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学在明代一定历史时期以内为作养将材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特别是在明初武举未兴、武臣子弟有待教养的情况下，更是作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它兴于国家的需要，行于统治者设定的轨道之下。
其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因此受到统治者惯用的控制人们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制约和束缚，以及受到时人重文轻武意识形态的影响，武学的发展前程是受到限制的，它真正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在它存在的范围、发展的程度及存在的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并最终走向衰亡。
武学的衰落
明代武学主要有京卫武学和地方武学之分，而对武生进行教养的国子学、屯学只是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而己，并未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武学的衰落也当有京卫与地方之分。
对此，刘景纯在《明代九边史地研究》中认为：“武学设立以后，由于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实际运行的情况可能并不好。但在正统六年开设京卫武学，又于正统八年设南京京。
卫武学以后，武学虽然还有一些反复，但在两京城中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明朝灭亡。”由此可见，京卫武学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武学教育中心，当是受到统治者重视的，因此得以一直延续到明亡。
而广泛设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武学就没有京卫武学同等的待遇了，从刘景纯在文中的论述可知，武学在地方上的发展未见有系统的政策规定，地方武学多是一些零星的设置，而以九边地区为例：“九边地区地方武学，就级别而言，有都司武学，有卫武学，有所武学；有府武学、县武学；同时还有以“武书院”相称的武学。表现形式多样，地方分布上又零零碎碎，不成系统。
因此，这样的情况，总体上反映了明代地方武学建置的非政策性特征；这样的情况，同时又是地方武学政策的不明晰、不统一，以及武学在实际运行中时断时续，并且与滋生诸多弊端有关；也是文武统一思想、教授武臣武官子弟思想和边地武职人才需要等诸多矛盾斗争的体现。
由此可见，没有制定明确、统一的政策性规制，地方武学本身时断时续的存在现状，以及武学教育指导思想与现实人才之间需要的矛盾等方面最终导致了地方武学没有如京卫武学一般伴随明王朝左右，而是有地区性、时间性、规模性差异的存在于全国各地，并因时因地不同程度的逐渐走向衰落。
方武学的衰落，除了国家层面制度性政策的缺失、武学输出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以外，武学内部本身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明代武学时断时续，其中滋生了一系列的弊端，到明后期武学已存在着缺乏教养、冒籍、分卷不当、袭替不当、比射不严、覆试不严、不重将材七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滋生则进一步导致了武学的衰落。
其一，武生缺乏教养导致武学逐渐走向衰落，而武学废置又使武生凋零、无处教养，武学内学规废弛、教官多缺额、生员亦减少，到孝宗时原有六百人，现今只有二百余人，减少了近两倍生员。
对此，赵冬梅在《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也有类似阐述：公元1448年，怀来等卫的五处儒学停办。巡按御史王琳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说：这五处儒学靠近边境，武生的父亲每年要出哨、赴操、修城、烧荒、采备薪草、接送外夷，从早忙到晚，自顾不暇。因此，武生缺少人供给接送，衣食艰难。
一旦边境有警报，又要从武生中选任操练。现在的情况是，学校里只有寥寥几个人，教官常常闲着，白白耗费国家的钱粮。请停办这五处武学。”由此可见，边境儒学内部武生及其父辈的生存现状导致儒学的存在难以为继，致使人员逐步减少，直至最终撤销学校的存在为止。同时，武学的衰落还在于武官及武生本身，主要是武学教官不专其训，武学生不专其业。
而武官子弟又是武学的主要生源，对此，赵冬梅在《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中道：“因为世袭，武官子弟无需付出多大的努力便可当官，他们生长膏粱，从小吃穿不愁，前途又有保障，缺乏学习的动力。”
