样置身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浪潮中，科幻小说家、女权主义作家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在1976年发表的小说We Who Are About To...（《我们即将......》）可以算作对奥特纳提问的遥遥回应。小说标题用一个“about to”的句式结构来引导读者关注即将发生的事，开篇第一句话却直接扔出骇人的答案：死亡。这部作品通过无名女性主角所保存的音频日记来展开叙事：八个没有技术、物资匮乏的人，因为星际旅行失败被困在一个星球上，并且没有任何被救援的希望；在争论如何生存时，男人们视不断繁衍与重建文明为目标，女主角却不相信他们有机会在这个星球长久生存下去，因而拒绝“被”怀孕；在因意见不合而脱离群体之后，女主角仍被追赶，并为躲避强奸而杀死了其他幸存者；最终，她也在饥饿中自杀身亡。
奥特纳谈到生育等“自然”属性导致女性被视为次要性别，拉斯的小说则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这样普遍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之下，女性的生活还值得过吗？由女性承担的最主要劳动，即生育，被视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下去的“自然”条件，但是这种被延续着的文明又总是重复贬损着这种“自然”条件——在拉斯的科幻推想的极端条件下，女主角决绝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我们都将死”，终结了这种文明与重复。
然而，在没有被终结的现实时空，与生殖紧密纠缠的性别权力关系持续存在，女性的生活依然会被生育能力及其过程所定义。或许正因如此，不同于《我们即将......》旗帜鲜明地拒绝进入重复着压迫的文明，更多科幻小说试图推想的是其他生殖关系的可能性。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无疑是其中的经典代表。
小说中来自地球的人类学者金利·艾被派往冬星，邀请对方加入人形星球联盟，但因为对冬星的文化缺乏了解而屡屡受阻。在不断的交往中，艾逐渐理解了冬星的社会规则，并且了解到冬星人在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固定的性别，只在每个月性活跃的短暂几天里，根据当时的情况，由伴侣关系激发出一种性别属性。作为生理上被固定为男性的地球人，艾被冬星人视为变态而受到排斥。在冬星，生育不需要依靠地球式的“自然分娩”，人们可以通过注射或传统办法怀孕，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己选择成为受孕者或获取者，还能够为了他们所怀的每个孩子在这两个角色之间转换。勒古恩在阐释自己的创作思路时明确提到，这是她试图摆脱性别生物决定论的推想尝试，是想通过“除去性别要素，找到我们还剩下什么”。[11]
在勒古恩笔下的冬星上，没有人与特定生殖行为或生育责任相连，生理分工不再决定人在繁育与文化中的作用。通过这种破坏性别定式的想象，女性，作为不被强调性/别属性的人类成员，也得以从负责生育的“自然”类别中脱身，获得自由与新生。
Understanding Ursula K. Le Guin
Elizabeth Cummin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黑暗的左手》中的男性人类学者最终理解了性别流动并与一位冬星人相爱，但与勒古恩同一时期的另外两位重要科幻作家则在相似的设定中推想出了迥然不同的结局。在她们的故事里，男性的闯入破坏了单性别社会的和睦环境与生殖秩序。
受《黑暗的左手》启发[12]，拉斯的When It Changed（《当它变了》）描述了在只有女性的Whileaway[13]星球上，所有男性都在30代之前因瘟疫而死，女性通过卵子结合来繁衍后代。在小说的开场，四位男性宇航员来到这里，希望与这里的女性结合生育，并将自己视为拯救Whileaway、让之回归正轨的救世主。星球上的女人对此感到迷惑和不满，尽管她们最终决定不杀死四个外来男性，但这个星球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到来所改变。
与之设定相似的是小詹姆斯蒂普特里(James Tiptree Jr.)[14]的Houston, Houston, Do You Read?（《休斯敦、休斯敦，收到了吗？》）中三位来自过去的男宇航员闯入了未来地球的全女社会，当时的地球依靠克隆繁殖，婴儿在托儿所被共同抚养。这三位突然到来的男性在被注射降低控制能力的血清之后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性格特质：一位企图强奸，一位试图发动政变，另一位表现温和但积极保护自己的同伴。最终，前两位被杀死，最后一位的结局未明。不得不承认的是，许多此类小说想象的全女社会平静和谐，男性入侵者总是会带来暴力性的生殖威胁，有性别本质主义的嫌疑，但是我们应该理解科幻推想往往基于作者的经历与认知，是对极端化的现实环境的推想反应。
除了构想单性别或流动性别的人类繁育，反性别、异性别的生殖方式也是科幻作家们擅长的推想方案。最著名的男性怀孕科幻小说当属巴特勒的Bloodchild（《血孩子》）。这个故事里的人类社群生存于某个星球的保护区中，由外形类似昆虫的外星人统治管理，其中女性人类继续人类生育，男性人类则成为类虫外星婴儿寄生的“孕母”。这部小说从男主角的视角叙述了他对他的外星伴侣的爱与恐惧：作为被视为重要生育资源的被保护种族中的一员，他自幼受到虫族伴侣的关怀和照顾，对对方有深刻的感情；但如果接受对方的卵子，则必须经历痛苦的生育过程——在分娩时刻须及时切开腹部取出胎儿，否则他将被自己所孕育的生命吞噬。
Bloodchild
Octavia E. Butler
Headline 2014
非常有意思的是，巴特勒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男性读者倾向于将这个故事解读为“一个可怕的奴隶制案例”，女性读者则倾向于觉得“呃，好吧，他们做了剖腹产”。正如巴特勒指出的，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她强调自己的故事是关于“爱”的行动。[15]当现代异性婚恋难以逃脱不平等的生育处境时，什么是爱？爱是可能的吗？通过让男性角色怀孕，巴特勒使得传统男性读者也可以将自身想象为一个身处不平等权力关系之中的孕妇：他好像爱着他的伴侣，但也因之被迫承担生殖的重负与痛苦。
