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齐晔教授致开幕辞
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大成就和联合国上百个成员国共同努力的成果；然而在1994年公约生效以后，很久没有让各国一致满意的框架性协议来继承，相隔甚久的哥本哈根协议也饱受质疑与争议。
一直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作为一个由发达国家领导、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才在广泛的共识下令人满意地通过了；不幸的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退出巴黎协定，人们对这一方案的进程感到悲观、进一步对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道路本身产生了质疑。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Jo Tydall，她是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同时也是新西兰气候变化执行大使。今天我们的对话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将请大使来做主旨发言，之后我们会请大使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海滨教授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对话。那么我就不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现在有请大使。
图为大使阁下致主题发言辞
《巴黎协定》的签署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这是全球参与者辛勤工作所努力换来的历史性成果。它涵盖了包括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执行所需融资安排的方方面面。《巴黎协定》的通过有赖于各方强烈的政治意愿、这其中也包括美国与中国。
尽管特朗普的表态使人失望，但大部分国家仍然对巴黎协定持支持态度，甚至有一部分已经批准了协定法案。超过160个参与国中大多数仍表示支持协定，并没有发生悲观者担忧的由美国“退出”可能造成的“多米诺效应”。此外，即使美国准备退出，也要到2020年的十一月才会正式生效。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框架的大门仍然敞开，如果机会适宜仍有可能回归。此外，特朗普也表示美国仍继续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而对于新西兰和其他参与国而言、我们随时欢迎美国重返协定。
中国在国际谈判当中展现的领导力对于实现和《巴黎协定》一致的结构性成果非常关键且重要。协定只是一个宏观框架性的文件，需要更加具体的行动安排才能够使协定真正有效。由于需要在195个国家之间进行全球性的沟通以平衡各国的利益关切，这种落实具体安排的沟通不能仅仅局限于谈判组内部，而是要在谈判代表团之间、各国之间进行，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巴黎协定》不仅是一个气候协定，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多元协定的一个范本，是基于互信、透明和对各国主权充分尊重的灵活性协议。这种灵活就体现在对不同国家减排能力和优势的多元考虑，在我们明确的一些参数内是有灵活性的调整；第二点，在于持续的改进性。最开始的时候尽可能的来建立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不断完善。技术的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加大，都会进一步促进成效；第三，协定框架能够具有渐进式的自信，各个国家可以自行决定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同时他们的这种承诺会随着减排实力的增长来不断提升。最后，它是建立在非强制的基础之上，以激发各国自愿履行承诺的力量；由于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设定了完善而可信的规划、考虑到了各国不同的出发点，所以各个成员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加以落实。
图为对话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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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张海滨
我带来了两份重要的报告。一份是联合国秘书长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工作会所提交的一份报告，是最新的对于这方面进展回顾。我给大家列几个数字，我觉得非常重要，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现状。那么第一个数字就是去年2016年，全球变暖仍在继续，升温1.1度；第二个数据全球冰川的缩减达到了历史新高；第三点就是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达到了400PPM。
我想在全球层次上气侯谈判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人类行动的缓慢之间巨大的差距。除此之外，刚才我提及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显示，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以前拿出一千亿美元用于气候变化治理，但现在还有很大的缺口，发达国家必须要加紧筹资来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联合主席、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气候变化执行大使
Jo Tyndall
对于气候融资，我想要对此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路线图了，就是在去年的摩洛哥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发布的。按照计划，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20年之前拿出一千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然而，这些融资不可能完全来自公共资金，它实际上包括不同的资金来源，既包括公共部门，也包括来自于私营部门的资金。它是对公共资金的一种放大，可以吸引和产生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到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当中，并帮助发展中国家。
另一点是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我们看到的数据确实令人非常警惕。气候变化有如一辆火车头，需要让其缓慢减速直至停止。比如说在新西兰，我们一半的排放都是来自于农业生产，尤其是来自于畜牧业。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使得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排放二氧化碳；但我们也在努力控制排量。美国也将排量降低至1994年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下降。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齐晔
两位都提到了气候融资，似乎两位对此持不同的观点。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去深入地讲一讲这种行动和承诺之间的差距。对于Jo Tydall关于充分动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的观点，请问张教授作何看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张海滨
实际上，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公共和私人融资的角色问题。全球气侯基金在韩国的秘书处告诉我，即使是公共融资的数量非常小，但在初期的作用也非常突出。所以我就在这儿想特别强调官方资金的重要性，就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这种公共融资在现在阶段，也就是整个起步阶段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齐晔
您说的从全球气侯基金所拿到的数字也是表明发达国家的资金是不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一资金无论大小都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是巴黎协定的一个初步阶段。我们需要资金来缓解气候变化，也需要资金去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他们都需要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Jo Tyndall大使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世界气候大会这1000亿计划中公共和私募金额所占比例，尤其是私人资金这部分、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能否介绍一下。
《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联合主席、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气候变化执行大使
Jo Tyndall
我现在不能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字，但确实大规模的资金已经筹集。1000亿的计划只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指的是到2020年我们能够筹集到这么多，并且我们有信心各个发达国家能够履行他们的承诺。我们来看绿色债券市场，在几年前还不存在，但现在它已经催生出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规模。同时这一投资的转型、从过去棕色经济转向绿色经济的投资。
我给大家谈一谈新西兰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公共资金都进入到了“绿色气候基金”。它直接通过双边的一些安排来实现的。那么对新西兰尤其如此。我们大部分的公共融资是融入到了具体的地区，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岛国，他们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他们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模式，并且是绿色经济的模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张海滨
我为什么提出了气候融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绿色气候基金是最重要的和巴黎协定相关的一种融资工具，而发达国家要承诺要给出额外的资金，这里面这个额外是一个关键词，就是他们会追加投资来支持减排，支持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另外，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承诺投资三十亿美元进入绿色气候基金，而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这样的承诺，但美国的承诺已经占到了整体基金承诺的40%；也就是40%的来自美国的“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从今年6月1号停止了，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APA）联合主席、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气候变化执行大使
Jo Tyndall
美国政府不继续支持绿色气候基金，并不意味着绿色气候基金就不能运作了。它有自己的网络，会继续进行资金的分配。我们必须要求同存异，从新西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气候融资承诺是很强的，我们也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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