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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网!?下线!?

脱离节奏:论公共离网

(Aus dem Rhythmus fallen: Zur öffentlichen Entnetzung)

翻译:胡育祥

文章出处 Aus dem Rhythmus fallen

写作年份 2014

「您拨的号码无法接通」、「无法连线」,这些错误讯息已经成为我们数位连网日常生活的固定成分。而这些讯息后面,常常跟著友善但特定的请求:请再试一试。连线的希望不必放弃:我们可能会忍耐一下,稍后再试试能不能连线。无连线在这裡呈现为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而它名称本身就指出了解决的办法。「无法连线」这个一开始听起来相当简洁的论断,同时也始终呼唤著恢复秩序:「连线失败。再试一次!」这是网络社会的座右铭。做一些事情,尝试建立新连线,让错误讯息消失。无连线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障碍状况,让大家在我的网络裡暂时找不到我——但这个状况在下次尝试时就得到了排除。

这些我们所熟悉的讯息的日常性,指出了它们根植的常态假设:正常状况下,连线顺畅无碍,而且我们理所当然地假设连线会顺利出现;正常状况下,连线会建立起来,以便建立进一步的新连线。网络隐喻的胜利不只是在理论之内,它也是种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领域的自我描述,而这就展现了连线的无所不在。连线中断、离开网络、大家无法找到我,这些主题在这种背景下就只能当成障碍状况,或甚至是病态来讨论——当成一个必须迅速排除的小小不快,不应动摇我们对现代社会连线能力的信任。虽然这个连线命令在社群媒介特别明显,但这裡所关乎的问题也绝不会只侷限在这个领域。目前,几乎没有哪个社会文化领域没有被「连上网路!」这个命令触碰到:从Tumblr追踪者、网络化组织、诸科学对跨学科连结的亢奋,到反全球化运动的联络会——将所有这些现象统一起来的是,连网在这裡既是社会技术上的前提,也同样是道德上的命令。以连网失败者的形象,如害羞或精疲力尽的人,技术障碍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对应物,被道德化和病态化的社会对应物。比单纯技术障碍还更具挑衅的,必然是自己本来可以连网但却自愿放弃的人。如此一来,最能让网络社会亢奋者平静下来的,也许就剩下非自愿离网的病态化形式:气力耗尽的病人,他很少表示拒绝,他过度遵守连网的命令,而现在他再也没有力气连上网路了——虽然这个意象也许让我们将「过度」连网当成讨论主题,但它并不会质疑连网的请求[1];它没有变成「自愿」离线的模型,没有变成「漠视无穷连网可能性」的模型。

一边是最宽泛意义下的媒介技术可能性与社会可能性,一边是持续连网的道德命令,正是这两边的耦合让离网不只在目前的社会理论中难以想像,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想像。我们缺乏离网的概念,而透过这些概念,我们就不会只将离网视为意外、疾病或失败。然而,在理论模型建立之前,离网的必要性似乎就在数位日常活动中越来越清晰了。社群媒介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只面临障碍讯息,也面临一个技术可能性:取消连网,终止连线。如果我的脸书朋友都写一些无聊的旅游经历,我可能就会「解除好友」;或者,如果我追踪的Tumnblr用户没有追踪我,因而损害了未明言的互惠原则,那么我就会「解除追踪」。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解除信任」或「解除连结」。诸如「解除追踪」这种冗长的概念在这裡也仍旧指出,离网本来就没有事先得到安排。人们始终认为离网只是连网的否定,只是取消先前建立的连线而已。它顶多是清除,顶多是删除不使用、不再即时的连线;但它更常被视为具破坏性、攻击性或生病的行动。然而,这种看法尤其没有考虑到一桩很罕见的事情:高兴地删除联络人。有些人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高兴地删除联络人,遂觉得有些不安,到网路论坛询问其他人是否也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快乐——而许多人都回答:有。

即使「解除追踪」是由「追踪」衍生而来,但这些用来标示解除行为的词彙的增加——这些词彙通常不过是相对应按键的技术性标示,或是在各种软体的选单列中的技术性标示而已——却让人们注意到,网络社会既製造离网行为,也需要离网行为,纵使离网行为几乎无法被网络社会所理解。这是因为许多跃升的社会与媒介理论,虽然构筑方式完全不同,但它们令人讶异地都一同依循了连网的呼唤:它们理解社会事物时,使用著诸如衔接能力(鲁曼[Niklas Luhmann])、转译(拉图[Bruno Latour])、串连(拉克劳[Ernesto Laclau])等概念。正如同日常行为与策略一般,这些理论也只是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提供概念,来思考与其对立的概念,如无连结性、解离或断离。它们只能将切割、分隔、解除等行为或甚至是漠视的行为,构思为它们的主导概念的阴暗面。或者它们利用庞大的巨观概念,例如排除,来打包无数的日常离网行动。

