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豇豆种植所带来的一个前提性的重大作用，是使村民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成为中农。一般而言，我们把“主要从农村和农业中获取收益、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家庭生活完整的中青年农民”称为“中坚农民”。而在其他地区，“中坚农民”是以从进城农民那里流转土地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为前提而形成的。如果不流转土地，那些无法或不愿进城的中青年农民，是不能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的。然而在L镇农村，农民种植一亩豇豆，就能获取纯利润8000-10000元。虽然当地人均土地并不多，包括旱地和水田在内只有1.1亩左右，但是村民每年人均收入也能达到13000元。正因为如此，村庄里不乏20多岁也在务农的年轻人。

村民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就能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一点，与当地土地的细碎状态，共同阻碍了土地流转和集中连片的规模种植。具体而言，农民在选择是否流转土地时，会将流转土地可能获得的租金收入与务工收入、自种土地的收入进行比较。J村村民就说，“每月给2000元租金也不愿流转，不如自己去种”，除非长期去外面打工，才愿意流转土地。况且土地位于城郊，村民对土地利益的预期也会限制流转。而将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则存在风险，J村支书已经认识到：“老板过来，种不好就逃跑了，老百姓就死定了。农业是最危险的。”地权的细碎分散，提升了地权集中的谈判成本。比如J村副主任就有分布在14个不同位置的细碎承包地。而人均土地面积的狭小，也限制了集中地权后的土地使用途径。而对于大户企业来说，豇豆属于大众菜，利润空间有限，相比于水果而言附加值更低、改良空间小，无法对接高端超市和高端客户，也无法延伸覆盖更多环节——一般而言，越接近全产业链覆盖，企业就越可能通过实现内部成本控制而赚得更多利润——故而大户龙头企业也不愿意轻易进入豇豆种植领域。因此，L镇完全不存在流转土地后进行规模化种植的现象。

豇豆种植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生产大量中农的特点，也提升了当地村民对于劳动力价格的预期，强化了豇豆种植的家庭劳动力密集性特征。在摘豇豆尚不能机械化的当下，豇豆种植只有依靠密集的劳动力投入。而对于已经成为中农的村民而言，“工价如果没有1天200元，根本不会答应干活”。不仅是务工收入，务农收入本身也成为农户估算劳动力价格的“影子价格”。昂贵的劳动力成本，使豇豆种植的劳动力使用范围缩限为家庭劳动力，农户很少雇工。因此，中农提升了雇工成本，强化了自雇的中农形象，将家庭成员吸附到豇豆的种植过程中。而家庭劳动力的耕种能力，又决定了中农种植豇豆的最适面积。换言之，中农不仅不愿流转出土地，在完全自雇的情况下也不能流转入太多土地。

总而言之，豇豆种植的亩产值，生产了大量不流转土地的自耕中农，锁定了豇豆种植的自雇形态和土地细碎形态，进而锁定了豇豆种植的规模。

合浦县L镇XJ村村民在为经纪人打捆豇豆（笔者摄影）

二

豇豆种植在L镇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农民个人种植能力所能承受的种植面积，超过了人均土地面积。据介绍，在J村，种植豇豆面积最多的农户共种了7-8亩豇豆，夫妻共种则至多能种3-4亩。而大部分中年妇女种植豇豆所能承受的规模边界是2亩。这意味着豇豆种植又在村庄中生产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比如某农户家有5口人，其中2人就能将全家承包地上的豇豆种完，因此剩下3人都外出务工。又比如1974年出生的女性村民陈SL，她一人就种了玉米4亩、花生2亩、豇豆2亩、青枣6分、辣椒1亩。她一年务农的纯收入可达 5-6万，多的时候则有7-8万。这些农户一般5点做早餐，6点就开始下地干活，一直干到中午1点回家。由于天热口渴，一个农民一上午就要喝4瓶矿泉水。下午他们从4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6点才回家吃晚饭。这样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他们根本“没时间打牌、聊天”，不过也“不觉得辛苦”，因为“习惯就好”。

那么，究竟安排哪些家庭成员成为剩余劳动力，就属于家计模式的策略选择问题。

一般而言，子代在40岁以下的农户家庭，选择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即中老年父代留村务农，年轻子代务工。

L镇属于合浦县的城关镇，距离北海市区40公里，村民开摩托车20-30分钟就可到达北海市区。当地人在高中毕业之后、结婚成家之前，很多都到县城或广东省打工。结婚成家之后，他们不再到省外打工，因此村内留守儿童不多，只有不到10人。婚后的年轻男性多在县城附近或市区做偏重于体力劳动的建筑工等散工，这样的非正规就业每年除去雨天和农忙休工，可以持续10个月，一天可得200-300元，每月平均可挣7000-8000元。年轻女性则多进超市或工厂，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县城缺乏大工业，因此只有服务业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若是在城里饭店打工，或是开出租车，平均月收入能达到2500-4000元。他们多是早出晚归，因此平时孩子还是基本由爷爷奶奶照顾。

而子代年龄超过40岁以后，一些农户的家计模式就转入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状态，一般表现为女性在村务农、男性在县城或市区做建筑工或装修工。

经纪人在收购玉米（笔者摄影）

三

豇豆的采摘期，通常就是农忙期。L镇西北部的LX行政村有17个自然村，25个村小组，925户，4712人。全村耕地4000亩，人均只有0.9亩。村民一般每年种2季豇豆。第一季从春节前开始种，LX村共种2700亩，3月开始摘。第二季从6月开始种，LX村共种1900亩。小部分土地用于种植解决自家口粮的中稻，水稻只在阳历8-9月开始种一季。每一季豇豆的采摘期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豇豆会一茬接一茬陆续成熟。在豇豆采摘期，农民往往早上3-4点就下地采摘，摘到上午8-9点运往市场售卖。吃过午饭后，下午接着下地喷撒农药。