武官子弟的出身背景和生长环境进一步导致入学生员素养得不到提高，入学三五年尚不能讲解武经七书等教材，还有多年不肯肄业者，这也是武学衰落的原因之一。
此外，武生素养不高还有武生出身不好之故，除了武官子弟，军士也是武学的生源之一，而关于军士，白钢在有论述：“明代军士另立户籍，称军籍。军士来源有“从征”、“归附”、“谪发”以及“垛集”，垛集指明建国后按一定比例从民户中征取的比例，是军队的主要成份。由于军士地位低下，所以逃匿严重。”由此可见，军士中的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之人其本身是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的，因此，他们本身的素养就是有限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武学生的整体素养。
而关于武学生素养集体不高的问题，王凯旋在《明代科举制度研宄》中论述明代武学的特点时认为：明代武学生源来源较为单一，多为官宦子弟或隶属军籍之子弟，因此其个人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就比较低下。
而对此，明代历任皇帝都没有采取过从武学生源上去着手解决生员素质不高的措施，因此，就不能从根源上阻止武学的衰落，并致使武学逐渐被废置。而与此同时，武学的废置，又导致天下将官子弟无处教养，使得将材无处可求。随着明王朝的覆灭，武学也逐渐衰落。
朱大周冒为京卫武生，最后交结到钱宁门下，与朝廷多位官员有交结，最后被以朋党乱政之律斩首，这一现象的存在对武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武学冒籍并不只是朱大周一例，武学开设以后，优免太多，青衿冒滥，使得武学内部生员复杂、进图众多，这破坏了武学学规，对武学的发展是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的。
其三，武学中还存在武生久未任用导致贤否不分的情况和尚文导致武教废弛的现象，正是由于武生久未选用，贤否不分，所以前文武学七款当中才有慎比射、严复试的要求，可见，武学中武生壅滞不得用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这打击了武生的积极性，加速了武学的衰败。
同时，在地方府州县学校都设有武场及相关设施，但是受重文轻武社会意识的影响，士子只尚科目不重武事，这进一步影响了武举生源，使武学逐渐不兴并走向衰落。
武生纳监一事被不思进取辈武官子弟视为捷径，同时也是异省生儒冒籍之途，这进一步败坏了武学的相关规制，导致武生成员素质低下、成分复杂的情况日趋加重，使得武学的延续更加难以为继。
本节笔者主要论述了边地武学中存在的武生素质低下、武生壅滞、武生纳监等导致武学进一步走向衰落的情况。关于边地武学的存在和发展，刘景纯认为地方武学教育总是在一种夹缝中存在并运行着，其发展往往与地方官的意识和重视程度有密切关系。
不过对于九边地区而言，因是军事防御区，又驻扎有大量的军事卫所官军，总体上还是要好一些。笔者认为，在边防事务如此重要又熟稔的边地，武学的存在和发展还如此难以为继，那么，在边防需要不大的腹地，地方武学的发展和存在将是怎样的萧条景象。由于笔者所掌握相关资料及本身能力有限之故，本节所论的武学的衰落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明初，统治者通过武官世袭及其他选将方式来笼络武将功臣，并通过各级武学来培养武官子弟，以达到有将材可用的目的。后来随着世袭制度的腐烂，以及边防、起义等内忧外患的现实需要，武举得以兴起，并逐渐发展。
后来，随着武官进途的增加、武科的壅滞、统治者的忽视、武举本身的腐烂等情况的出现，武举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是众多的，下面笔者将试论武举制度衰落的相关情况。
武职多途进用
有明一代，其选将方式是多样的，并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单独存在于任何一个时期，只是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现实需求其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主要的方式有四种，《明史》载：“其途有四，曰世职，曰武举，曰行伍，曰纳级。”因前文对武举已有论述，所以此处主要讨论武举以外的其他武职进途。
世袭明初，朱元璋率领众人以白手起家，建立了大明王朝，因此跟随他出生入死的那批文官武将皆成为有功之臣，这批人占领了明王朝高中下各级统治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后代该何去何从。
这是明王朝统治稳定以后朱元璋及这些统治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些统治阶级己经获得的既得利益肯定希望能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而最高统治者刚建立政权，需要笼络这批功臣让他们支持政权，因此两相结合，明初文武官员主要以世袭为主，特别是武官成员，没有文科举那么完备发达的取士方式，只能以世袭为主。
