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即抵抗”！（公鸡是法国的象征，这幅作品来自于一位退役的法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Cedric Soulette，现为雕塑艺术家）
今天本来想写个严肃话题的，吃完晚饭翻手机，给朋友圈一个话题给逗乐了好一会儿，情绪完全给套了进去，差点儿没出得来。话说意大利一位朋友说起丘吉尔当年的一句话：德国每五十年就得炸一次；我点评到：那德国的朋友们看到不是要炸锅了。然后果真我转发到朋友圈两分钟不到，一个德国的哥们儿马上就跳出来了：“还真不知道这句话，丘吉尔这是说大话，当初英国要是和德国单挑，英国早就给炸平了！”好好的历史事件，玩着玩着感觉就变成了邻居家孩子打架，有挑衅的，家长们护短的，然后还有看热闹的......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哪个角色都不能少。说死亡，肯定离不开生老病死。都被禁在家里了，外面还有个病毒天天儿地在那刮妖风，弄出很多的动静；噼里啪啦的，感觉马上就要破门而入，给人们亮出生死牌。所以，如今的每个人多多少少地会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想起一些平时可能不会想到的，不太会想到的，或不会想的太深入的话题。比如说生病，老去，比如说死亡，等等。“死亡，是件太正常的事情了；如果它不存在，那才是可怕呢......”
想写这个话题是在看一个记录片的时候起来的念头。记录片是关于法国上世纪著名作家让·吉奥诺(Jean Giono）的一个个人传记，里面有很多他的访谈。他的话题经常涉及到岁月和死亡，一如他的著作，一如法国的很多作家和哲学家，也一如绝大多数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和主题。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作家曾经被称为“不出门儿的旅行者”，简直太应时下之情形了（下次另找机会机会慢慢说）。国内对这位作家的信息好像很少（不知有没作品翻译过去），我也是来到法国几年后才知道他的，一开始是在看老电影的时候发现的，后来找了两本书来看，但当时对法语还没有太多的感觉，没有完全读的进去，就搁一边儿了。十几年来又是各种瞎忙，完全忘了这位爷爷。加之法国可读可看的东西太多，很容易就会忽略之前的“在意”。如今重拾起来，又多了更多的含义，也不后悔。简直跟捡了宝贝似的，全都回来了，各种幸福加喜悦，一言难尽。死亡与生命，是吉奥诺文学作品中一直探讨的问题。这是一个荷马史诗的狂热阅读者和追随者，他的小说“愿我的喜悦犹在”（Que ma joie demeure）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之观点，影响了法国二十世纪下半页的文学和电影。对于他来说，如果“死亡”真的只是一种打破和终极的话，那么善于保持平衡的大自然总在周而复始的春去秋来，优胜劣汰的反反复复中消耗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死亡只不过是一个段落一个过客而已；它是一种转换的力量，犹如海浪，忽高忽低，潮起潮落。而在世俗生活里，追求灵魂的永生更像是逗弄孩子们的小丑，做着各种鬼脸。在阳光之下散落的只不过是凡夫俗子的肉身而已。物质，才是那个永生的链条；变换，则组成了生命之轮。这种轮回，是奇遇和探险的英雄们所挥洒的无数道飞扬在荣耀之路上的光芒与灿烂。将死亡整合到生命周期里，是欧洲现代人文里的主要生命价值观。“去恐慌”的死亡观，所代替的是个体的体验，肉身的幸福感；唯物主义的中心论所呈现的“悲观的喜悦”，看似矛盾，但或许更接近人性。与中国哲学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咋一看，都有大悲大彻和命运等自然属性，但目标和依据则是南辕北辙的。中国人讲究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为的是集体和国家，是道义或仁义；说到底都是本我之外的东西；而西方自尼采等人之后，强调的是本体论体验，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和现世价值观。让社会的作场更接近人性，或许可以使人向善，趋于和谐，避讳因违背人性而产生的各种“恶”。可惜，当代西方在这种生命价值观的认知上也开始逐渐倒退，只是这种退回的方向即不是趋于为国家民族也不是为宗教仁义，而是一种狭隘的思维和意识。正如蒙田曾经说过的：“你不是病死的，你是活死的！”（Tu ne meurs pas de ce que tu es malade, tu meurs de ce que tu es vivant）这句话简直经典到可以精确地概括当代大部分人的生活理念和生存状态。是的，病毒来了，我们要预防，要保护，要治疗，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和时光就此只剩下了“口罩和药物”，那这就简直太滑稽和荒唐了。其实，这种情形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像机器一样地在自己的生物钟里铆足了各种发条：准时准点地吃饭睡觉，去健身房，吃各种难吃的蔬菜或补药，搜寻稀有动物补虚，为一丝出现在面颊的皱纹惊慌失措。健康，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取代了所有的属于人的自由和快乐。伏尔泰早在十八世纪就嘲笑过人类的这种可笑的幼稚行为：“我决定了要幸福，因为它更有益于健康”。伏尔泰想说的是，幸福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健康只不过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如果健康成为目的，那与买椟还珠又有何区别？我不想再次举证以前一个故事里的两个被医生放错了诊断书的病人，其中一个没有癌症但以为自己得了癌症的人最后是怎么病入膏肓的。我也不想再花笔墨去描述，去重复现在有多少人每天在不辞辛劳地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提供佐证和编写恐怖新闻；我无法去深究这些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是一种什么逻辑，是一种什么目的，能够让他们如此地乐死不疲。以至于乱了方寸，坏了吃相。