然而,社会理论的离网问题不应使我们转移目光,不去考虑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领域(而不只是主体!)已经面临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回溯到自己的过度连网。例如,组织领域逐渐出现网络化组织,以回应那些没有弹性的阶序型企业结构。网络化组织具有扁平的阶序,仰赖各种形式的团队工作,期待有弹性的员工对开放办公室就像对企业维基一样精通。组织社会学家也建议使用「连结性」这个主导概念来分析这种组织形式[2]。在今日,这些连网问题对许多企业来说越来越清晰了:无止尽的网路会议让决策流程更加複杂;集体的工作形式不再产生预期的「群众智慧」,而是导致相互适应、疲劳以及某些观念成为主流;部门之间的网络连结可能成为贪腐行径的温床;大家可以持续找到我,而且我必须持续建立新联络人,这两点让劳工精疲力尽。因此,今天的企业顾问也就不意外地越来越频繁要求和筹划离网的策略;这些策略应协助企业切断没有效率而且危险的连线。

而在其他社会领域,离网也越来越成为焦点。当代艺术长期以来都相当热情地称颂自己就在连网;在「关係艺术」这个脉络中,发展出了合作与参与型艺术格式,例如第拉文嘉(Rirkrit Tiravanija)就在他的艺术展览中,和大伙一起吃泰式炒河粉。这些艺术格式应该有助于将展览观众、画廊主、艺术家连成网络,有时甚至也将偶然经过而且饥肠辘辘的访客连结进来。连网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本身就成为美的行动——这样的连网也承诺会填补艺术与其非艺术环境之间的鸿沟。然而,艺术对网络的这种热情,人们却越来越以离网之美来回应——艺术作品反省著如何才能中断衔接能力。罗内诺(Lee Lozano)的作品《大罢工》(General Strike Piece)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她将自己退出艺术界变成了艺术作品[3]。

第拉文嘉(Rirkrit Tiravanija),《无题1990》(untitled 1990 (pad thai)),1990。

罗内诺(Lee Lozano)的作品《大罢工》(General Strike Piece),1969。

彼此差异颇大的领域如社群网络、企业或艺术都面临了离网的问题。如果我们转向其他领域,那么这份名单还能快速拉长:IT安全寻求软硬体的解决方案来防范骇客攻击;而在科学裡,大家也越来越以怀疑的眼光,注视著很晚才发现的全方位连网。的确,科学有资格呼吁跨学科和跨国际,这些呼吁连带产生了联络会,而联络会则规划著下一次联络会——但就算在这个领域,大家也越来越常要求减速,或乾脆要求停下来。这一长串现象的确是由彼此差异颇大的连网形式组合而成,而且也伴随著同样差异颇大的离网愿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领域都日益面临自己製造出来的连网问题:这些问题相当丰富,从安全与效率问题、个体的精疲力尽、最后到连网连到寻不著出路——这意味著连网思维的胜利,甚至连批评它的人也被它捕获了。

然而,离网思维的初始情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离网起先还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障碍状况,如同本文开头所言,那么离网如今越来越失去它纯粹负面的样貌。离网不再标示不明原因导致的障碍,而是独立自主的剧目,由各种受欢迎行为所组成,并带有自己的正面意义。如果要理解离网,我们的出发点就必须是这些行为(或它们的沟通方式),而非那个试图逃避过度要求的个别主体。如此一来,一个如此理解的离网绝不意味著,在小岛或在高山小木屋的孤独主体,他的怀旧之情就应当受到维护。这种怀旧之情也许会证明为天真,因为就算是孤岛也的确只有透过基础的运输建设才能抵达,而且就算为了逃避一切而待在孤岛上,但也有很高机会手机可以正常运作。正是这些浪漫化的设想使我们很难像连网命令一样去思考,离网行为或许可以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将一个渴求离网的主体当成出发点,那么离网行为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追问,离网行动如何运作,人们发明出哪些常常既高明又狡猾的行动,避免产生连结。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下将离网行动当成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不会浪漫化地设想一个完完全全的离网,因为离网之所以这么有趣,就在于它是在网络中进行,并使用这些网络创造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有时对这些网络的运作来说也相当重要。如果我们望向离网行为,例如组织内部的离网行为,那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会是这些行为所构成的「群」,而非以离网主体为要,因为这些行为所依归的那些主体可能同时以其他形式连结起来了,的确,必然是连结起来了,以便能存活下去。也就是说我们若要能思考离网本身,就必须排除两个影响重大的思维障碍:一、网络社会对连网的打包设想,「再试一次」是它的表达方式,而且是以相当不起眼的方式表达出来;二、对离网主体的打包设想,这个主体引发了保守的文化批判。

