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无问题意识便进不了学术研究之门。然而应如何坚持正确的问题意识？学者对“问题意识”有哪些真知灼见？记者近日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隋然、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志远，他们结合自身的研究体会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问题意识”？在研究中应该如何发现问题？
隋然：“问题意识”促使人们对未知事物进行探索，对已知事物求真求实。问题意识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学术层面的，另一种是社会生活和管理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能飘在天上，必须关注现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这是对社会的关怀，是有益的。但是，有些人并不具备发现真正问题的思维水平，更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赶时髦，追时尚，人云亦云，乱找问题，乱提问题，把“问题意识”理解成挑毛病、找缺点，无限扩大问题的负面，结果是满眼问题、一团漆黑。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性问题，并不存在直接立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是通过解决其他问题可以间接且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此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当然也会自然消除一些不适应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曾经存在过的问题。
方志远：没有“问题意识”不可能做出学术研究的成果。就史学研究而言，产生“问题”的内功来源于自然地、不带功利地大量阅读史料，大量接触史实，当内功练得好，基本理论研究得好的时候，才有可能打破学科界限，将所有知识和方法都为你所用。所以，应不带任何成见、任何预设，而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去大量阅读、接触原始材料，在欣赏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在培育情怀的过程中超越问题。当急功近利的“务实”冲动使我们“只顾拉车”时，适当的“务虚”可以使我们冷静下来，这样，回过头来反观当初的问题时，可能认识会更加深刻。还应看到，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具有解决的价值或当前必须解决的必要，并非所有的“空白”都要花大力气去填补。从“原典”、原始资料中发现问题，从实践中感受问题，这样得到的问题才具有持续性和永恒性，而不至于是伪问题和假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应如何坚持正确的问题意识？在方法上有什么建议？
隋然：真正在科学意义上发现问题，仅凭从实践总结经验的模式是不行的，还需要具有一种抽象思维的“发现模式”。“问题意识”的实质是“理论意识”，经验可以成为理论的一部分，但经验不等于理论。“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意识”相辅相成，但形成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并配之以什么样的“方法论意识”，却差别巨大。“问题意识”最终是要发现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填补自然认识论原则上不能填补的空白。这就涉及演绎模式和归纳模式。演绎模式以一般原则为目标，具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从事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归纳模式以局部语境为依托，倾向于对特殊类别的现象进行分析。我认为，与“问题意识”相匹配的演绎模式的“方法论意识”对于当下国内科学研究的意义重大。
方志远：关于方法的问题有两点建议。第一是搞研究应当具有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关心民众的生老病死，关心社会治乱，以民众的生存状态为根本着眼点，问题意识也应从这种人文关怀中产生。第二是要用好基本材料。有的学者认为基本材料没新意，总想用新材料、稀缺材料，这样做在某一两个问题上可以出奇制胜，但实际上很危险，容易得出不符合实际和常理的结论。用稀缺材料是以用常见材料为基础的，如果不读常见材料，那么常见材料就成了稀缺材料。所以应以平常心去思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研究中是否应合理树立“问题意识”？
方志远：合理树立“问题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人文社科研究论著不可谓不多，但是量的积累却没有质的提高，难出“大制作”。这一方面与不科学的学科评价制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自身急功近利、缺乏人文情怀有关。学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注当前研究对象，不断提出问题，启发思维，在自身专业领域做到极致。而第二个层面则是更高的“问题意识”，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去研究，这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这样理解问题意识，学者的胸怀可能更宽广，更容易产生具有思想性和前沿性的成果。
隋然：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问题意识”，当然也就做不了真正的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可以独立于别人的印象和感觉对研究对象进行真理性的分析，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要考虑人类主体的主观态度，并将社会事实与社会意义相结合。适当淡化对问题意识的追求，并非是抛弃“问题意识”，而是对“问题意识”的调整。归根结底，并非什么人都具有“问题意识”所要求的认识高度和水平，更不是什么人都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妄称“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能是自我欣赏、自欺欺人罢了，各人应各自发挥所长，踏踏实实做事，脱离幼稚和浮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