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对于失业有两个互为对手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凯恩斯的需求不足论，认为当社会缺钱购买工人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时，他们就会“非自愿地”失业。第二个解释通常和芝加哥学派挂钩，认为失业是在不论工资水平如何的情况下，闲暇偏好甚于工作的自愿选择。
现在，第三种解释正在成为主流：全职工作机会和实际工资的减少都是因为自动化。平心而论，机器人吞噬人类工作岗位的概念只不过是装着技术性失业旧酒的新瓶。但这个新瓶值得关注，因为问题这个问题无法用常规政策响应手段解决。
关于技术的“官方”叙事认为不断加速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各种用首字母缩写命名的机构、智库、任务组等都认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很快就会消除或改变为数庞大但难以估量的人类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采用新技术又被认为是一国取得地缘政治和竞争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有工作模式的破坏应该受到欢迎和“缓解”，如通过让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适应自动化驱动的就业市场的需要。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发布的新报告《未来工作：二十一世纪的机器、技能和美国领导力》也持有此观点。和其他许多关于该主题的报告一样，这份报告的出发点也是不言自明但基本没有根据的假设，而它的结论也毫无新意。
比如，我们被告知，技术可能性将决定就业结果。因为大部分岗位都会全部或部分自动化，抵抗是徒劳的，适应（“减轻”）是唯一的选择。此外，必须热烈拥抱技术创新，否则“最好和最聪明的”工人就会涌向外国竞争对手。
我们还被告知，如果美国要单方面放缓自动化的速度，收到的惩罚将是失去世界舞台上的主宰地位。根据中国是美国的战略敌人这一假设，美国人接受技术创新来赢得世界领导权竞赛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最后，我们还被告知，工作是人的身份的来源。因此，挑战不是将经济保障与就业脱钩，而是拯救传统但更灵活的带薪就业。因此，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绝不能接受，因为它“成本巨大，并有可能鼓励人不工作。”
如果你遵循这些基本规则，那么对机器人的到来的唯一答案只能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让工人做好准备与机器竞争。就业市场岌岌可危的挑战必须通过让人更有危机感来解决。
平心而论，CFR报告确实很接近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周期性失业和更长期的技术性失业问题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见解。报告作者们将“充分就业”政策视为赢得公众接受自动化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这是正确的。他们甚至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时候只占30%，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1980年间占到了70%。“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作者们写道，“都有数百万人存在偶然失去饭碗、寻找工作的可能性，而在衰退和经济减速时期，这些数字还会飙升。”
但是，为了“减轻”这个问题，报告所提出的方案与让我们来到现状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根据报告，应该用货币政策扩大就业——即使这样的做法从未获得成功。而“国会和特朗普政府还应该审慎地使用财政政策来保持增长和就业”——即使“联邦预算赤字的恶化……将不幸地进一步制约”这一方向的措施。
用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就业挑战”到此为止吧。相反，我们有常规微观经济政策让人们为算法就业做好准备——即用大数据来将人们与他们保持消费者地位所需要的岗位进行匹配。再一次，我们被告知未来劳动力市场参与者应该接受定向就业教育和可转移社保，以帮助他们从一个被自动化的工作场所换到另一个。
在教育方面，报告呼吁雇主和大专院校合作开发人才“管道”。比如，它强调了迈阿密戴德学院（Dade College）的“与皮克斯（Pixar）和谷歌合作的动画和游戏开发项目”。类似地，丰田公司“成立了自己的高级制造技师计划，为来公司发展的学生提供通路。”
至于确保劳动力流动性方面，报告着重强调了以可转移福利（“工人过渡援助”）为形式的“弹性保障”（flexicurity）。其典型的做法是不试图将福利和工作本身脱钩，而是和“单一雇主和全职工作”脱钩。
最后，报告并未阐述“零工经济”中的弹性工作形式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不足，自愿选择兼职工作和自由职业，还是自动化的不自觉的入侵。作者们承认全球化和技术动力让美国大部分人口和领土在财富、收入和自尊等方面落后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补救方案是加倍努力让“落后”群体赶上来。
至于我，我从这些相同的事实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如果目标是尽量让所有人一同水涨船高，那么全球化和自动化免不了要有一些放缓。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不被甩得太远。不能因为基本靠拍脑袋的关于自动化减速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影响的结论而放弃对这一权利的坚持。
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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