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免于将离网简化地等同于可用任何方式规定的私领域。如果这裡所谈的是离网,那么重点就不是透过论证来抵抗私领域的收缩以及私领域的即时公开;离网不能等同于私领域;的确,如果我们只将离网看成单纯拯救私领域的手段,那么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批判价值。此外,连网命令也早就征服了误认为私的领域——从给孩子一支必不可少的手机,到所有连网场合中最古典的那种,亦即家庭聚会。与此相反,许多离网行为的公共性并不等同于藉由连网命令来贯穿先前为私的领域:离网成为公共问题,艺术实验著离网并用离网来挑衅,网路的活动人士公开告别脸书、推特……等,透过以上三点,离网就失去了误认为私的特徵了。而且它也不是古典的公共行动:离网行为不想沟通,不想藉以建立论述的意见,但却能採取集体的形式。

因此,只有当我们不将离网化约为障碍,也不化约为私领域,而且只有当离网没有受到无所束缚的主体这种怀旧意象所遮蔽,我们才能追问,离网时大家都在做什么。当行为的目标正是要避免新的连结,而且当行为不单单是一种故障,而是视情况出现,甚至受到欢迎时,这些行为会如何运作?或者简短地说:我要怎么行动,才不会收到回应?这裡我只能大略说说这种对社会文化层面的离网行为的分析可能得往哪个方向进行。离网分析学感兴趣的是离网在空间、时间与社会层面上究竟如何出现。

在空间层面上,离网首先意味著,摆脱「透明的媒介与社会空间」这个理想,因为它操控了许多版本的连网思维:谁想要或谁需要被大家找到,至少原则上就要能被定位。因此,不令人惊讶的是,透明早就属于网络社会的修辞了——即便是网络社会的批判者如维基解密,也不会批判这个透明理想,而只是要求更多的透明而已。这种对透明的信仰绝不侷限于数位网络或政治;它甚至牢牢刻进企业的物质性建筑中,尤其是在新经济时期。开放办公室这种设计在空间上将它表达得相当简洁:文书工作在一间所有人都能一览无遗的大房间进行。开放办公室应该让合作与创意过程变得可能;的确,它运作时是作为一项定锚在建筑中的请求,亦即和他人连网、建立团队并随时以友善态度接近他人。企业社会学家和企业心理学家很早就相对化了一开始的热情:新产生的压力远多于所期盼的创意红利[4]。离网行为创造了不透明,而且也使用著不透明:所关乎的是无法望见的地方,可供人们逃避;所关乎的是有吸引力的隐匿处或休息区,不强迫和他人沟通。新的办公室建筑越来越尝试重新让这些形式变得可能,也重新支持这些形式,让人们变得不可见。除了上述所提以外,这些以开放办公室为例的观察也深具意义。离网意味著创造并使用隐匿处、祕密空间,意味著有能力消失,变得无法辨识(数位层面或身体层面);的确,有能力将自己隐身不让人注意,巧妙扮演害羞的样子,和室内装潢融为一体。

在时间层面上,离网意谓著错过正确的时间点——不在正确时间正确地方、不够迅速回应E-Mail、太晚才结束工作或太晚才暂停工作休息。在这裡,离网也不单纯表示离开时间,而是在各自的特定时间内脱离节奏。在这意义下,离网不只必然是延迟、停止、休息,而且那种太早表述出来的建议,也将不具衔接能力,但却已经实行了。即便这些行为可能有一些几乎都来源于政治的新操作主义手册,但也绝非本身就具颠覆性。企业顾问也很早就要求「减速」,的确,甚至股市交易在市场过热时也能藉由休市「冷静」一下。

在社会层面上,离网意味著,不只失去了定位,也让自己的位置不再清楚明白。匿名化策略就是这样,它们被社会运动如匿名者(Anonymous)採用(但这些策略可以回溯到长远的匿名史);或「共用姓名」也是这样,如虚构的新情境主义作家布里赛(Luther Blissett)。离网在这裡意味著,大家无法跟我说话,因为我在社会中变得不可见了。这不只包含利用媒介技术来匿名(或是使用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也包含避免互动的种种方式。现代城市生活有一项无可抛弃的成就,就是有能力漠视众多的互动可能性,这一点已于上世纪之交,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的一篇大作聚焦讨论过了[5]。这种漠视以往人们只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阅读,视之为高傲的冷淡态度,或甚至视之为表达了一种潜在蔑视他人的社会冷漠。但这不应当使我们忽略:正是城市(而非孤岛!)的漠视经验才促成了一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城市的生活:如果有人和每一位地铁乘客说话,涉入每一场争执,购入每一位卖方贩售的一些商品,将每一个撇开的视线都理解为人身攻击,那么他不只完成不了想做的事情,也会发生非常不愉快的经验。

