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19岁，现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6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去中学》。19岁出版英文长篇小说 Salvation（《救赎》）。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
今年三月，正值学校春假，我逃离还被初春的阴冷和薄雾笼罩着的旧金山，来到了迈阿密，这座已然沉浸在盛夏阳光和海风中的城市。与单纯的度假不同，我此行的目的并不在于享受沙滩和美酒，而是参加一年一度的电子音乐节Ultra Music Festival（简称UMF）。
尽管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子音乐节，但我还是被UMF的巨大规模所震撼了。夜幕降临，公园中大小舞台上的LED灯和镭射光线照亮了一片天空，台上来自各国的知名DJ交替表演，台下来自各国的人们也随着音乐摇摆，相互亲吻拥抱；健壮的小伙让女伴骑在肩上俯视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齐心协力把坐在轮椅上的人举过头顶。那一夜，仿佛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电子音乐而存在，仿佛这座城市中的人们都为了电子音乐而疯狂。
事实上UMF每年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电子音乐节，迈阿密只是其中一站，除此之外还有西班牙、智利、韩国、日本。每场音乐节都会吸引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音乐爱好者，不仅带来文化交流，还直接刺激经济增长。以迈阿密为例，每年UMF期间酒店、餐饮、交通需求旺盛，当地物价上涨，其经济效益甚至扩散到同处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我和同学这次参加完音乐节就顺便去奥兰多玩了两天，看看迪士尼公园和环球影城，当然也去沙滩嗨了一把。
电子音乐节在美国的盛况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电子音乐作为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已经在欧美市场占据了相当显著的份额。这种显著并不是体现在电子音乐代替了传统的流行音乐、嘻哈音乐或摇滚乐，而是体现在电子音乐与传统音乐的结合上。近些年在Billboard音乐榜单上，有越来越多的电子音乐歌曲上榜，这些歌曲并不是“纯粹的”电子音乐，而是电音和流行以及各种不同元素嫁接而成的崭新的歌曲表达形式。电子音乐的主流化，一方面得益于其制作过程，电子音乐可塑、多变的特性促使传统音乐制作人在创作过程中吸纳电音元素，从而丰富了音乐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市场，电子音乐制作人也更多的和传统流行、嘻哈音乐歌手合作，从而让电子音乐不再拘泥于酒吧和夜店的“地下”舞台，以音乐节这样更加公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相比之下，无论是电子音乐本身还是其衍生物电子音乐节，在中国都显得无人问津。归根到底，是因为电子音乐产业在中国的低靡，电子音乐从未在中国真正形成产业。
一方面，放眼国内的音乐榜单，占据大多席位的各路大陆、港台歌手，虽然大多是所谓的“新兴歌手”，但他们的歌曲却和十年前的流行歌曲相差不大，从中很容易发现，这十年甚至二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风格以及走向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国外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已经相当完善的电子音乐节体系（比如UMF，最早于1990年举办，已有26年历史）一直无法在国内落地，大部分国人对于电子音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酒吧、夜店的基础之上，甚至认为那是“土嗨”，是上不了台面的。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中国电子音乐产业无人去做，所有制作人都拥挤在一口名为“传统音乐”的井里夸夸其谈他们的理论；同时电子音乐也无人欣赏，所有的消费者们都拥挤在这口井边，喝着井里快要干枯的水。
当荷兰、法国、比利时、美国等电子音乐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在孜孜不倦地延伸人类音乐发展的边境线时，中国无论是对音乐的创新力还是欣赏力，都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平。这种创新力和欣赏力的止步在文学、绘画，以及其他艺术方面也暴露无遗。
我们近些年一直在谈论中国科技上缺乏创新，但中国艺术以及文化产业上所缺乏的创新力却一直被悄声忽略。当我们终于在科技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一些人开始大肆吹鼓时，艺术和文化上的落后依然被搁置一旁。这不禁让我怀疑，是否有些差距是经济增长无法弥补的，是否我们从未在精神上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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