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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于苍洱之间的文化老人:王富先生

跋涉于苍洱之间的文化老人:王富先生



王富先生讲故事:海神姑娘 来自东洱河蛮的苍洱语思 05:38

王富先生讲白语故事:海神姑娘

 



大理电视台白语栏目《海思果秋》对王富先生进行专访,讲述他的学问人生



 

王富先生是我的挖色同宗前辈,也是我的学问师长,是我十分敬重的白族文化老人。一直想为他写点东西,但是因为工作忙碌,一直无暇下笔。工作仍然忙碌,但这件事情不能再拖。大理电视台《海思果秋》做了一期节目,题目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发音人王富——为了爱好终身坚持”。我感觉这个标题并不能准确概括王富先生的学术人生,更让我觉得有必要动笔,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付出,他的奉献。


王富先生生于1940年,是挖色大成村王氏后裔,祖上曾经是世袭世禄的书香门第。但是几经历史沧桑,祖父辈家道已经衰落。解放前王富先生家境十分贫寒,家里仅有壹亩四分捌厘活契田,全家居住几间破旧草房,父亲从事小手工业推烟丝以糊口。他参加工作前曾经投身过大战钢铁铜、兴修水利、盘田种地,还驮运过土陶,担任过生产队记分员、会计,后来经历过“四清”“文化大革命”。1987 ~ 1996年间任过大理市轻工局物资站站长(经理)三届九年。退休以后,王富先生与三女儿在大理古城生活,他买菜、做饭、带小孩,祖孙同乐生活充实。本来,他可以像其他退休老人一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却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安逸的退休生活,开启了家人、亲友都不理解的文化人生。


王富先生自幼植根乡土,酷爱文史。在宾川中学读书时,他就经常跟历史老师探讨问题,深得老师器重。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亲眼看见家乡的不少文物古迹惨遭破坏,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谁也不敢出面来保护,造成很大损失。很多民族风俗习惯被强行禁止,白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很多优秀民族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危险。对此,王富先生痛心疾首,耿耿于怀,深感时不我待。兴趣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则是选择和坚持的核心动力。在沉甸甸的危机感和责任感驱使下,王富先生走上了一条艰辛无比的民间学术之路。


早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王富先生就开始冒着风险搜集和整理白族的民间文化。其间,他遭受到不少阻力,但也得到许多人的赞赏。20世纪70年代初,他开始对挖色一带的民族文化资料进行调查搜集,这就成了《鲁川志稿》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王富先生受到极大鼓舞,他在民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1982 年,他被大理县指派参与大理州政协首期文史资料征集会议,撰写了《洱海东西两岸白族的婚俗》一文,并被吸收加入大理州南诏史研究会会员。1986年,他曾经一度完成了《鲁川志稿》的初稿,但因当时忙于本职工作,未能最后成书。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四十多年间,王富先生利用工作之余,无数次往返于挖色—下关—大理之间,爬山涉水,足迹遍及境内山坡田野、村寨街巷,先后查阅碑文数百通,仅亲手抄录的就有五十余通,著名的大理国古碑《大理国高兴兰若碑》就是他发掘发现之后上报党委政府,最后由大理市博物馆收藏。他先后查阅过大量省、州、县(市)志及樊绰蛮书等诸多史志,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他不耻下问,广泛拜访见多识广的乡贤、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以及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了解了大量乡土民情、语言、宗教、民风、习俗、节庆、艺术、人物轶事、动物、植物、特色行业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最珍贵的是各种碑记、家谱和白族生活老物件,更多的还是当地老人的口述文献。每当发现新资料、新鲜事,他都如获至宝,欣喜万分。几十年如一日,他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已经塞满了他在挖色大成的家。以前农村没有网络,他也不会使用电脑,收集到的资料都是靠他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白语资料还需要用汉字白文来记录,对于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说,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大成的村民都知道,王富先生不喝酒、不吸烟、不打麻将,无益身心健康事不做,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文史。他所有的调查和研究都自费完成,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被亲戚朋友视为“有什么用”的历史文化调研上。走进王富先生在大成的家,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心痛:除了满地堆积的一摞摞手抄、复印的资料之外,完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他的儿女们都在大理、下关工作生活,虚岁已经80的王富先生,就在这样的生活中一个人支撑着,努力着。生活、工作的艰苦和心酸,只有他一个人默默承受。对于自己的选择,王富先生无怨无悔。但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却有很多人包括领导、家人、亲友都不理解,说他是不务正业、没事找事、瞎折腾,大家都在学汉语甚至普通话了,你记录这些白族话的东西有什么用?!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闲言碎语,让王富先生在坚持之中又倍感孤独和煎熬。