此外，正因为意识到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弱势地位普遍与其生殖责任相关，许多科幻作家也会通过设想完全的技术生殖来解放女性。比如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小说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时间边缘的女人》）中，女主角从20世纪70年代穿越而来进入未来，这是一个无阶级、不分性别的乌托邦，全面使用体外妊娠技术是这一社会构想的核心环节之一。
科幻作家和人类学者共同指出了生殖问题的性别属性，人类学者审慎考察新生殖技术对性别权力关系的影响，科幻作家则以更挑衅的姿态在想象中颠覆着既有的性别设定与生殖关系。这些细致的文学推想在各种超现实的语境中不断打破关于性别与生殖的思维定式，用犀利的虚构揭露了现实中的不公正，对人类学分析亦是启发性的补充。生殖及其相关技术始终是政治治理与经济生产的核心对象，而生殖的性别化无疑是相关政治经济批判的关键要素。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我将继续阐发其政治经济批判以及关于新人类、新可能的想象。
[1] 例如，人类学者伊丽莎白·A.波维内利(Elizabeth A. Povinelli)的民族志作品Economies of Abandonment（《抛弃的经济》）一书就以勒古恩的短篇名作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开场。
[2] DAVISON-VECCHIONE D, SEEGER S. Ursula Le Guin's Speculative Anthropology: Thick Description, Historicity and Science Fiction[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21.
[3] STREEBY S. Radical Reproduction: Octavia E. Butler's HistoFuturist Archiving as Speculative Theory[J]. Women's Studies 2018, 47(7): 719-32. [4] COLLINS S G. 'No Anthropologist Aboard the Enterprise' : Science Fic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Futures[J].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2005, 36(2): 182-88.
[5] HARRELL S. The Anthropology of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 of Recovery and Progress in China[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1.
[6]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7] COLLINS S G. All Tomorrow's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Future[M]. Brooklyn: Berghahn Books, 2008.
[8] STRATHERN M. Reproducing the future: essays on anthropology, kinship and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HARAWAY D. SF: Science Fiction, Speculative Fabulation, String Figures, So Far[J]. Ada: A Journal of Gender, New Media, and Technology, 2013.
[10] ORTNER S B.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J]. Feminist Studies, 1972, 1(2): 5-31.
[11] CUMMINS E. Understanding Ursula K. Le Guin[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12] 拉斯在《当它变了》的后记中表达了对勒古恩使用男性第三人称he来指代无性别冬星人的不满。另外, 她强调她的全女社会想象是要挑战男性科幻作者对母系社会或无男社会的性化想象——'要么满是穿着一缕雪纺的丰满女孩，带着欲望扭来扭去；要么女性们建立了一个静态的、蜂巢一样的社会，像是一些假定的原始母系社会。这些故事都是男人写的'。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西游记》对女儿国的刻画也是类似的例子, 即使全女社会的想象也无不在男性的凝视之中。
[13] 'Whileaway' 源自英文词组 'while away' , 原意为消磨一段轻松时光，它也暗示了这个星球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全女社会时光。
[14] 蒂普特里原名爱丽丝·谢尔顿(Alice Sheldon), 她有意使用男性化笔名来回避文学界对作者性别的刻板印象。当62岁的蒂普特里的女性性别身份被揭露时, 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因之震撼，包括从她的作品中读出了海明威式的、'不可能出自女性作者的''无法忽视的阳刚之气' 的科幻作家、编辑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西尔弗伯格后来指出，蒂普特里的小说与化名有力地质疑了科幻写作中的性别概念。
[15] KENAN R. An Interview with Octavia E. Butler[J]. Callaloo, 1991, 14(2): 498.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05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