在采摘期，一些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也会回村帮忙摘豇豆，由务工者转化为暂时的务农者。此时，在外打工的年轻子代，会回村帮助60多岁的老年夫妇摘豇豆。每天到北海市区或合浦县城做装修工的中年丈夫，也会在这段时期选择休工，留村帮助妻子采摘豇豆。

在豇豆采摘期之后，便迎来豇豆购销期。豇豆种植对资本进入生产环节的强排斥，将对接市场的购销环节及其所产生的财富留给了村内少数成为经纪人的村民。豇豆的购销环节又细分为若干小环节，比如豇豆的包装、包扎、拉冰打碎、加工酸豆角等，这些环节又为在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非正规就业机会。几乎每个自然村，都会有一家农户做经纪人。他们在自家院前的水泥地面上，支起高大的铁棚。铁棚下停放的货运卡车上，堆放着从农户那里收购的一摞摞细细长长的豇豆。为经纪人绑豆角，每天可以挣200-300元，价格与在县城或市区打零工的收入一致。因此，一些在采摘期回村帮忙的家庭成员在完成采摘后，并不会立即返回县城或市区，而是参与到豇豆的购销环节当中。而一些至此一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务农者，此时也会加入购销环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行列。

在豇豆购销期结束后，基本只种植豇豆的农户在卖完豇豆之后，夫妻就会同时进入合浦县的劳动力市场打零工，早出晚归。而其他大部分农户的家计模式则基本回归到豇豆种植期的状态。务农者此时种植的不是豇豆，而是番石榴、花生或玉米，或者还承包了鱼塘，并养殖了母猪和鸡鸭。

四

豇豆生产对农村社会生态的嵌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橄榄型的村庄社会分层。村庄中的阶层分布呈现橄榄型。最有钱的阶层，要么是在南宁市或广东省开厂、一年才回村一次或三、四次的大老板，要么就是在村中收购豇豆、经营豇豆批发的经纪人。比如LB行政村有10多个经纪人，他们在豇豆购销期，每天都能收购几十万斤豇豆。他们将收购的豇豆销往海南或北方城市，年收入可达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而村中70-80%的村民，年收入在5-15万之间，收入基本可以供农户在村中建房；真正陷入贫困的农户极少。

由于宗族底色和地缘认同观念的影响，中等收入的村民与村庄中的少数富人之间并没有区隔感，“跟他们的关系很随便”。富人阶层常年不在村生活，但他们将自家院子的大门开着，为的是方便邻居去晒花生。邻居借用富人阶层的院子，也不会去破坏富人院子里的花草景观，使用完毕后还会主动帮院子的主人将院子打扫干净。拜祭“社皇”是当地强化地缘认同的一种仪式，一般常年在外的富人此时也会回村。若不回村，就自愿上交5元或10元让邻居代为拜祭。

第二，向内的村庄发展面向。不论村民有没有在县城买房，他们都一定会首先在村庄内建房，而买房并非刚性需求。豇豆较高的亩产值，限制了村民向外流动和发展的意愿。村民说“在本地挣钱就够用了，为什么还要去外面？这里的条件比外面还好”。而这种向内的村庄发展面向更多投射到男性身上，导致本地性别比的失衡。因为靠近广东，本地女性在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其中不少都嫁到了广东中山、江西、湖南甚至内蒙古。相比之下，20多岁的男性则很少去广东打工，他们更多是在合浦县城打零工，甚至就在村里种植豇豆、番石榴等经济作物，也能获得不低的经济收入。总之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正式工作，“赚了钱就回来喝喝玩玩，没钱了再去做工”。由于耗散多而积累少，容易满足于眼下的处境，在恋爱交往中又不善运用感情技巧，当地男性普遍晚婚，平均初婚年龄逼近30岁，同时还产生不少光棍。

五

豇豆产业在合浦县的发展，基本属于市场驱动的结果，来自政府的干预和扶持力度非常小。

合浦县农村种植豇豆的历史也不过7-8年。之前，当地很少有村民种植豇豆，农民也普遍较穷。后来有外地老板发现了豇豆的美味，于是协助农民将豇豆销往外地市场，挣了不少钱。其他村民看到种豇豆能赚钱，就纷纷效仿，最后通过卖豇豆致富，建起了楼房、买了小车。由于大量村民在公路边卖豇豆，存在安全隐患，经过村干部提案，镇政府才在2019年为村民建了一个不是很大的豇豆市场，算是为内生的市场发育提供了简单的基础服务，不过县领导对此也并不是太重视。

豇豆产业是在市场的驱动下，使当地农民致富。合浦县豇豆产业的事例表明，当地农民对于市场的嗅觉是最敏锐的。在对产业的选择方面，农民与商家的自发联动，其交易成本更低，而市场效果又要优于政府的行政指导。

当然，合浦县豇豆产业能在全国市场上保持一定的市场价格，最关键的一点是豇豆在北方种不了，使当地在豇豆种植上具有地域比较优势。

借合浦县豇豆产业的发展过程，还可以反思的一点，是资本下乡与土地制度创新的关系。资本下乡在如今变得更为理性了。不但是资本变得理性，银行也变得理性了。仅仅用土地经营权去银行抵押贷款，银行也不会轻易审核通过。而近年来，国家试图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无疑是为资本下乡做配套的。吊诡的是，在土地流转最为疯狂的时候，接应资本下乡的大量土地流转，正是在土地两权状态下流转出去的。而在资本、银行都变得理性，当地政府也不给行政压力的情况下，“三权分置”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合浦县豇豆产业没有走上集中规模连片和资本下乡经营的发展道路，也可以成为否证“三权分置”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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