十四世纪的一场瘟疫杀死了一半的欧洲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亚洲和香港流感造成了100万人的死亡；而以法国为例，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达到15万，因各种疾病和自然死亡的人数为60万，但现在因冠状病毒死了2万人，所有人就得被禁足，被剥夺自由？这首先在逻辑上就讲不通（其他国家情况相同，并且有过之无不及。）为什么我们要为一个死亡平均年龄为81岁的冠状病毒而专门哀悼和立碑，停止一切？这个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动，“为了别人的健康呆在家里！”搞得好像多关心别人的健康似的！这世界每天有多少人在为各种疾病而煎熬和死去，多少人因为战争和灾难而死亡，人们平时关心了吗？现在突然说，要照顾更多的人，挽救更多的生命，但我们在挽救65岁以上人群生命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我们因禁闭所欠下的债务将有由我们的孩子们来偿还？我们在拼命消费，盲目生产的时候可曾想过给地球带来的负担？我们将留给后代的全球变暖之后的生态？谁为他们被剥夺的幸福买单？“健康正确”跟“政治正确”一样，唱的是同一个曲调，人类真的变得越来越虚伪！让·吉奥诺(Jean Giono）的著作 '拒绝服从'，1934年。
而且这种流行病以后每年可能都会复发，难道我们每年都将关闭三个月还是五个月，让世界停止运转，人们停止一切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雀跃吗？如果结果是这样，这不得不说是无比遗憾和悲哀的事情。人们被“软禁”了还要感恩戴德地唱赞歌，如果这就是未来主义的逻辑，那么“选择怎么死”在今天或许将变得无比的珍贵！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让·吉奥特，后来在三十年代出版过一本文集，题名“拒绝服从”。他在书中写道：我发现已经再也没有人去尊重人类的本性了。在所有的方面，我们仅仅谈论命令，义务和强制性的服务。我们总在重复这些令人恶心的老话儿，为天下人为后代，我们要牺牲自己。我们说这些的时候甚至是很认真的；可是根据后来的经验，我们知道了这些永远都不是事实。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命运，我们要警惕起草这些口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有太多的新和平主义的服从者，他们遵循着伟大的潮流，飘扬的旗帜和弥漫的烟雾，走在通往战斗的道路上；我决定拒绝追随他们，我拒绝服从。”
“永恒是件多可怕的事情，想想我们都不得不变成那样会是个什么情形？”
吉奥特在那个时代所拒绝服从的是违背自己生命选择权的命令，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真正的拿生命去赌博的战场，而不是一个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病毒。我相信，如果在今天，他一定也会选择作为人的基本的幸福选择权。既然我们没法选择生，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活，和怎么死。以前，道德和政治取代了一切，今天“健康”又占据了我们的最高价值观。人类总是自动地将自己放置在被奴役的位置，所以，前两天当有人跟我讨论，说你觉得这次的病毒是否会改变世界时，我的回答是，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人类很固执。世界还会照着原来的规则和样子来，人类不会马上对道德和形而上的问题发出实质性的拷问，因为与人类漫天遍野的巨大的普世价值和豪壮的理想主义来说，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幸福，就是那些微小的，普通的，我们不怎么注意的到一些东西。”
我在家”！（此表达模式自从2015年法国“查理报”恐怖袭击之后并一直被采用，用以抗击一切对人类造成威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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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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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bientô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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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宇红，法国亚洲艺术家联合会UAAF创始人。旅法华裔作家、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资深媒体人，全法记者协会会员，法国独立民主联盟UDI成员以及国际女性运动的倡导者。组织策划过数十场国际大中型艺术展览、拍卖会等项目，撰写出版有长中短篇小说《请不要去教堂寻找上帝》、《乘着空空的帆船去流浪》、《夜眼》、《自杀者》等；音乐剧剧本《石头的家书》，艺术评论《将艺术镶嵌在生命的总背景之中》、《当代艺术的峰回路转》、《基弗：废墟神话的缔造者》，《马塞尔杜尚奖及其文化反思》以及世界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三十余篇访谈传记等等。作品及言论见诸于国际各种专业文学艺术杂志、网站及媒体诸如雅昌艺术、凤凰艺术、凤凰卫视、画刊、RFI（法广）、TV5（法国电视五台）、芙蓉、人民网、新华日报等等，文字除中文之外，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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