在大理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海东区域由于近现代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滞后,除了偶尔有点考古发现之外,一度成为无人问津之地。即便是曾经显赫一时、历朝历代一共出了200多名文官武将的历史文化名村大成,也少人关注。因此,毋庸讳言,王富先生的调查研究,起初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由于王富先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他的所有调查和研究都是在业余时间特别是退休以后进行的,在很多专业人员眼里,他只是一个热心于民族文化的“民科”,没有从学术角度充分重视王富先生的调研活动及其成果的价值。因此,可以这么说,王富先生的学术之苦,不仅源于家人、亲友、村民的不理解,在大理学界没有获得充分肯定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幸,大理州、市的有关领导和学界领袖还是肯定了王富先生的贡献,并及时伸出了援手。张旭先生、李一夫先生等学者型州、市领导以及张锡禄、施珍华等专家,没有因王富先生是业余研究者而轻视他的贡献,在关键时刻给予了热情的帮助。2003年,王富先生耗费30多年心血的《鲁川志稿》终于付梓了。这本书在大理市党委政府和方方面面有识之士的帮助下,终于以内部编印的方式问世。王富先生激动地说:“光阴似箭,进入21世纪,转眼间我已成花甲年华,不由百感交集。趁眼耳灵敏之年把鲁川志稿写出来,为民族和乡土留下点滴史料,始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如今蒙各方支持,使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内心倍感荣幸!”


虽然王富先生的《鲁川志稿》只是内部出版,并未公开发行,但是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我个人认为,《鲁川志稿》可能还有不少的学术瑕疵,但是它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当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洋洋洒洒的大部头学术论著实际上只是一些学术垃圾的同时,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鲁川志稿》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彰显其学术价值。这主要是由两点决定:


第一,数十年踏踏实实的第一手田野调查。

王富先生数十年含辛茹苦,在田野乡间奔走,向各界人士特别是老一辈乡贤虚心学习、求教,系统搜集并忠实记录了白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量资料,其中很多资料是具有抢救性质的。在《鲁川志稿》付梓之时,很多受访者都已离世。因此,王富先生的调研是对民族文化知识的“抢救式保护”,这些第一手的民族文化知识,在未来的民族文化建设中将凸显其重要价值。正如李一夫先生所指出的:“我对他这本书的看法是历史的一块活化石,也是白族文化的一块矿石,化石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矿石帮助人们炼出贵金属——文化精品。”信哉斯言!

关于大理和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文献,轻田野调查”的倾向。由于白族长期以来缺乏本民族文字文献,很多学者毕生都在数量有限、语焉不详的汉文文献中皓首穷经地打转,却从不愿意到民间的乡村田野中获取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学术研究与白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实际相隔离。在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张旭、李一夫、张锡禄、王富等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在今天的白族和大理研究中,更显可贵。在2018年纪念拼音白文创制60周年座谈会上,王富先生发言,再次强调了白族文化研究需要“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调查”,可能有人并不以为然,但我认为这正是白族和大理文化研究的短板,而这也正是《鲁川志稿》的价值。


第二,基于白语的口碑文献调查研究。

盛世修志。当前,各地都盛行修史编志,市志、乡志、镇志乃至村志,不一而足。但是大多数的志书,都只是各种统计数据的堆积,以及基于以往文献的汇编和泛泛而谈。唯有《鲁川志稿》,却是一本纯粹的第一手调研资料集,其中最珍贵的是基于白语的大量口碑文献,包括词汇、民歌、童谣、谜语、对联、谚语、曲艺等等,不一而足,在施珍华先生的帮助下,很多词汇还标注了拼音白文。这是白族语言文化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语言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白族文化知识的体系。很遗憾,像王富先生这样重视白族语言文字的文化人还很少,但这也正彰显了王富先生的可贵。可以想见,后世来研究白族语言和文化的人,将会不断地来学习、参考王富先生的《鲁川志稿》,因为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一本乡镇志书的范畴,提升到了白族语言和文化传承的层面。


王富先生对我本人十分关心和爱护。一方面由于我是他的宗亲后辈,另一方面是我也从事白族语言文化研究,所以王富先生对我总是呵护有加,并寄予很高期望。在《鲁川志稿》付梓之时,他通过我父亲联系我,说一定要让我题几个字。我当时只是一个博士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哪里有资格题字?但是王富先生死活不答应,最后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对王富先生的调研工作和《鲁川志稿》编印,我完全没能帮上什么忙,这是我很大的遗憾。相反,王富先生对我则随时予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他无私地把他手写记录的文献资料馈赠给我,希望我能进行整理;我负责的两个国家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标注·白语语法标注”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王富先生都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配合录音录像。在2018年纪念拼音白文创制60周年座谈会上,我把教育部、国家语委颁发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白语大理方言》发音人证书带给他,这只是最起码的一点回馈,但他却为此而感到莫大光荣。我希望,能够尽快支持老人把《鲁川志稿》公开出版,这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回报。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时,衷心祝福王富先生身体健康,学术之树长青。



《鲁川志稿》

挖色坝子

挖色镇高兴村风水塔

挖色镇大成村



            《鲁川志稿》序一

                张旭  张锡禄


王富同志是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的老会员,世居白族聚居的大理市挖色乡大成村。曾在大理市工作,现已退休。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关心本地的历史文化问题。花了很大的功夫调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基本上弄清了大理洱海东部白族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问题。如: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洱河蛮问题、海东白族的婚俗问题等。他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如珍贵的大理国时期的《高兴兰若碑》就是他发现并报告国家有关部门而收藏到大理市博物馆碑林保存的。