而谢建平在《明代武举与社会》中也详细论述了武官世袭制度的弊端，认为这是武举产生的原因之一。太祖时，为了防止军功袭职子弟因享受父祖辈功绩而变得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故令其参加比试，根据比试结果准许袭职或者给予惩罚，明朝是太祖朱元璋打下的江山，大多开国皇帝都是文武兼修的杰出人才，朱元璋也不例外，在他征战的过程中，他自是知道军队作战力的重要性。
因此，在明初对武臣应袭子弟的比试要求极其严格，落实也比较到位，因此武职没有出现冗滥现象，其质量也相对较高，选取了一批有真才实干的将领。但是，到永乐时，武职世袭子弟素养日趋下降，人员逐渐增多，比试规制逐渐腐烂，太宗朱棣以造反夺取皇权，因此他为了笼络人心、控制舆论、争取各阶层对政权的支持，故为靖难功臣大开方便之门，这使得武臣世袭制进一步走向没落。
太宗以后，武臣世袭制更是日趋腐烂不堪。从宣德到天启年间，武官世袭子弟日趋不如往日，从逐渐百无一用到寻人代替考、纳贿权贵，到最后更是出入乘轿，完全丧失了作为武官子弟该有的风气，使文不成文武不成武，其腐烂无能的趋势是日趋严重，直至要完全丧失其存在价值的程度。
但是，综上所述，可见明朝至始至终都存在武臣世袭之制，不管其存在的作用大小，都并未废除，只是在不同时期，其占取材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当然，明前期是其存在价值比较大的一个历史阶段，后期随着自身的腐烂日趋走向没落。总而言之，世袭制由始至终是明王朝择取武官的途径之二。
行伍
行伍，是我国古代兵制，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行，行伍出身即是当兵出身之意。在明代，行伍是将材的四大进途之一，将官起自行伍，多出现在建功立业之时，即开国之初选将方式没有定制，众多平民百姓因时势入伍从军，并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经过磨砺成为一代名将或功臣，从而光宗耀祖、流芳百世。
明代如常遇春、徐达、傅友德等开国名将均是参加起义入伍，最后拔自于行伍之间，成为一代名将。幵国初出身行伍的将材皆是通过亲身上阵作战获取的军功名禄，在和平年代，对于行伍之中的优秀人才则采取考察的方式来提拔，与明初的世袭、荐举等途一起共同为朝廷选拔人才。
到隆庆时，在天下军民中举荐力大武艺不凡者充为武生，在开科之年随武举入场考试，以待选拔和任用，或者他用。于天下军民之中选取优秀者充武生，居然是武举考生的来源之一，可见武举中成分复杂。
而对能力举五百斤的特殊人士，则留京任教，如果三年以后有成效则根据功劳大小给予升职。到明末，由于当时时势的需要，于行伍中选拔的将官，与武举一体优待，给予路费，一起送到京城以待任用。
综上所述，可见行伍也是明代将材的一种进途之一，而行伍之中的优秀者，只有通过地方官员举荐方有进途。地方官员把所荐之人的相关情况备录在案，送九卿科道，便于他们平时进行考察，一遇到推用就各自举荐自己知道的人才，以备本兵衙门选择任用。
最后被任用的人如果建功立业，将对当初举荐此人的官员给予优叙。明廷希望通过连坐方式实现官员对行伍中优秀将材的提拔，并通过安排好这些被选拔将材的衣食住行及其家室来稳定军心，其出身行伍者则以待立功升赏，希望以此笼络天下勇士聚于京师。
从其行文规定来看，统治者及统治阶级的构想是好的，希望通过对举主进行行伍中将材的保举、举荐是存在不堪、不当情况的。由此可见，上述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及构想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效果，并且这些被荐举于行伍之中的将材往往名不副实，被举荐以后难当重任，这宣告统治者的意愿不仅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效果，反而大多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可知统治者选取将材的宗旨为“所需将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备，多储养而慎用之。”因此，从行伍之中荐举也是举用者多，任用者少，这一进用之途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武官冗滥的局面，使有限的武职职缺又增加了一批竞争者。
连坐的方式来保证举荐的公正性，并通过奖励军功的方式来提高被举荐者的积极性。但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际网络错综复杂，他们忽略了这一构想在现实中推行的不规则性，以及这些举荐官员对利益的趋向性，所以这些笼络条件并不能保证举荐的公平性，反而给了这群利益群体利用职权之便谋取自身利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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