文化批判的角度感伤著城市的匿名,哀叹著社群属性的失去,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观察城市,我们就可以看见漠视,一种令人惊讶的都市能力:能够忽视其他人,也许甚至还高兴自己被忽视。英国社会学家童吉丝(Fran Tonkiss)甚至还谈到了「漠视的伦理」[6]。她在这方面很正确地强调,不进入互动在这裡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关係。漠视意谓著,某个可能的互动(例如公园长椅上可能的对话)没有发生,但我却意识到别人的在场,甚至我还担心起他来(正因为我没有强迫他对话!)。早期一位社会学家塔德(Gabriel Tarde),曾用别的字眼描述这种城市漠视经验。对他来说,城市就是加速连网的空间。在一本以模仿(我们今天也许会称为连网)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钜作的结尾,他设计了一座「与所有人为敌」的乌托邦:在互动往来增加时,就会允许建立一些离网区域[7]。这种与人为敌绝非反社会,而是著重于暂时不採取可能的连网途径。

早期社会学对于城市的这些构思之所以让我们惊讶,就在于它们直到今天依然合于时宜。当我们讨论数位媒介时似乎偶尔会忘记,城市经验已经配备给我们许多社会层面上的漠视技术,它们或许换个形式,在数位空间中也同样深具意义:有能力不必回应每一个讯息;有能力拒绝互动的邀请又不伤害人;有能力被陌生人吸引一会儿又不必展开对话——的确,就是一整组公开保持距离的行为,人们必须在数位空间中重新学会这些行为。此外,或许正是这些行为,我们的重访可能深具成功的希望:它们是一座宝库,社会层面的漠视行为的宝库。所谓巧妙,就在于将社会层面的离网连接到「担心他人」这个要素——连接到他的离网「权利」。在此,离网是在一个公共空间进行,它已经透过这个空间变得可能了,而且正是这个事实让离网引发高度争议。甚至是新的乌托邦希望也有可能沿著离网的这种「公共性」而成长。因此,诸如美国的社会生态学家莫顿(Timothy Morton),就要求集体的「内省空间」,他想到的是像花园和图书馆这些地方,人们在这裡也许可以一起共同沉思、离网[8]。要紧的或许是,维护并创造公共与集体的空间,人们在这裡也许可以一起尽情享乐,但在社会层面却保持漠视。如此一来,离网便成了一个集体事件,而完全不是人们所误认的逃避回私领域。

注释

[1] Ulrich Bröckling, Der Mensch als Akku, die Welt als Hamsterrad. Metaphern im Burnout-Diskurs, Merkur 67(5), 2013, pp. 400-411.

[2] Darl G. Kolb, Arran Caza & Parl D. Collins, States of Connectivity: New Ques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Organization Studies 33(2), 2012, pp. 267-273.

[3] Urs Stäheli, Entnetzt Euch!‹ Praktiken und Ästhetiken der Anschlusslosigkeit, Mittelweg 36(4), 2013, pp. 3-28.

[4] Aoife Brennan, Jasdeep S. Chugh & Thresa Kline, Traditional versus Open Office Design: A Longitudinal Field Stud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4(3), 2002, pp. 279-299.

[5] Georg Simmel, 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 Georg Simmel Gesamtausgabe, vol. 7, Frankfurt am Main 1995(1903), pp. 116-131.

[6] Fran Tonkiss,The Ethics of Indifference: Community and Solitude in the 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3),2003,页297-311。

[7] Gabriel Tarde,Gesetze der Nachahmung,Frankfurt am Main 2003(1890),页416。

[8] Timothy Morton,›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as an Ambient Poem,收于James McKusick所编:Green Writing: Romanticism and Ecology,New York 2001,http://www.rc.umd.edu/praxis/ecology/morton/morton.html(2013.08.08存取)。

关于作者

史迭立(Urs Stäheli),为社会学与社会理论学家,目前任教于汉堡大学。

关于译者

胡育祥,社会学出身,鑽研社会系统理论,旁及媒介研究,曾领取教育部公费留学于欧陆。译有《大众媒体的实在》,近来译文多聚焦于艺术与媒介。

文章转载自https://www.digiarts.org.tw/DigiArts/DataBasePage/4_131299168546003/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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