而他大量的精力是用在《鲁川志稿》一书的编撰之上。本书的特点是绝大多数材料都是王富同志亲自调查所得,因此富有地方民族特点、真实性和新鲜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乡镇志。很高兴这部书的编撰成功并印行,更乐于向大家推荐这本难能可贵的好志书。

我们有幸受王富同志所嘱,谨为此序。

              2001318



            《鲁川志稿》序二


挖色古称鲁坪,元代曾在这里设立孟州州治。自古为白族聚居之地。白族之先,汉代为昆弥(明)人,晋代称傻人,两种称谓都是依原来的各弥苴(gaodmidsaod)音译的前者为gaodmid译音,后者为saod 译音,各弥译为昆明,昆为古代恶兽,文人有意贬低而成,如维吾尔译为畏吾儿,苗、瑶都加犬旁的同意也。至于又称哀牢,乃因部落繁衍,又未形成统一之故。南诏政权建立,诸部落归一,都称哀牢九隆之后,这在明代白族墓碑中各姓氏称自己是九隆族之裔,王富同志在书中称白族为昆明人,这是正确的。唐代称云南境内民族为乌蛮、白蛮是极为笼统的泛指,不是斋称,而人们认识不准确,误认乌蛮为今之彝族,白蛮为白族。但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因文化高低差别而被分为黑(乌)白之两部,所以有黑达旦白达旦的蒙古族,黑哈尼、白哈尼的哈尼族,黑傣、白傣的傣族。就在现在的彝族中也有白彝黑彝之分[不是凉山州的黑彝白彝而是楚雄的黑彝和白彝(撒马都)],就在巍山境内的彝族也分为两部,他们的语言不通,《蛮书》称南诏为乌蛮别种,明明称南诏不是泛指的乌蛮,而是另外一种鸟蛮,这另一种乌蛮乃是洱河蛮中的鸟蛮,是与洱河蛮中的白蛮同一民族的两部分,所以他们的衣服言语略同。而乌蛮语需三译四译始能通。

鲁坪的世居大姓中王、杨、李、赵,是南诏时大姓的后裔,他们祖先多为南诏大理国的清平官、大军将、军将如王乐宽、杨奇鲲等是有名的人物。书中记有元末明初在时代大变中白族上层人物周能、李珠、杨惠等投向明军的史实,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更明析、更清楚。

王富是鲁坪(挖色地区)大长曲人,他对鲁坪白族的历史和民情风俗很熟悉,又是有心人,所以他撰写了这里许多鲜为人知的事物,对研究白族和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很有好处。除前面谈到的外,更有白族历史上曾有过的祭天、大石崇拜、仙掌印崇拜的活动等等,都很有益处。我对他这本书的看法是历史的一块活化石,也是白族文化一块矿石,化石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矿石帮助人们炼出贵金属——文化精品,为此写了这些杂感以代序。

               00三年七月三十日

                八十一叟李一夫叙于寒舍



             《鲁川志稿》序三


挖色地区,古称鲁川,位于洱海东岸,其北与洱源县双廊镇接壤,南与市内海东镇相连,东与宾川县鸡足山镇毗邻,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对如屏苍山而遥望大理古城,东通佛教胜地鸡足山而隐窥金顶,自古即为洱海东岸一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是洱海地区历史渊源长远的白族本土文化发源地之一。由于其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是洱海东岸连结周边地区的水陆交通集散地和集贸中心,其经济活跃,文化发达,民俗风情独特浓郁,是洱海区域白族本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

为了发掘和整理白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民族先进文化,王富先生在工作之余和退休之后,集二十余年之精力,对当地的历史遗址、文物古迹、山川地名、匾额楹联、民俗风情、传说典故、乡梓人物等进行了长期的收集考证、归纳整理和潜心研究,编著成《鲁川志稿》,并付梓成书,填补了洱海东岸地区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和桑梓史志的一项空白,虽不尽完善、系统,或为书者一家之言,但对研究大理地区白族文化的整体发展、历史渊源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谓盛世修志,该书的出版,是在党的民族文化政策引导下,对当前经济繁荣、民族团结、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工作的集中体现,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文史爱好者关注洱海东岸及至大理地区的白族本土文化,对今后当地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史参考价值,并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共大理市挖色镇委员会书记陈爱国

  大理市挖色镇人民政府镇长赵作彪

                           20029




《鲁川志稿》中的手绘地图

王富先生在工作中

王富先生在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

王富先生在从事白族民俗传承活动(右三为大理大学白语专家段伶教授)

2015年,王富先生参与王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白语大理方言》项目研究,获教育部、国家语委颁发证书

2017年春节期间,王锋去挖色大成拜访王富先生

王锋为王富先生《鲁川志稿》题字

王富先生发现并上报大理市博物馆收藏的珍贵碑刻文献《大理国高兴兰若篆烛碑》(拓片)

王富先生发现的大成千家坟波罗蜜多心经碑

大成出土的古经幢

挖色大成魁星楼


大成民居

大成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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